袁文才、王佐早期占据井冈山劫富济贫，后来又在当地共产党组织的帮助下，双双下山，成为宁冈、遂川县农民自卫军首领。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疲惫之师走投无路之际，他们又打开山门，接纳革命军，成为红四军的高级指挥员。然而，这对曾让豪绅地主闻风丧胆的＂井冈双雄＂，没有倒在弹雨呼啸的战场，却倒在了自己人的枪口之下。 1929 年1月份，国民党五路军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1 月4日至7日，毛泽东在宁冈县柏路村主持召开会议，史称＂柏路会议＂。会议决定由彭德怀、王佐率部防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迫使敌军分兵回援，以解井冈山之围。除了军事上的部署外，会上还传达了中共＂六大＂会议精神，在传达到一半时，毛泽东突然宣布＂休会＂。原来，党的＂六大＂关于＂对土匪的关系＂，有这么一段话：＂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以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 。＂这个决议明显对绿林出身的袁文才、王佐极为不利。当时，会中有王佐在场，袁文才率部担任警戒未参加会议。如果照实传达，肯定会引起王佐的警觉。于是，毛泽东在休会时召开了一个小范围的会议，征求大家的看法。有小部分人主张杀掉袁、王，毛泽东认为对＂土匪武装＂不加区别地一律采取＂严厉镇压＂和对其首领＂完全歼除＂的政策是不妥的，实际上是一种＂左＂倾政策。袁、王虽然出身绿林，但其部队在改编前就已经是党领导的农民自卫军，现在已是红三十二团，而不是什么＂土匪武装＂。而且，袁文才、王佐都已是党内同志，袁、王不能杀。 毛泽东的分析在情在理，与会人员听后，大部分同志都赞同，最后，决定不杀袁、王。但毛泽东深知井冈山地区的土、客籍矛盾长期存在，袁文才、王佐作为客家人，与龙超清、朱昌偕、王怀等土籍的永新县委及湘赣边界特委领导人之间矛盾很深，双方谁也不服谁，在打土豪、分田地、人事安排等问题上与＂土籍的党＂经常意见不合。有一次在会议上，袁文才竟然当众把县委书记龙超清的枪卸了，说：＂你管党的工作，要枪干什么！ ＂，使本来不很和谐的关系闹得更为微妙，并逐渐膨胀，最后形成公开的＂客籍的枪＂、＂土籍的党＂这种不正常的党内派别。毛泽东上山后，袁文才被毛泽东所折服，声称＂我就听毛委员一个人的＂，毛泽东也做了大量工作，土、客籍矛盾有所缓解。在＂柏路会议＂上，毛泽东担心自己同红军主力一旦离开井冈山，当地的土、客籍矛盾有可能激化，临时决定让袁文才任红四军参谋长，随军下山。然而，让毛泽东没有料到是，自己煞费苦心的决定，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反增误会。 袁文才 1月13日，袁文才随部队下山，历经千难万险，于2月下旬到达东固，与江西红二、四团胜利会师。这时，部队已得悉井冈山已失守，这让袁文才非常焦急，更担心好朋友王佐的安危，一心想打回去收复井冈山，但毛泽东、朱德认为井冈山既已失守，回援已没有必要，决定到闽赣边界开展游击活动。袁文才虽心有不甘，但也只得随行。也就在东固，中共＂六大＂关于土匪武装的决议被袁文才看到，这让他顿然领悟毛泽东带他下山的意图，以为是要借机除掉自己，他不敢相信结局，十分害怕这种结局，决定偷偷＂回家＂。 王佐 袁文才私自回到宁冈后，秘密地与王佐见了面，没有告诉王佐实情，只谎称是＂不服水土＂。他深知私自离队的错误严重，要王佐找宁冈县委书记何长工，先讨个保再说。 何长工得知袁文才私自归来，便向边界特委巡视员宛希先汇报。宛希先素与袁文才交谊很深，觉得袁文才这次私自离队，虽错误严重，但实有＂苦衷＂，而且考虑到正是用人之际，于是决定给袁文才一个＂党内警告＂处分，考虑王佐已任红军独立一团团长，就把袁文才调任宁冈县赤卫大队长。袁文才愉快地接受了处分，与王佐的独立团一起，配合默契，英勇奋战，先后收复了边界的部分失地。可是，由于井冈山的土、客籍矛盾历史上由来已久，加上毛泽东已不在井冈山，土、客籍双方最终还是走向了极端。 诱导矛盾升级的原因主要是宛希先被害事件。 在1929年春的一次战斗中，袁文才指挥一支赤卫队遭遇埋伏，几乎全军覆没，而龙家衡率领的妇女部等人，却侥幸逃出。事后，有人告发，战斗失利的原因是龙家衡告的密。龙家衡是永新县委负责人刘真的妻子，她出身富门，却反叛家庭，投身革命。但因出身不好，被人怀疑。于是，袁文才把龙家衡抓了起来，押送到宛希先处，听凭处理。宛希先也没仔细调查，就让交永新县委调查处理。途中，龙家衡因受冤与押送的战士争吵，结果在途中被打死。 永新县委负责人刘真把妻子之死归咎于宛希先，于是公报私仇，把宛希先杀了。袁文才素与宛希先关系亲密，对刘真他们不分青红皂白胡乱加害宛希先十分愤慨，大发雷霆，带兵要找县委＂讨说法＂，而边界特委委员朱昌楷、王怀等，也不甘示弱，处处袒护刘真，反结怨于袁文才，在给上级的文件把袁、王归类于＂土匪＂，并请求解决他俩。双方的矛盾顿时激化。 边界特委巡视员宛希先 1929年下半年，潘心源作为中共中央巡视员到湘赣边界巡视工作，这让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等十分高兴，因为毕竟党中央来人了，对袁、王这种目无党纪的＂土匪＂武装该动手了。朱昌偕等一路陪同潘心源巡视了永新、宁冈和彭德怀的红五军军部，1930年1月18日至21日，潘心源在遂川县于田召开联席会议。参会人员是由潘心源、朱昌偕等人指定的，当然没有通知袁文才、王佐。于田会议不仅作出了杀掉袁、王的决议，而且研究了策略，是一场有目的、有预谋的会议。袁、王的厄运不远了。 导致袁、王被杀的直接导火线是＂罗克绍事件＂。 罗克绍是宁冈、永新等五县＂联防＂总指挥。他有有一个30多人的兵工厂。袁文才、王佐一直很想抓住罗克绍，经过一个多月的侦查，终于在1930年初抓到了罗克绍，同时还抓住了罗克绍的28名枪工，并把他的兵工厂机器等一并搬到宁冈。袁、王为了拉拢罗克绍，还专门设宴款待了这些俘虏，其实就是要掌握他的兵工厂，为我所用。这本无可厚非，但袁、王未向县委或特委证明思想，从而引起事端。 罗克绍作为五县＂联防＂总指挥，是个活生生的反革命，被抓后不仅没有上报、处理，反倒被袁、王待为上宾，这让袁、王坐实了＂勾结罗克绍，扰害永新赤色政府＂的罪名。边界特委知道，袁、王两部加起来有800余人枪，倘若用武力对付，非但达不到目的，弄不好还会反受其害。于是制定的策略，一是调虎离山，将袁、王诱至永新县城下手，二是借助红五军的力量。恰在这期间，红五军停驻在安福、永新边界地方。 红五军长彭德怀 1930年2月22日，袁文才、王佐突然收到＂毛委员来信＂，说是要袁、王部队配合红五军攻占吉安，将队伍开到永新城听编。袁、王历来崇拜毛泽东，王佐虽有些怀疑，但袁文才一口认定＂不会有假＂，率兵前往，傍晚到达永新城。其时，永新、莲花、茶陵、酃县的地方武装也来了，俨然一片编队攻打吉安的氛围。 晚上，特委通知开会，袁、王皆按时出席。会议由中央巡视员潘心源主持。未料，潘心源在会上只字不提打吉安的事，却以整顿思想为由，不点明地指责袁、王＂受编不受调＂、＂勾结土豪，破坏苏维埃政府，扰害永新赤色政权。＂袁文才、王佐对此莫须有的责难，极为恼火，耐着性子一一辩驳。王佐是个烈性子，把手枪往桌上一拍，与潘心源对斥起来。会议弄得不欢而散。 会议虽然争辩得很激烈，但特委对袁、王及其部队仍然热情招待。当晚，特委还安排了采茶班子唱《刘海砍樵》。正当袁、王看戏的时候，潘心源秘密安排特委书记朱昌偕和王怀突然跑到红五军军部，向彭德怀报告了一个重要情况，＂袁文才、王佐要叛变！＂彭德怀听闻感觉万分震惊。袁文才、王佐，当时可算是红军的高级指挥员，此事非同小可！朱昌偕和王怀讲，在特委联席会议上，袁文才和王佐强迫会议改编地方武装，统归他们指挥，王佐手拿驳壳枪，有威胁之意。如果不同意，参加会议的同志就会被消灭，请求五军出动，挽救危局。面对如此突发事件，彭德怀是半信半疑。一方是部队高级指挥人员，一方是根据地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鉴于事态严重，彭德怀决定立即派第四纵队前往永新袁文才、王佐驻守地，原本是想先把人控制起来再说，但事情发展却不是这样。 23日，照例无事。得到彭德怀答应派兵消息的潘心源，还在晚上备了大量酒菜招待袁、王等人。但其他地方武装在铺子里买白布做带子的现象，引起了王佐的怀疑。王佐向袁文才讲这其中可能有问题，但袁文才仍然坚信无事。袁文才不知道，彭德怀派出的第四纵队，已于23日晚赶到永新，将袁、王及其部队驻地团团围住，每人手臂上扎白带子为记，并按新更换的口令，遇到没有白带子和对不上口令的即开枪。 24日拂晓，边界特委书记朱昌楷第一个闯进袁文才房间，袁文才尚不知何事，即被朱昌偕开枪打死在床上。负责解决王佐的永新县苏主席彭文祥正赶到王佐的住处，王佐已听见枪声，情势有变，即骑马往宁冈方向的东门外逃去。未料通往宁冈的东门浮桥已被拆掉，王佐等即涉水过河，水急河深，王佐等不会游泳，即淹死在东关潭里，几天后尸体才浮出水面。 就这样，袁文才、王佐这两位曾为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人物，倒在了＂左＂倾错的枪口之下。 袁王的冤死，极大地削弱了革命力量，不久井冈山失守。 当袁文才、王佐被杀的消息传到赣南时，转战途中的毛主席惋惜不已，顿足长叹：＂这两个人杀错了。＂毛主席对袁王念念不忘，开国大典时，邀请了他们的儿子袁耀烈与王寿生参加开国大典。1950年，出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任书记的陈正人，向毛主席汇报江西的工作情况时，毛主席再次提到了袁、王的事情，毛泽东则重复了当年的那一句话：＂杀袁王杀错了＂。1965年5月，毛泽东重访井冈山，专会见了他们的遗孀。亲切地称呼她们＂袁嫂子＂、＂王嫂子＂，并深情地对她俩说:＂你们的亲人，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是有功劳的，他们对中国的革命是做了贡献的。＂ 几十年过去了，毛主席还没有忘记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