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聪明便是大糊涂

　　汪漋(1669-1742)，安徽休宁人，康熙三十三年进士，在康熙朝做了两任浙江学政。雍正即位，汪漋的仕途迎来了爆发期，连续几次提拔之后，雍正三年十月，被授广西巡抚职务。如此人生际遇，是所有寒门士子梦寐以求的。
　　然而，汪漋的广西巡抚只干了6个月，江西巡抚仅仅做了8个月，封疆大吏旅途就此止步。是贪墨？渎职？党争？都不是。原因非常吊诡。
　　雍正四年二月，第一次使用奏折言事的汪漋，就被雍正皇帝骂了＂居心不纯＂。三个月之后，被调往了江西。不管怎么说，这次调动都是不正常的。怎么回事呢？
　　赴任广西之前，皇帝当面交办了一个任务，就是访查＂左江镇总兵梁永禧居官如何，据实具奏＂。汪漋是这么上奏的：
　　臣到任后，因左江镇总兵驻扎南宁府，与省城相距甚远。臣密加访查，梁永禧办理营务尚去得，在地方亦不多事。伏惟皇上至圣至明，无远不燭，凡臣下贤否之分，难逃日月之照。臣履任日浅，耳目未周，不胜惶惧之至。
　　汪漋说了三个意思：一是梁永禧办理营务说得过去，在地方上也不多事；二是皇上最为圣明，地方再远，臣子好坏难逃天子慧眼；三是南宁府与省城桂林之间挺远，自己到任不久，耳闻目睹不一定周全，内心感到非常恐惧。
　　看起来四平八稳的奏折，一下子惹恼了御下严苛的雍正皇帝。雍正怎么骂汪漋的，骂得有没有道理，我们看一看雍正的朱批。
　　既云履任日浅，耳目未周，则＂办理营伍去得，在地方不多事＂之奏，亦属荒唐。
　　既然履职时间短，听到的东西不全，那么，关于梁永禧的评价肯定是荒唐的。雍正皇帝先是从文字上找了汪漋的毛病。
　　桂林不过数日之程，即以为相距甚远，京城去粤西数千里之遥，而谓朕之＂圣明无远不燭，其贤否之分，难逃日月之照＂云云，何不体情理，一至于此耶？尔初次奏折，即如此依违瞻顾，居心不纯，已见一斑，殊大失朕之所望。
　　桂林距离南宁区区几天路程，你以为＂相距甚远＂，京城离南宁几千里地，臣子是否贤良，却难逃皇上＂日月之照＂，不通情理啊！雍正皇帝接着又从逻辑上跟汪漋较了真。
　　如果朱批到此为止，那不是雍正的做派，也不是雍正的水平。接下来的一番话，才是他的真实用心。
　　封疆大吏既受国家知遇之恩，当思竭力致身之义。切忌柔佞巧诈，独善己身，而不乃心国计。朕披阅所奏，甚忧汝不克胜此任也。勉力为之！书生章句虚文，非此任所需之物。苟不以实心行实政，秉公甄别贤否，据实入告，动辄瞻前顾后，持首鼠两端之见，以图自便，则大负朕用人之意矣。勉之慎之！
　　封疆大吏既然受到天子知遇之恩，应当尽心竭力报效国家，切忌玩弄小聪明，想方设法保全个人。像书生一样玩弄虚头八脑的文字游戏，不是巡抚这个职位需要的作风。如果不能实心实意做事，秉持公心辨别官员好坏，实事求是向上级报告，相反，首鼠两端、瞻前顾后，预先给自己留退路而不讲真话，那就辜负本皇帝为国择人的心意了。
　　责骂看似严苛，倒也能看出皇帝教导汪漋为官做人的一番苦心。责令访查＂左江镇总兵梁永禧居官如何＂，是对汪漋的信任，是对臣子的天恩。汪漋对于梁永禧只有一句话评价，而且没有实质内容，怎么看都是不负责任的。
　　一省官场圈子就那么点大，作为主官，用三个月时间去了解辖区内镇总兵的为官声望，决不是一件难事。按照常理，对于梁永禧的评价，好的坏的都会有，真的假的说不清，汪漋只要归纳一下，如实向皇帝报告就行了。可是，汪漋没有这样做。
　　科举出身的汪漋，用自以为深厚的文字功底跟雍正皇帝兜起了圈子，打起了哈哈。模糊表达观点，看似说了，其实什么也没说。他是在跟皇帝玩心眼，在卖弄自己的小聪明。这点小把戏，肯定难逃雍正＂日月之照＂了。这位皇帝，可是自诩可以看穿臣子＂肝肺＂的。
　　让汪漋去访查梁永禧居官如何，与其说是工作安排，倒不如说是雍正皇帝惯用的＂术＂。
　　作为官场特务文化的集大成者，雍正皇帝有多个渠道去了解一名中级官员的品德、才能、为官表现。从梁永禧后来的仕途发展情况看，他在＂左江镇总兵＂任上的表现算不上＂卓异＂，甚至存在一定的杂音。对此，汪漋一定是可以打听到的。是出于对满族大臣的忌惮，还是害怕承担失实的责任，不得而知，结果是，汪漋选择了向皇上作了信息过滤。
　　没有通过雍正皇帝考察的汪漋，于雍正四年五月，被调往了江西。还好，仍然是巡抚。
　　雍正五年二月，汪漋卷入了江西乡试考官查嗣庭、俞鸿图收受举人牌坊银两一案。九卿、詹事、科道议论，奏称汪漋应该与副主考俞鸿图一起按律治罪。
　　雍正皇帝发话，举人交纳的牌坊银是＂规银＂，非一般脏银可比。汪漋作为封疆大吏，竟在这个当口与收受规银的钦差主考买卖房屋，＂应加处分，以儆将来＂。这个人还算老成，＂著降四级，以京员调用＂。
　　由此可以看出，雍正还是给了汪漋改过的机会。然而，活该汪漋倒霉，就在当月，一份看起来没有问题的奏折，竟然惹出了大麻烦。又是咋回事呢？
　　雍正五年二月，正在被＂立案调查＂的汪漋，不知是出于讨好还是表现，向雍正皇帝上了一份奏折，请示一项工作。
　　江西地方旧有一项杂税叫＂落地税＂（其他省份也有），是对出售农副产品或手工业制品的小商贩就地征收的一种税。在个体商业和手工业不发达的地方，这种税的征收难度很大，不容易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
　　在白潢担任巡抚时，便不再从小商小贩手里征收这种落地税了，改由巡抚司道每年的公捐银两代为缴纳，然后呢，编造假名册往户部上报，而负责征税的官员仍然保留。
　　白潢离任之后，先后接任的两位巡抚同样照此办理，逐渐就形成了一种惯例。汪漋以为此举不符合朝廷法度，请示雍正皇帝是明令取消还是要恢复收取。
　　就是这么一档子事，又一次惹毛了雍正帝。
　　雍正皇帝上谕是这么说的：
　　国家经制钱粮，岂臣子可以意为增减？若江西此项锐银不应征收，则白潢应奏请于圣祖仁皇帝施恩豁免；若系地方应征之项，则自应令商民完纳，何得将公捐银两代商完课，曲市私恩，以博无知小人之称颂，并不计及将来之可永行与否？且此端一开，他省督抚何以催办国赋？似此沽名邀誉、大奸大诈之行为，岂人臣事君之道？
　　作为一国之君，雍正帝义正辞严地讲了一堆道理。
　　国家的钱粮税收，怎么可以任意增加或减少？如果江西不应该征收落地税，白潢应该请求康熙皇帝开恩豁免；如果是应征之税，就应该让商民自行交纳，怎么可以违反国家法度去收买人心？这样先例一开，其他省份的督抚怎么去催办国赋钱粮啊？像这种沽名钓誉的大奸大诈行为，哪是人臣侍奉君主的道理呢？雍正皇帝当然没有说错。
　　把前三任巡抚不符合政策的做法向雍正报告，汪漋的动机，可能有三个方面：
　　其一，江西政务有这么一件事，一直以来朝廷不知道，向皇上报告以示忠诚；其二，这项工作应该如何处置，不敢自作主张，请求皇上明示；其三，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如果落地税不能如数缴纳，或者将来朝廷追究责任，主要是白潢等人之过，我既没有欺君，任务完不成也情有可原。
　　官场之上，有些事情应当只说不做，有些事情应当只做不说。尺寸如何拿捏，全凭个人功夫。这点道理，以汪漋的阅历和悟性，不可能不懂。他把这个球踢给了皇上，事实上又玩了一把小聪明。
　　他的小心思，被雍正皇帝看得明明白白，于是发出了灵魂三问：
　　汪漋身为巡抚，凡事不能据理而行，乃将白潢所行悖理之事奏闻于朕，冀朕批示。朕若批令将锐银豁免，则是国家之经费，圣祖仁皇帝六十余年所未免者，而朕安能任意轻免之耶？若朕批令仍向商民征收，则是白潢已免之项，而朕复行征收，无知愚民，岂不归怨于朕乎？若批令照白潢之例，以公捐银两代商完课，则国体何在，有此治天下之道乎？
　　先皇帝六十多年没有豁免的款项，我能轻易下令免除吗？如果批示继续征收，那些无知百姓不是要把怨气撒到我头上来吗？如果批示按照白潢的办法实行，国家典章制度尊严何在，有这样治理天下的道义吗？
　　有一种人格叫做敏感型人格。这种类型的领导者，对于事物的感知格外敏锐，善于察觉情绪，过度关注细节，要求别人和自己都十分苛刻，有时候还会放大自己的负面情绪。雍正皇帝恰恰是这种人格。
　　汪漋的小聪明，着实刺激到了雍正帝敏感的神经。下意识地认为，汪漋在给他设圈套，给他出难题，要让他陷于不仁、不明、不义。否则，一个简单的工作请示，不会导致他发布长篇上谕。
　　于是，汪漋就被降职调回了京城，从二品大员沦为从四品的光禄寺少卿。自此，汪漋再也没有过担当重任的机会。在雍正朝历经几番沉浮，甚至一度被革职。他的仕途高开低走，真的怨不得别人。一次汇报，一次请示，汪漋是怕承担责任，反而招来了更大的责任，正可谓小聪明便是大糊涂也！
　　人在场面上混，偶尔抖抖机灵，确实是可以讨得领导欢心的。小聪明有时候也能够得逞。但是，这个事的概率很不稳定。有的领导是真糊涂，有的领导是装糊涂，碰上个像雍正帝一样不愿装糊涂的，那可就容易弄巧成拙了。
　　做官做事，还是实在点比较牢靠。
　　本文参考文献:《清史列传·汪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