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女少将同我军司令员苦恋三年终分手

　　胡兰畦是我国现代史上一位有一定影响的女革命战士,是陈毅,廖承志,宋庆龄,何香凝的好友,在民族危亡时刻她同许多优秀中华儿女一道,努力奋头一生.在抗战中受蒋中正李济深委任,任少将指导员.
　　她在回忆录里记写了同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的恋情:
　　我和陈毅在一九三七年冬订过婚，这事新四军的项英等同志知道，陈毅的父母也知道。但是，以前我一直没有讲。因为考虑到这是我和陈毅之间的私事，他已是在国内外知名的共产党将帅，怕讲出来影响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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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七年底，我在南昌向一些流亡学生报告上海撤退的经过时，忽然见到陈毅来到，我急忙结束报告，走下讲台。十年不见，格外激动，我们紧紧握手，高兴得泪花直转。我跟着他走出学校，一直走到新四军办事处——月宫饭店。我急于想知道他经过三大暴动，五次反‘围剿＂，是怎么活出来的。他却给我大谈党的统战政策的正确，然后才谈到他经历的种种艰险事情。我也把这十年我的情况告诉了他，并谈到了与陈梦云离婚的事。他认为陈梦云虽没有出卖朋友，但没照着我们分手时商量的路走，因而赞成我与陈梦云离婚。
　　这一夜，我们谈了很多，很多，倾诚而谈，滔滔不绝，时间过得特别快，不觉窗外天色已经大明了。
　　我与陈毅相识十多年，最初只是朋友和同志关系，没有想到其他。他在江西打游击时，很久没有消息。许多人以为他牺牲厂，因此在南昌突然与他见面重逢，我与他都非常惊喜。这时，我也是共产党员，与他志同道合，比较了解，谈得非常投机，真有说不完的话。我觉得早就应该与他结合在一起。而且，我已经与陈梦云分手，在婚姻上有重新选择的自由。这样，我们才订婚的。对这事，我们双方都很慎重，很认真。他写信给他的父母，告诉亍这个决定，并在信中说： ＂我同她志同道合，同信仰，同工作，在几个相同的情况下，我们订了自首之约。＂后来，他写给父母的信，都是通过我转去的。他一家人对我都很好。
　　但是，那时我隐蔽了共产党员的身份，在国民党罗卓英部队领导战地服务团，他是新四军的领导干部。如果我与他正式结婚，就会暴露身份，不能再坚持在国民党部队作战地服务团的抗日工作，项英对我说， ＂要维持战地服务团的工作，这可以增强抗日力量，促进统一战线工作的发展。＂因为当时类似这样的战’地服务团有好几个，都陆续办垮了，只有我们这个服务团坚持下来，很有名气，受到社会上的重视。这时，新四军在名义上是配属于罗卓英的第十九集团军的，从统战关系考虑，我也不能离开罗卓英部去新四军工作。经过项英的说服，为了抗日，为了工作需要，我们只好暂且牺牲个人幸福，决定各回各的工作单位，待抗战胜利再说。
　　最初，我与陈毅住地相距较近，我知道他经济困难，常资助他买鞋袜及生活费用。
　　后来，陈毅去皖南，他给我写信说： ＂马革裹尸是壮烈的牺牲，从容就义是沉默的牺牲，划1为革命牺牲个人的幸福，是最伟大的牺牲。为了革命，我们就吃这杯苦酒。假如我们三年不能结合，就各人自由，互不干涉。＂为了革命，我们只能作这样的决定。
　　分别后，当时的环境通信很困难。皖南事变后，我很担心陈毅他们的安全。不过，我知道皖南的群众基础好，会支持和掩护他们，1947年，国民党报纸大肆宣传陈毅被炸死，在山东开追悼会，由叶剑英料理善后，说得活灵活现的。陈毅的父母很悲伤，我安慰他们，把在成都沙河堡草店子集资办的农场，约30亩地连同房屋，两万元本钱，贡献给了他父母。并说明，我们都是他们的子女，会关心他们的生活的。
　　后来听说陈毅在新四军已与张茜结婚的事，我为他高兴。我是自愿为革命放弃这桩婚事的，心里也就没有什么委屈。
　　上海解放后，我遇到一些坎坷，心想陈毅是了解我的，便写信给陈毅。他没见我，让潘汉年跟我谈话。我心中觉得很歉然。潘见我时曾说： ＂陈毅已儿女成群，你还找他干什么?＂我听了很生气。是否是怕我与他重提旧事，怕张茜有什么想法。或者是他身为市长，不能不顾及某种影响?其实，我对他从没有提出什么要求。不论他职务高低，我都相信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此后我与他没有再见面，是很遗憾的。
　　＂文化大革命＂中，我看到一篇文章谈他的情况，便写信给他，劝他要冷静些。我在信上写的名字是＂陈仲弘＂，外交部给我退了回来，说是＂没有此人＂。
　　有人知道我与陈毅有过这么一段关系，，说陈毅对不起我，也有人说＂是胡兰畦有政治问题＂。我想把这些情况写清楚，主要是因为当时工作需要，客观条件使我们不能结合。并不是谁对不起谁，也不是我有什么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