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26日，重庆朝阳门码头，一艘并不算大的客轮逆水而来，徐徐地停靠码头，一群乘客匆匆踏岸而上。 在乌泱泱的人群中，有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在妻子潘兰珍的陪伴下，缓缓而行，与周围行色匆匆的人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个人衣着朴素，只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他鬓发皆白，中等身材，体态清瘦，虽然行动迟缓，可是目光如炬，炯炯有神。 这位老先生可并非一般人物，而是曾经的＂ 五四运动总司令 ＂陈独秀，亦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1938年，真的是多事之秋，当年5月，徐州会战，中国战败，6月份，重镇安庆再次失守，10月份，武汉与广州两座城市相继沦陷，同年12月，大汉奸汪精卫率走卒陈公博、周佛海在河内发表臭名昭著的投降文，提出所谓的＂善邻友好＂，＂东亚共荣＂，＂共同防共＂等内容，彻底完成了卖国求荣的蜕变。 而此时的陈独秀，出狱才将近一年，1937年8月，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饱受折磨陈独秀，借着国共再次接触的春风，以及在胡适、张伯苓等一众友人的力保下，结束了四年多的铁窗生涯。 当时南京局势岌岌可危， 日寇即将兵临城下， 上至名流，下至百姓，纷纷逃亡，而武汉则成为了暂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陈独秀也携家人来到武昌，后迁居汉口德润里。 在来的路上，重物无法携带，光指望潘兰珍这个娇弱女子拖带，根本不现实。无奈之下，陈独秀只得把行李一减再减，一扔再扔，不少东西都被扔掉，他倒不是太在意，最令他肝颤的是，历年收集的书籍字画，以及自己的著作手稿等无法带走，只得也陆续扔掉、赠人。 好不容易来到武汉，摸摸包裹，唉，心里有些凄惶，陈独秀与妻子潘兰珍只得蜗居在汉口吉庆街一家成衣店，逼仄阴暗的楼梯，狭窄的小屋，一张勉强睡下的木床，一床单被，一张破桌，两条木凳，两只旧皮箱。 每餐只有一小碗糙米饭，一碟咸菜，隔两三天，会烧碗蛋汤。 十年生死，境遇倒悬，从富足的状态，跌入谷底，陈独秀却安之若素，每天都看报纸，仍然关注时事，还奋笔疾书，写评论。 树欲静，风却不止。停脚歇息才一个半月，战火又延烧过来，烽烟警报，武汉又危在旦夕，人们只得再次启程，继续向西逃难。 可是许多没有门路的百姓，根本买不到船票，或滞留下来无法离开，或走陆路向西跋山涉水而行。 这两条途径基本上都是死路一条。 陈独秀万分焦急:自己已到花甲耳顺之年，死，不足惜，可是娇妻潘兰珍，才刚三十岁，她二十二岁就跟着自己，自己身陷囹圄，她仍不离不弃，自己欠她的太多了，自己一定要想方设法把她带离险境。 经过十天的奔走，靠着自己以前的人脉关系，陈独秀终于得以搭乘银行的 包轮 ，从汉口启程，经宜昌，再前往重庆。 路上，他们蜷缩在＂大菜外面打地铺＂，啃食着干粮，就着凉水，忍受着饥寒。 四天后，轮船抵达重庆。 山城重庆，钟灵毓秀，风光无限好，但老迈的陈独秀没有丝毫的赏景之心: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曾经的文化运动的擎旗者，曾经的北大名教授，入狱又出狱，又因战火的蔓延而颠沛流离，背景离乡，来到异地他乡，生活何其苦也。 对国民党，陈独秀是早已恨透，1927年7月，自己的长子陈延年被害，年29岁；1928年6月，自己的次子陈乔年被害，年26岁。 杀子仇，夺妻恨，自古就是刻骨铭心的，难以释怀的，只是陈独秀已成孤家寡人，只能把痛与恨埋在心里，最多也就是写于笔下，出于口中而已。 早在南京出狱时，陈独秀就暗下决心:坚决不过问政治。既然自己被排斥，那又何必自讨没趣，＂我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 然而，正应了那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到重庆时间不长，陈独秀就有些技痒。二十多年前，他就是一个笔锋犀利的人，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习惯，已深入骨髓。 他又开始对时局高谈阔论，先后发表《抗战一年》，《民族野心》，《论游击队》等文章，并进行多次演讲。 虽然没有了当年振臂一呼万人相从的轰动效应，但他毕竟是名人，文章及演讲还是引发一定的反响，让某些人感到不爽。 此时的陈独秀，最是窘迫，孤独，难以启齿，＂破落户＂是某些人对他的恶劣攻击，却也多少反映出现实：是啊，即使有人还在捧他的场，还在把他当作朋友，但着实是无法与当年相提并论啊。 八月初，由于难以忍受重庆＂火炉般炙烤＂，以及难以承受高昂生活成本，陈独秀决定前往江津，投靠老友 邓仲纯 ，此前，邓仲纯曾多次力邀他前来。邓仲纯还曾写信给陈独秀: 这封热情洋溢的信，给凄苦的陈独秀带来了一丝温暖，他被老友打动了，即刻收拾了行囊，与潘兰珍登船，赶到90里外的江津县黄荆街83号，邓仲纯的住处。 一路上，他想象着从此以后的美好生活: 老朋友同吃同住，诗酒豪情，高谈阔论，再潜心编修自己的著作，安心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寓公＂，岂不快哉。 可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吃了＂闭门羹＂:自己没有提前告诉邓仲纯要来，又碰巧老友邓仲纯外出会诊病人，而邓妻拉开门一见是陈独秀，再看他们夫妻俩寒酸的装扮，邓妻直接＂咣啷＂一声把门关上。 如同大庭广众之下被人扒得精光，陈独秀的脸臊得通红，继而气得脸色发紫，双手颤抖，他都不知道是如何走下门阶的。 唉，天下之大，竟无栖身之地。 世态炎凉，不过如此。其实，邓妻对陈独秀早有成见:1919年在北京时，陈独秀常抨击时政，参与街头政治，北洋政府当局多次地来抓捕他，他逃避在外，但是每次警察到陈独秀家里，气势汹汹，鸡飞狗跳，弄得左邻右舍都不得安宁，而邓家正好住在隔壁。 邓妻是个传统妇女，她认为陈独秀是个不学无术，不正经营生的人，要不然也不会引来警察来抓。 这次陈独秀竟又找上门来，邓妻岂能有好脸色？ 被拒之门外的陈独秀，带着妻子踟蹰返回码头，他真的不知去哪里安身。 幸好遇到好心的码头工人，介绍他认识了老乡 方孝远 ，在他的帮助下，陈独秀夫妻在＂郭家＂小客栈栖身。 生活依然贫苦，老乡老友们看不下去，多多少少，资助陈独秀，但孤傲的文人心性使然，这些资助多被陈独秀拒绝。 友人们只好牵线搭桥，让陈独秀给《时事新报》等刊物投稿，赚取稿费。 陈独秀支撑着病体（患有胃病、心脏病、高血压），拼命地写文章，他不知自己能撑到什么时候，只是想争取多活几年，与命运抗争一下。 斗转星移，一年过去了。 1939年1月，经邓仲纯再三相请，陈独秀又同意了由小客栈搬到邓家居住。 然而，这一次，陈独秀又是自取其辱，住进邓家大院才五个月，他又被邓妻狠狠地、泼妇骂街般地当众羞辱了一番。 如果没有潘兰珍扶着，陈独秀几乎就栽倒在地上，他在床上躺了两天，痛定思痛，决计认为他们夫妻是不能在邓家继续住下去了，很快，他托人找到一处房子，带着妻子，毫无留恋地，有些狼狈地离开了邓家。 天下之大，对于老病在身，且又穷困潦倒的陈独秀来说，竟无一处长久的栖身之所。 四个月后，陈独秀又搬了家，来到鹤山坪的石墙院，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他确实太缺钱了，但 国民党方面，以及国民党任何官员的拉拢与馈赠，他皆怒目而视，一概拒绝。而那边，他也不愿意去。 当年他出来时，他也始终没有完全意识并承认自己有错误，就是到现在，他依然故我，决不会为五斗米而去做违背自己内心的事情。 石墙院住着一户杨家，以前是书香门第的大户人家。杨家主人 杨庆余 希望陈独秀能够帮助整理祖父杨鲁丞的遗稿，并且撰写序文。 摸摸干瘪的口袋，望着菜色的妻子，陈独秀把这些事情答应下来。 杨家盛情款待陈独秀，陈独秀这位新文化旗手，在政治上不太合格，在文坛却是享有盛誉，杨家想借个＂名人效应＂，抬高自己先人的文化地位。 搬到石墙院后，刚开始陈独秀夫妻与杨家人一起吃饭，杨庆余待之如上宾，陈独秀也挥汗如雨地认真整理杨鲁丞的遗稿，《群经大义》、《杨氏卮林》先后整理完毕。 靠才学能够很好地生活下去，可是陈独秀的独特个性又出来＂碍事＂了。他骨子里对杨鲁丞的遗稿其实是不以为然的，认为价值并不高，没有必要整理出版，可是为了生活，他只好稍微折了一下腰。 最后一道工序：题写序文，陈独秀却左推右挡，最后实在无法推脱，他便迫于无奈说出心里的实话。 他确实是违约了，但他实在无法违心，在他看来，＂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有价值的他肯定会力捧，无价值或价值低的，他也决不能去写什么序文，去给这样的文字去站台。 这下子得罪了杨家人，只是杨庆余毕竟也是读书人的后代，没有舍下脸去赶陈独秀夫妻，脸上却常常带出难看的颜色。 他想着陈独秀看到自己的冷漠面色后，应该知趣地离开。陈独秀早就敏感地察觉出杨家人对自己的态度，但是他却没有搬走，因为他 实在没有地方可去啊。 既不能搬走，又不能成天看着别人难看的脸色，陈独秀就向杨庆余提出两家分灶。 杨家还是挺有人情味的，分给他们两间房子，也没有收取任何房租，偶尔还请陈独秀夫妻过来吃饭。 虽然如此，两家的关系确实已经冷下来了。 石墙院附近的乡民们，对陈独秀的印象是＂身体很瘦，病萎萎的＂。可是，在乡民们面前，陈独秀还是会故意现出一副有派头的文化人的样子。 这一年，不知道是怎么了，陈独秀感觉到前所未有的痛苦，说不出来的烦躁。他继续拒绝着友人们来自四面八方的邀请，困守着石墙院，潜心完成了自己的文字著作。 风烛残年的陈独秀政治上无缘，经济上穷困，可是他始终没有向任何看不上眼的人或势力屈服。 1942年5月27日21时，因食用了发霉的豆花，引发了腹泻，后来严重到＂头昏脑胀，四肢无力，冷汗淋漓＂，不多时日，一代大家陈独秀、一位孤客陈独秀、一位硬汉陈独秀便去世了。 纵观其一生，陈独秀在性格上，＂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他的骨头是最硬的＂，而另一方面，＂是非已付千秋论，毁誉宁凭众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