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二九五（五十九）郑国人诅咒楚成王不得好死

　　就在鲁国和邾国过不去，和邾国大打了一场这一年（公元前638年）夏天，宋襄公和卫文公、许僖公、滕国国君一起出兵讨伐郑国。照旧地，目夷还是没能劝住宋襄公。
　　宋襄公之所以要讨伐郑文公，是因为这一年的三月，郑文公又去楚国朝见楚成王了。郑文公本就一直对宋襄公召集诸侯盟会不感冒，上一年宋襄公召集的鹿上之盟，他没来，后来盂之盟他倒是去了，可他是因为楚成王才去的，从没把宋襄公放在眼里。虽然宋襄公刚刚被楚成王捉去受辱而回，但他非但没有气馁，反更激起了斗志。郑文公一味巴结楚成王，宋襄公拿楚成王没办法，但对于郑文公，就没那么容易轻易放过了。于是郑文公春天里朝见完楚成王，夏天里，宋襄公就发兵前去讨伐他。
　　宋襄公伐郑，楚成王便伐宋救郑。冤家仇人就这么对上了，宋襄公说什么都要立即出战，是宋国大司马公孙固站出来坚决反对，可是宋襄公说什么都不听。
　　于是当年十一月，宋、楚双方战于泓水之南岸。
　　这一次宋楚泓之战，宋军原本有两次打赢楚军的机会，但都被宋襄公完美地错过了。
　　第一次，宋军已经列好队形了，而楚军只有一部分人上了岸，另一部分还在泓水中渡河呢，就在此时，大司马公孙固对宋襄公说请趁楚军还没全军渡过泓水，立刻鸣鼓攻打他们。然而，宋襄公说不行。
　　第二次，楚军刚刚全军渡过泓水上了岸，还没来得及列好队形，此时公孙固又向宋襄公请求鸣鼓攻打楚军，结果宋襄公又说不行。
　　等楚军总算列好队形摆好战阵后，宋军终于对楚军发起了进攻，可是宋军也已经错过了最佳战机和次佳战机，最终宋军不敌楚军，被楚军打得大败，宋襄公甚至中了楚军射来的箭，伤了大腿。
　　关于这次战争，《公羊传》里记载了一些细节。《公羊传》中记载，宋襄公之所以不肯在楚军没有列好队形战阵之前攻打楚军，是因为君子不鼓不成列。我们知道，古人打仗，鸣鼓是发出进攻的信号，鸣金是发出收兵的信号。宋襄公的意思是，在敌人没有列好队形时，就鸣鼓发起进攻，不是君子所为。我倾向于认为《公羊传》的记载，大抵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因为只有当时宋襄公是为了守住君子的行为规范，才能解释得通宋襄公为何一再不愿意占据有利形势，提前对楚军发起进攻。有人或许要说，君子还不用人祭祀呢，他连鄫子都杀了祭祀了，还提什么守住君子的行为规范？不是搞笑呢吗！话又不是这么说的。人是很复杂的一种动物，可以既正义又邪恶，既善良又危险，既真诚又虚伪，既勇敢又怯懦，既无私又自私，既慷慨又小气，既明白又糊涂人的复杂性是同时存在，又随时变动的。宋襄公也是如此。他在鄫子之事上，显然是邪恶的，有违君子之行的，但这并不妨碍他在与楚军交战时，突然又要信守君子不鼓不成列的行为规范，要在这时做一个合乎规范的君子。
　　我们今天的人，提到君子这个词的时候，是有很多误读误解的。今天的人往往认为，君子是儒家追求的一种完美人格，从而在读到宋襄公君子不鼓不成列时，主观认为宋襄公突然要追求人格的完美，既虚伪又好笑。但是，请大家认真思考一下，首先，这个时候距离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老夫子诞生，还有一百多年呢，当时的世界上还根本没有儒家思想呢。君子在整个春秋战国时代的语境里，包括孔子的语境里，指的都是国家的统治阶层包括周天子、各国诸侯、卿、大夫，以及士。而对于这些统治阶层，也就是君子，周代的最高统治者，是制定了一整套行为规范的，这就是周礼。周礼规范了君子行为的方方面面，是他们一生言行举止的模板，在正常情况下，小到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大到国家大事祭祀和战争，全部要合乎周礼。虽然春秋以后礼崩乐坏，但不代表这个系统已经完完全全地崩溃了，春秋时期的人在大框架上还是按照周礼在行事，整个国家也还是在周礼规范的轨道上运行着，只不过在具体的事件上，天子也好、诸侯也好、士大夫也好，为了自己的实际利益，往往又会忽视周礼或者干脆当它是空气。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天下有道换句话说，按照周礼，礼乐攻伐自天子出，但大家也知道，现实的世界已经是谁胳膊粗谁就说得算，至于攻伐之类更是谁想攻伐谁就已经随心所欲地攻伐谁了。当然，此时礼乐还没有更加崩坏，所以攻伐还处在自诸侯出，到了孔夫子的时代，天下已经彻底无道，礼乐攻伐甚至已经自大夫出、自士出，陪臣执国命了。
　　言归正传，因为宋襄公所处的时代，周礼还在大体地起着作用，所以宋襄公的脑子里还立着君子行为规范的框架，因此，当他在与楚军作战时，就犯了糊涂一时之间非得要守周礼不可，因此才在战场上吃了败仗，连累宋军大败。
　　这事虽然和周礼有关，但但凡有点心智的人，似乎又干不出来这样的事。因此，宋军战败后，宋国上下都很埋怨宋襄公脑袋透逗了，竟然在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战场上，玩什么君子风范。可是宋襄公却在这个时候坚持起真理、较起真来了，面对全国人民对他的批评指责，他说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什么意思呢？就是君子是不会在已经把人伤了后，再二次加害于人的，君子也不会俘虏那些黑发间已经长出白发的人（年纪大了的人）。宋襄公还说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自古以来行军打仗，不利用地形的阻和碍取胜，我虽然是殷商亡国之人的余裔，但我也要恪守不鼓不成列的优良传统。
　　吐血不？反正目夷听了估计是挺吐血的。目夷对宋襄公说：你不懂打仗面对强敌，他们处于劣势、没能列好队形，这是上天在帮我们，趁着对方地形不利我们就鸣鼓进攻，有何不可？况且就算这样我还担心不能取胜呢，你却不肯攻打他们！再说，我们面对的是敌人，就算他眉毛胡子全白了，该俘虏就俘虏，你还顾及什么他黑头发里有没有白头发（年不年长）！目夷说，打仗求的就是杀敌，敌人受伤还没死，为什么不继续重伤他？如果你爱怜敌人受伤，那不如开始时就不要伤了他，如果你爱怜敌人年纪大了，黑头发里都长出了白头发，不如直接臣服于人算了。目夷又说，打仗，就是要利用好敌人的劣势和缺点，适时擂鼓既发动进攻，也助长士兵们的声气，只要对我们有利，敌人处于阻碍之地可以发起进攻，敌人没列好队形也可以发起攻击。
　　一边是宋国的输，另一边是楚国的赢。别忘了，楚成王跑来和宋襄公打这一仗，是为了救援被宋军讨伐的郑文公的。所以，楚军在泓水大胜宋军后，郑国的危难也就解除了。
　　为了感谢前来救援的楚成王，在泓之战结束八天后，郑文公的夫人芈氏、姜氏二人前往柯泽，亲到楚成王军中，一则劳军，二则邀请楚成王次日去郑国参加郑文公为他举办的庆功宴、答谢宴。看姓氏我们可以知道，郑文公的两位夫人一位出自楚国，另一位出自齐国。郑文公派他的夫人芈氏来劳军某个层面上来说倒也说得过去，但连姜氏也一起来劳军就有些谜之操作了。
　　郑文公的行为已经有点匪夷所思了，楚成王的行为就更让人大跌眼镜了。郑文公派他的两位夫人来劳军，楚成王竟然叫手下的乐师师缙，带着郑文公这两位夫人芈氏和姜氏，去看在战争中楚军斩获的宋军的生俘和割下来的死人的耳朵，向她们二人炫耀自己的武功。
　　一个郑文公，一个楚成王，两个人事办得都超出了当时人的想象。因为周代对（贵）妇人的行为也是有很严格的规范的，比如（贵）妇人在送迎宾客时都是不能出寝室的门口的，比如妇人出嫁后见自己的兄弟是不能在大门以外的；在军战问题上就更严肃了，与军队有关的人、事、物一律都是不能和女人的任何东西扯上关系的，就更不用说让女人接近与军队有关的任何人、事、物了。所以，你看，郑文公的夫人芈氏见自己的兄弟楚成王，非旦出了大门，更是直接跑到不能被女人接近的军营里去见的；而楚成王呢，非旦没有忌讳女人们来他的军营，而且还让下面的人带着女人们去观看他的战利品这都是什么谜之行为？就算楚成王是南蛮鴃舌之人，不懂礼数，郑文公总是正宗的中原诸侯，与周天子同出一脉，不可能不懂这么重要的礼数吧。
　　好了，不懂礼数的楚成王在自己的军营里招待了郑文公的二位夫人后，第二天果然应邀去了郑国，参加郑文公为他举办的庆功宴、答谢宴。
　　在这次为楚成王举办的宴会上，郑文公为了感谢楚成王，对楚成王行了九献之礼；九献，郑文公还觉得不足以表达他对楚成王的谢意，因此他又在九献的正礼外另加笾豆六品，对楚成王好生一顿款待。
　　这里讲一下什么是九献之礼。古人宴请宾客，讲究宾主互答。什么意思呢？大致按今天的规矩说，就是主人先提一个酒，敬客人，然后客人回敬主人，这样一来一回叫做一献。不过这里我还少说了一个环节，那就是主人每一次提酒敬客的时候，不止要像今天一样说些好听的吉祥的话，还要向客上奉送上助酒的礼物，所以才叫献。九献，就是宾主双方互敬了九次酒，主人也同时送了客人九次礼物以助酒兴。九献之礼，据说是诸侯用于天子之礼，而楚成王和郑文公同是诸侯，郑文公是不应该把用于天子的礼数用在楚成王身上的，同样的，楚成王也是不应该接受这种他受不起的超规格礼数的。但，郑文公就是用了，楚成王就是受了。史书记载说，在这次的酒宴之上，郑文公九献，庭实旅百，后一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郑文公每次敬楚成王时附送的助酒尽兴的礼物最后堆了一院子。前面我们说了，郑文公在九献的正礼之外，还另加了笾豆六品。笾和豆，都是那个时代盛放食物的器皿，笾是用竹子编制的，豆陶的、木的、青铜的都有。所以我们就知道了，郑文公在正礼之外，又给楚成王多加了六个菜。
　　当然每加一菜，都是要加酒的，而劝酒必有献礼，所以礼物堆了一院子，就可想而知了；这顿饭吃得时间长，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待到酒足饭饱、宾主尽礼、尽兴后，天已经黑了。楚成王乘着夜色，从郑国告辞出来，郑文公的夫人文芈又是将他一路送回楚军军营。第二天酒醒后，楚成王意犹未尽，到底又朝郑文公要了两个郑国的美女，这才率军返回楚国。
　　楚成王如此这般无礼，他走之后，郑国大夫叔詹毫不客气地批评他，说，楚成王怕不是要死了吧！对男人和女人一律无差别对待，有违礼数，不知道将来他会怎么个死法。
　　中国的历史读起来最有意思的就是东汉以前的历史，从《后汉书》开始，史家开始记流水账，为尊者讳，读史变得味同嚼蜡。你看我们写春秋二九五，这295年，虽然历史往往是些零散的片段，有时候因为史书记载过于简略，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这两个国家打起来了，那几个人又怎样怎样了，但在其中出现的人物，却很鲜活。以刚刚提到的郑詹为例，喜欢通过别人的言行预测人物或事件走向的人很多，但很少有像郑詹说话这样直白又尖刻的。这就是读史最好玩的地方了。在照相和录像技术被发明出来以前，所有那些在历史上曾经活跃过的人，都如一阵风刮过一样，随着他们的死亡，而消散了。我们只能通过书上的只言片语去想象他们的模样、性格以及其他相关的一切，所以文字的记录者的态度就很重要。史书从东汉开始变得索然无味，记录者的态度被统治者绑架了是原因之一。其实，从《汉书》开始，史书已经有不好看的倾向了，但班固厉害的地方在于，他的《汉书》中有很多不同于前代的另类贡献，时不时的，他就像一个文献整理者、统计学家一样，在《汉书》的角角落落里，给我们留下惊喜，让我们读着读着，觉得迂腐气、愚忠愚直愚孝愚义愚礼各种愚开始挡都挡不住往外直冒的时候，那些班固不经意间留下的珍珠就会蹦出来，惊艳一下读者，让人不由自主地点头哦，原来那个时候是那样的。加上班固的文笔虽然比不上司马迁，但还是要甩后代史家几条街的，所以读史书基本到《汉书》是既有真实感，读起来有趣好玩又有启发。真实感，我认为不只对虚拟文学至关重要，对严肃的史书来说，同样重要。
　　又说多了，言归正传，说回郑詹连批评带诅咒楚成王将来不得好死不只是郑国人对楚成王的品行有了指摘，而且从此以后天下诸侯也都通过这次的事，知道了爱贪小便宜、没品的楚成王成不了大气候，是不可能成为天下霸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