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二九五（五十九）郑国人诅咒楚成王不得好死

　　就在鲁国和邾国过不去，和邾国大打了一场这一年（公元前638年）夏天，宋襄公和卫文公、许僖公、滕国国君一起出兵讨伐郑国。照旧地，目夷还是没能劝住宋襄公。
　　宋襄公之所以要讨伐郑文公，是因为这一年的三月，郑文公又去楚国朝见楚成王了。郑文公本就一直对宋襄公召集诸侯盟会不感冒，上一年宋襄公召集的鹿上之盟，他没来，后来盂之盟他倒是去了，可他是因为楚成王才去的，从没把宋襄公放在眼里。虽然宋襄公刚刚被楚成王捉去受辱而回，但他非但没有气馁，反更激起了斗志。郑文公一味巴结楚成王，宋襄公拿楚成王没办法，但对于郑文公，就没那么容易轻易放过了。于是郑文公春天里朝见完楚成王，夏天里，宋襄公就发兵前去讨伐他。
　　宋襄公伐郑，楚成王便伐宋救郑。冤家仇人就这么对上了，宋襄公说什么都要立即出战，是宋国大司马公孙固站出来坚决反对，可是宋襄公说什么都不听。
　　于是当年十一月，宋、楚双方战于泓水之南岸。
　　这一次宋楚泓之战，宋军原本有两次打赢楚军的机会，但都被宋襄公完美地错过了。
　　第一次，宋军已经列好队形了，而楚军只有一部分人上了岸，另一部分还在泓水中渡河呢，就在此时，大司马公孙固对宋襄公说——请趁楚军还没全军渡过泓水，立刻鸣鼓攻打他们。然而，宋襄公说——不行。
　　第二次，楚军刚刚全军渡过泓水上了岸，还没来得及列好队形，此时公孙固又向宋襄公请求鸣鼓攻打楚军，结果宋襄公又说——不行。
　　等楚军总算列好队形摆好战阵后，宋军终于对楚军发起了进攻，可是宋军也已经错过了最佳战机和次佳战机，最终宋军不敌楚军，被楚军打得大败，宋襄公甚至中了楚军射来的箭，伤了大腿。
　　关于这次战争，《公羊传》里记载了一些细节。《公羊传》中记载，宋襄公之所以不肯在楚军没有列好队形战阵之前攻打楚军，是因为＂君子不鼓不成列＂。我们知道，古人打仗，鸣鼓是发出进攻的信号，鸣金是发出收兵的信号。宋襄公的意思是，在敌人没有列好队形时，就鸣鼓发起进攻，不是君子所为。我倾向于认为《公羊传》的记载，大抵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因为只有当时宋襄公是为了守住君子的行为规范，才能解释得通宋襄公为何一再不愿意占据有利形势，提前对楚军发起进攻。有人或许要说，君子还不用人祭祀呢，他连鄫子都杀了祭祀了，还提什么守住君子的行为规范？不是搞笑呢吗！话又不是这么说的。人是很复杂的一种动物，可以既正义又邪恶，既善良又危险，既真诚又虚伪，既勇敢又怯懦，既无私又自私，既慷慨又小气，既明白又糊涂……人的复杂性是同时存在，又随时变动的。宋襄公也是如此。他在鄫子之事上，显然是邪恶的，有违君子之行的，但这并不妨碍他在与楚军交战时，突然又要信守＂君子不鼓不成列＂的行为规范，要在这时做一个合乎规范的君子。
　　我们今天的人，提到＂君子＂这个词的时候，是有很多误读误解的。今天的人往往认为，＂君子＂是儒家追求的一种完美人格，从而在读到宋襄公＂君子不鼓不成列＂时，主观认为宋襄公突然要追求人格的完美，既虚伪又好笑。但是，请大家认真思考一下，首先，这个时候距离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老夫子诞生，还有一百多年呢，当时的世界上还根本没有儒家思想呢。＂君子＂在整个春秋战国时代的语境里，包括孔子的语境里，指的都是国家的统治阶层——包括周天子、各国诸侯、卿、大夫，以及士。而对于这些统治阶层，也就是＂君子＂，周代的最高统治者，是制定了一整套行为规范的，这就是周礼。周礼规范了君子行为的方方面面，是他们一生言行举止的模板，在正常情况下，小到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大到国家大事——祭祀和战争，全部要合乎周礼。虽然春秋以后礼崩乐坏，但不代表这个系统已经完完全全地崩溃了，春秋时期的人在大框架上还是按照周礼在行事，整个国家也还是在周礼规范的轨道上运行着，只不过在具体的事件上，天子也好、诸侯也好、士大夫也好，为了自己的实际利益，往往又会忽视周礼或者干脆当它是空气。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天下有道——换句话说，按照周礼，＂礼乐攻伐自天子出＂，但大家也知道，现实的世界已经是谁胳膊粗谁就说得算，至于攻伐之类更是谁想攻伐谁就已经随心所欲地攻伐谁了。当然，此时礼乐还没有更加崩坏，所以攻伐还处在＂自诸侯出＂，到了孔夫子的时代，天下已经彻底无道，礼乐攻伐甚至已经＂自大夫出＂、＂自士出＂，＂陪臣执国命＂了。
　　言归正传，因为宋襄公所处的时代，周礼还在大体地起着作用，所以宋襄公的脑子里还立着君子行为规范的框架，因此，当他在与楚军作战时，就犯了糊涂——一时之间非得要守周礼不可，因此才在战场上吃了败仗，连累宋军大败。
　　这事虽然和周礼有关，但但凡有点心智的人，似乎又干不出来这样的事。因此，宋军战败后，宋国上下都很埋怨宋襄公脑袋透逗了，竟然在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战场上，玩什么君子风范。可是宋襄公却在这个时候坚持起＂真理＂、较起真来了，面对全国人民对他的批评指责，他说——＂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什么意思呢？就是君子是不会在已经把人伤了后，再二次加害于人的，君子也不会俘虏那些黑发间已经长出白发的人（年纪大了的人）。宋襄公还说＂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自古以来行军打仗，不利用地形的阻和碍取胜，我虽然是殷商亡国之人的余裔，但我也要恪守＂不鼓不成列＂的优良传统。
　　吐血不？反正目夷听了估计是挺吐血的。目夷对宋襄公说：你不懂打仗——面对强敌，他们处于劣势、没能列好队形，这是上天在帮我们，趁着对方地形不利我们就鸣鼓进攻，有何不可？况且就算这样我还担心不能取胜呢，你却不肯攻打他们！再说，我们面对的是敌人，就算他眉毛胡子全白了，该俘虏就俘虏，你还顾及什么他黑头发里有没有白头发（年不年长）！目夷说，打仗求的就是杀敌，敌人受伤还没死，为什么不继续重伤他？如果你爱怜敌人受伤，那不如开始时就不要伤了他，如果你爱怜敌人年纪大了，黑头发里都长出了白头发，不如直接臣服于人算了。目夷又说，打仗，就是要利用好敌人的劣势和缺点，适时擂鼓既发动进攻，也助长士兵们的声气，只要对我们有利，敌人处于阻碍之地可以发起进攻，敌人没列好队形也可以发起攻击。
　　一边是宋国的输，另一边是楚国的赢。别忘了，楚成王跑来和宋襄公打这一仗，是为了救援被宋军讨伐的郑文公的。所以，楚军在泓水大胜宋军后，郑国的危难也就解除了。
　　为了感谢前来救援的楚成王，在泓之战结束八天后，郑文公的夫人芈氏、姜氏二人前往柯泽，亲到楚成王军中，一则劳军，二则邀请楚成王次日去郑国参加郑文公为他举办的庆功宴、答谢宴。看姓氏我们可以知道，郑文公的两位夫人一位出自楚国，另一位出自齐国。郑文公派他的夫人芈氏来劳军某个层面上来说倒也说得过去，但连姜氏也一起来劳军就有些谜之操作了。
　　郑文公的行为已经有点匪夷所思了，楚成王的行为就更让人大跌眼镜了。郑文公派他的两位夫人来劳军，楚成王竟然叫手下的乐师——师缙，带着郑文公这两位夫人芈氏和姜氏，去看在战争中楚军斩获的宋军的生俘和割下来的死人的耳朵，向她们二人炫耀自己的武功。
　　一个郑文公，一个楚成王，两个人事办得都超出了当时人的想象。因为周代对（贵）妇人的行为也是有很严格的规范的，比如（贵）妇人在送迎宾客时都是不能出寝室的门口的，比如妇人出嫁后见自己的兄弟是不能在大门以外的；在军战问题上就更严肃了，与军队有关的人、事、物一律都是不能和女人的任何东西扯上关系的，就更不用说让女人接近与军队有关的任何人、事、物了。所以，你看，郑文公的夫人芈氏见自己的兄弟——楚成王，非旦出了大门，更是直接跑到不能被女人接近的军营里去见的；而楚成王呢，非旦没有忌讳＂女人＂们来他的军营，而且还让下面的人带着＂女人＂们去观看他的战利品——这都是什么谜之行为？就算楚成王是南蛮鴃舌之人，不懂礼数，郑文公总是正宗的中原诸侯，与周天子同出一脉，不可能不懂这么重要的礼数吧。
　　好了，不懂礼数的楚成王在自己的军营里招待了郑文公的二位夫人后，第二天果然应邀去了郑国，参加郑文公为他举办的庆功宴、答谢宴。
　　在这次为楚成王举办的宴会上，郑文公为了感谢楚成王，对楚成王行了九献之礼；九献，郑文公还觉得不足以表达他对楚成王的谢意，因此他又在九献的正礼外另加＂笾豆六品＂，对楚成王好生一顿款待。
　　这里讲一下什么是九献之礼。古人宴请宾客，讲究宾主互答。什么意思呢？大致按今天的规矩说，就是主人先提一个酒，敬客人，然后客人回敬主人，这样一来一回叫做一献。不过这里我还少说了一个环节，那就是主人每一次提酒敬客的时候，不止要像今天一样说些好听的吉祥的话，还要向客上奉送上助酒的礼物，所以才叫＂献＂。九献，就是宾主双方互敬了九次酒，主人也同时送了客人九次礼物以助酒兴。九献之礼，据说是诸侯用于天子之礼，而楚成王和郑文公同是诸侯，郑文公是不应该把用于天子的礼数用在楚成王身上的，同样的，楚成王也是不应该接受这种他受不起的超规格礼数的。但，郑文公就是用了，楚成王就是受了。史书记载说，在这次的酒宴之上，郑文公＂九献，庭实旅百＂，后一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郑文公每次敬楚成王时附送的助酒尽兴的礼物最后堆了一院子。前面我们说了，郑文公在九献的正礼之外，还另加了＂笾豆六品＂。笾和豆，都是那个时代盛放食物的器皿，＂笾＂是用竹子编制的，＂豆＂陶的、木的、青铜的都有。所以我们就知道了，郑文公在正礼之外，又给楚成王多加了六个菜。
　　当然每加一菜，都是要加酒的，而劝酒必有献礼，所以礼物堆了一院子，就可想而知了；这顿饭吃得时间长，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待到酒足饭饱、宾主尽礼、尽兴后，天已经黑了。楚成王乘着夜色，从郑国告辞出来，郑文公的夫人文芈又是将他一路送回楚军军营。第二天酒醒后，楚成王意犹未尽，到底又朝郑文公要了两个郑国的美女，这才率军返回楚国。
　　楚成王如此这般无礼，他走之后，郑国大夫叔詹毫不客气地批评他，说，楚成王怕不是要死了吧！对男人和女人一律无差别对待，有违礼数，不知道将来他会怎么个死法。
　　中国的历史读起来最有意思的就是东汉以前的历史，从《后汉书》开始，史家开始记流水账，为尊者讳，读史变得味同嚼蜡。你看我们写＂春秋二九五＂，这295年，虽然历史往往是些零散的片段，有时候因为史书记载过于简略，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这两个国家打起来了，那几个人又怎样怎样了，但在其中出现的人物，却很鲜活。以刚刚提到的郑詹为例，喜欢通过别人的言行预测人物或事件走向的人很多，但很少有像郑詹说话这样直白又尖刻的。这就是读史最好玩的地方了。在照相和录像技术被发明出来以前，所有那些在历史上曾经活跃过的人，都如一阵风刮过一样，随着他们的死亡，而消散了。我们只能通过书上的只言片语去想象他们的模样、性格以及其他相关的一切，所以文字的记录者的态度就很重要。史书从东汉开始变得索然无味，记录者的态度被统治者绑架了是原因之一。其实，从《汉书》开始，史书已经有不好看的倾向了，但班固厉害的地方在于，他的《汉书》中有很多不同于前代的另类贡献，时不时的，他就像一个文献整理者、统计学家一样，在《汉书》的角角落落里，给我们留下惊喜，让我们读着读着，觉得迂腐气、愚忠愚直愚孝愚义愚礼各种愚开始挡都挡不住往外直冒的时候，那些班固不经意间留下的珍珠就会蹦出来，惊艳一下读者，让人不由自主地点头——哦，原来那个时候是那样的。加上班固的文笔虽然比不上司马迁，但还是要甩后代史家几条街的，所以读史书基本到《汉书》是既有真实感，读起来有趣好玩又有启发。真实感，我认为不只对虚拟文学至关重要，对严肃的史书来说，同样重要。
　　又说多了，言归正传，说回郑詹连批评带诅咒楚成王将来不得好死——不只是郑国人对楚成王的品行有了指摘，而且从此以后天下诸侯也都通过这次的事，知道了爱贪小便宜、没品的楚成王成不了大气候，是不可能成为天下霸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