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金圆券改革，国民党就不会垮台？事实真是这样吗？一文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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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位权威学者沈云龙先生说：
　　仅仅四十天后，金圆券的价值就一落千丈，几乎形同废纸。几千万平民百姓的财产转眼间化为子虚乌有，一文不值。这严重地影响了民众的信心和国家的命运，也是失去大陆的主要原因。
　　由于这种看法非常普遍，以致金圆券改革时任财政部长的王云五，自从1979年去世以后，也一直被斥之为国民党失败的罪魁祸首。
　　随着1948年8月金圆券改革接踵而来的一系列事件，似乎也为这种解释和责难增添了几分诡辩之辞，因为在宣布改革的三个月内经济陷入了最后崩溃的境地，国民党的军队退到了长江边上。更巧的是，恰恰在两个月后，即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辞去了国民政府总统的职位。从此以后，局势每况愈下，愈发不可收拾。
　　这种把国民党的失败嫁祸于金圆券改革或一个孤零零的财政部长的说法，显然是混淆了因果关系。1948年的改革并不是经济崩溃的原因。国民党只不过是在这场赌博中铤而走险，赌资投得太大，结果加快了早在改革之前就已经起步的崩溃速度。
　　毫无疑问，这次是赌输了，它引起了整个中上层社会的失望和怨恨。特别是一些中产阶级，他们历来就站在国民党政权拥护者的行列之中。因此，金圆券改革肯定加快了国民党政治上的垮台。但是，在那个时候，不管是蒋介石，还是王云五，他们都认定这场赌博是看准了的，至少是有赢得把握的。
　　1、当时的通货膨胀有多严重？
　　在整个1947年和1948年的前三季度，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状况简直是一塌糊涂。农村社会濒于解体，工业生产停滞不前，交通运输还没有修复，通货膨胀每天都把法币的价值贬下一大截。
　　到了1948年夏天，经济形势更糟，整个国家似乎已经临近了崩溃的边缘。因为同共产党打仗，导致了巨大的预算赤字。法币在市面上的流通量从1947年12月的34万亿上升到1948年6月的250万亿。然后，在接下来的一个半月里，这个数字更猛增到600万亿至700万亿。战区的扩大，还带来另外一个恶果，法币像一阵洪水猛兽，从华北涌到华中，又从华中扑向华南。
　　随着法币发行量的增大，国民对政府和钞票的信赖也骤跌。因此，只要他们手中的钱还留有一丝的价值，老百姓就赶紧去换成实物。而货币周转速度的加快自然又给通货膨胀火上浇油，以致政府发行的法币数量远远赶不上物价的暴涨。
　　1947年12月，物价的增长速度是新币发行量的3。5倍；1948年6月，已达5倍之多，到8月初，超过了11倍。结果，通货膨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直穿云霄。从5月底到8月中旬的两个半月中，上海的物价增涨了将近10倍。5月26日，大米售价是630万元，到了8月18日，售价已是6300万元；同一时期，花生油的售价从1850万元增涨到19500万元；肥皂从700万元提到8350万元。
　　6月到8月中旬之间，由于通货膨胀恶性发展而造成经济崩溃的迹象更加明朗。6月14日，宁波首先发生抢米风潮，接着在以后的几个月里，这场骚动迅速席卷全国。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商品的价格也跟着直往上涨，以致商店老板不得不每天要打烊几次，以调整货物牌价。
　　6月25日和7月10日两天，仅一整天的工夫，物价激涨了大约30。因为物价和生产成本瞬息万变，所以正常的商业经营也无从展开。商店老板们已经习惯于宁愿关门，也不用他们的存货去换回那些一文不值的法币。这时，往返于南京和上海之间的班机也予以取消，因为国家规定的机票价格远远低于不断上涨的油料价格。
　　政府的印刷工厂生产的钞票已经根本满足不了经济活动的需要。例如，资本家就无法筹集足够的现金来开支薪水。大部分法币的面值都是在10万元上下，到了7月底和8月，海关的金票更有面值50万到500万的。
　　所以做一件小买卖必须带上大捆大捆钞票，也是司空见惯的事了。经济的恶化，必然引起公众心理的犹豫、恐慌和失望。
　　8月5日出版的上海《大公报》说：
　　更为严重的是大家都相信这场经济危机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所以谁也不指望会出现柳暗花明，只管荀且度日，算计着末日的到来。所有缓解经济崩溃的努力都宣告无效，老百姓对政府的怨恨日甚一日。于是，谣言四起，说政府正准备封存国库和黄金，关闭一半的国家银行，甚至还有传闻说蒋介石已经在华北被扣押了。人们纷纷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2、金圆券发行的背景
　　一个月后，也就是8月11日，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向美国通报说：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就会面临着覆灭的危险。因此，在面临眼下财政危机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能够选择的唯一出路（相较于放弃反共内战），只有用一种新的货币来代替法币，这就是金圆券。
　　几年来，各方面的经济学家和法律界人士曾经讨论过币制改革问题。他们坚持认为公众的心理臂如老百姓对法币缺乏信赖是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他们断定，只要用一种新的货币单位取代法币，通货膨胀率就可以减小。这个想法非常简单易行，动人心弦。
　　因此，在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实际上就已经印制了大量的新货币，到了1945年又一度老调重弹。但是，目光敏锐的人早已指出，不管货币单位大小如何，只要政府的预算不平衡，通货膨胀就无法制止。1948年夏天，经济危机的加剧，迫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重新捡起改革币制的主张，当作灵丹妙药来医治实际上已经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据透露，在征得蒋介石同意后，翁文灏早在7月初就组织了一个小组，起草有关尽快改革货币的计划。
　　一个星期后，该小组在呈送的报告中警告行政院长，在这个时候改革货币是不合适的。他们提醒他，说这一举动将会困难重重，有害无益。翁文灏将报告的内容向蒋介石做了汇报。蒋介石表示有些事情不妨留待日后再做，也就是说他已经撇开了放弃法币的念头。
　　但是，到了8月初，危机已经无可挽回，蒋介石坚信不管有多大危险，也必须推行货币改革。在桂林避暑胜地，他召集了政府的主要财政顾问进行磋商。据说宋子文、张嘉璈和俞鸿钧等人都竭力反对，认为如果不首先削减军费开支的话，新币制的价值就难以维持。
　　可是，行政院长翁文灏和财政部长王云五却赞同改革币制。虽说参加会商的人分成了两派，但是币制改革的各项准备工作仍然在举棋不定中加速进行。最迟在8月7日，中央银行开始把新制的钞票发往全国各级分支机构。到13日晚上，更是突然发表了施行改革的决定，以致中央银行在上海的官员也被冷落在一旁，对兑换的命令预先一无所知。
　　即使这样，这项决定仍然在有计划地贯彻执行。8月16日，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带了一套新的兑换方案从上海来到南京，称之为B方案。对此，翁文灏、王云五和外交部长王世杰都表示赞同，而把原来的方案称之为A方案，暂且搁置一边。接着，翁文灏和俞鸿钧就飞赴桂林，向蒋介石呈报了这套新方案。蒋介石对方案作了很大的修改，否决了可以用新币自由兑换黄金的提议。
　　宋子文对新的方案予以支持，蒋介石在和他讨论了有关问题之后，又于8月18日突然飞回南京。在首都，一些反对派人物再一次就方案中的各种漏洞和不当向蒋介石发出了警告。但是，蒋介石认为经济危机已如此深重，根本容不得迟疑或不同意见。
　　蒋介石声称，各项措施已经经过反复的研究，必须尽快公布；如果真的还有什么差错的话，也可以日后再加调整。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和行政院一致批准之后，蒋介石即以反共内战而赋予他的紧急处置权力，在1948年8月19日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命令。
　　在极有限的几个星期内，这些紧急处分措施确实减缓了通货膨胀的速度。但是，就在宣布改革的70天后，国民党政府已经不得不承认它的失败了。这不是很清楚地说明币制改革从一开始就条件不成熟吗？
　　毫无疑问，在这项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一系列现实的阴影笼罩着蒋介石对问题的估计。到8月份，通货膨胀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整个经济正在走向崩溃；如果经济垮了，那么政治和军事的全盘覆灭也就会接踵而至。就是在这样一种走投无路的形势之下，蒋介石才看到只有币制改革闪出了一丝希望之光。
　　3、金圆券发行导致国民党垮台？
　　在这点上币制改革的发动者是对的，即物价的暴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老百姓对法币丧失了信赖。很明显的一个例证就是物价的上涨远远超过新钞票的生产。蒋介石、翁文灏和王云五寄希望于新币制至少能够暂时赢得公众的信赖，哪怕只有半年时间也行。如果经济的崩溃在一个短时期内有所好转的话，政府也就可以趁此机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缓解货币危机。
　　国民党政府的这几位领导人还设想了一个长远的基本办法，就是做到预算平衡。不管是翁文灏还是王云五，都毫不隐讳地承认通货膨胀问题的根源就在于预算赤字，结果滥印钞票。
　　他们提议财政赤字不得超过财政总支出的30，而当时实际上要超过66以上。因此，紧急处置命令规定要开源节流；增加财政收入，主要是提高税收，例如超量地征收40的进口税；紧缩财政开支，包括裁除军队和政府冗员，把国家经营的企业和交通机构转让给私人。
　　据有关材料说，甚至连国防部长何应钦将军也赞同只要物价稳定，可以削减军费支出。这几位领导人设想的第二个办法是从美国获得一笔稳定货币的贷款。只要有了这笔贷款，政府就掌握了足够的外汇储备，可以允许金圆券和美元、黄金自由兑换，从而赢得公众对新币制的信赖。
　　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也就是在1948年4月的援华法案有关条款谈判之前，华盛顿已经拒绝了中国人对稳定货币贷款的要求，理由是在目前这种战争形势和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巨额数量的钱财也只能被无端地挥霍掉。
　　但是，到了8月，国民党领导人有了两条足以恢复上述要求的理由。
　　第一，如果币制改革制止了通货膨胀，哪怕只有几个月，也就证明了中国人有自助的能力，这是美国给予进一步援助的前提条件；第二，11月份美国的大选，很有可能由共和党人入主白宫和国会，他们会比以前的民主党人更同情国民党政府。
　　这就像司徒雷登大使在8月23日觉察到的，他说：
　　令人惊奇的是，在政府官员中流露出一种赤忱的期待，他们把眼睛直盯住在一月里会出现的富有同情性的共和党人的国会，以及能够在深渊之上架起独木桥的币制改革计划。
　　然而国民党政府在这两方面的希望都落了空，币制改革的满腔热情并没有维持几个月，共和党人也在1948年的大选中遭到失败。
　　4、真相究竟如何？
　　1953年，时任台湾省政府主席的吴国桢回忆说：你知道，关于金圆券，所有的问题归结起来只有一点，就是它激怒了中国民众的各个方面，各个阶层，以致他们群起而攻击国民党政府。毫无疑问，知识分子知道金圆券起不了什么作用，他们认为这纯粹是愚蠢无知。而像李明（音译）这样的银行家和商人也对政府怀着怨恨和敌视。中产阶级几乎完全破产，因为他们被迫交出了唯一的一点积蓄。
　　店铺老板们以金圆券平价出售了他们的货物，结果弄得倾家荡产。至于穷人就更不必提了。你知道中国的穷人总有一些装饰品，诸如金戒指之类，但他们也不得不交出这些东西最后得到的却是一钱不值的纸币。由此，你就可以看到金圆券对政府的致命一击了。
　　吴国桢的这番述说，在那些经历过金圆券改革的中国人中间，是很有代表性的看法。对他们来说，那是一种痛苦的生活，造成了政治上和个人结局的悲剧。从此以后，大多数人不再对恢复经济抱有希望。因此，金圆券改革的失败似乎证明国民党政府已经根本无力控制通货膨胀了。民众对政府用毫无价值的纸币收买他们的黄金、白银和外汇真是深恶痛绝。
　　最初，这种普遍的憎恨是对准翁文灏和王云五的。但是，因为蒋介石和这场改革形影难分，所以也就逃脱不了全部罪过。这就像天主教教会办的《益世报》写的，翁文灏内阁只不过是蒋总统的秘书处，它发布的每一项决定都是由蒋总统交办的。
　　《益世报》声明：
　　可以进而相信蒋介石的个性是很强的，但是，他要包办的事情也太多了。
　　在金圆券改革失败后，对蒋介石的这种普遍的不信任感，无疑是他在1949年1月21日决定辞去总统职务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显而易见，金圆券改革加速了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政治上的崩溃。但是，国民党政府试图进行币制改革本身并不是一件错事。一些对改革的非议往往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早在1948年8月以前，国民党的经济已经混乱不堪，滑向了死亡的深渊。因此，南京政府的垮台是在意料之中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打算改革，遭到的斥责肯定会比孤注一掷而后再失败，只有增多不会减少。
　　这就犹如前面所说的，因为在8月中旬，从几种迹象来看改革至少是有成功希望的。然而，为什么会失败呢？
　　可以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金圆券发放过多，这样就重新刺激了通货膨胀的加剧。对此，大家似乎并不感到惊奇。但是，值得注意的是9月30日，新发放的金圆券钞票只有23是用于政府的财政支出和军费开支，至少有63是为了收买黄金、白银和外汇而印制的，况且这些东西又都转交给了中央银行。
　　因此，通货膨胀的恶化是由国民党政府的金银外汇国有化政策造成的。可是，也是由于这项政策，8月19日以后，通货膨胀曾一度发展的相当缓慢。此外，再看一下军费和政府的其他财政开支，可以发现到9月30日，赤字相应地减少到22000万元以下。
　　在此，问题的关键是，迄今为止，黄金、白银和外币都是作为贮藏手段，不介入通货膨胀的力量之中的。事实上，在1946年和1947年初，政府还抛售过大量的黄金用作回笼市面上循环的钞票，以抑制通货膨胀的势头。可是，8月19日后的政策却颠倒了过来，国民党政府买进金银元宝，而把大量的纸币投入了市场循环之中。
　　国民党政府没有想到的是，私人在被迫交出黄金、白银和外币后，有三条可供选择的做法，一是把金圆券同样储入中央银行，二是购买政府发放的美元公债，三是把金圆券作为现金消费掉。而实际情况就像行政院长翁文灏在10月底解释的，比预计要大得多的人都选择了第三条办法。这样，就迫使政府发放的钞票远远超过了计划和希望的数字。
　　大概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已经一落千丈。在此，表现为对中央银行的储蓄单和政府的公债券，所以他们宁可要现金（尽管他们也担心它会贬值）而不要那种代替现金的一张薄纸。
　　结果，价值19000万美元的黄金，白银和外币本来一直是脱离市场的，现在则突然兑换成钞票汇入了通货膨胀之中。如果用一句现代的术语来说，就是它变成了游资，到处寻找可以购买或投资的目标。
　　为了吸收这部分过量纸币，国民党政府曾尝试着拍卖一些以前的敌伪财产，并准备把5家主要的官办企业改成合资，它们是中国纺织品发展公司，轮船招商局，台湾糖业公司，台湾纸业公司和天津纸业公司。但是，民众对这类投资表示毫无兴趣。因此，几乎在一个月后，拍卖只回收了400万元金圆券，这同它的目标56400万相差太大了。
　　与此同时，由于商业和工业屡遭破坏，结果，这些本可以吸收大量闲散资金的正常投资市场，也是死路一条。现在，钞票在市场上已经成了过剩的怪物，这在一个侧面得到了充分的证实。例如，9月26日，上海黑市的利息率降到了每月5，相比之下，在8月19日之前的一个月，平均利息率还是55。因此，钞票的泛滥成灾，就成了通货膨胀重新抬头的契机。
　　紧急处分命令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国民党政府的积弱和它对地方进行有效统治的局限性。在全国，如果控制物质的政策能够像上海一样，雷厉风行地推行开来，那么国民党政府就可以实现它的希望，至少能在6个月内使通货膨胀有所缓解。
　　但是，即使在10月1日上海经济管制督导员办公室的管辖范围扩大后，蒋经国也只是在理论上有权把他在上海搞的那套办法全盘搬到江苏、浙江和安徽。实际上，国民党政府根本没有魄力把经济管制命令下达到广阔的内地省份。既然没有这样的魄力，却又想用政治手段挽回通货膨胀，其结果也就命中注定了。
　　最后，紧急处分命令的失败是因为民众对金圆券缺乏信心。当然，这首先要归咎于先前十年中纸币所遭受的不幸经历。
　　但是，在币制改革期间，又另有两个因素彻底打消了人们对保存一些钞票的留恋。
　　第一，是国民党在东北和华北军事上的颓势。从9月12日开始有关战况的报告就实在令人沮丧。和过去不一样，人们开始揣摩共产党取得胜利的可能。而对国民党政府的钞票产生了顾忌。
　　第二，是10月2日宣布的增税命令，这对金圆券在民众心目中的信誉无疑是致命的一击。毫无疑问，国民党政府加派这些新税是极其错误的，这也在事后得到了证实。
　　对此，民众的反映完全超出了这些税收本身所含的价值，它说明在当时，大家对金圆券的信赖是多么的脆弱。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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