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黄埔军校创办人之一，公开反蒋被秘密杀害

　　邓演达（18951931），广东惠阳永湖乡（今惠州市惠城区三栋镇）人，祖籍广东梅县丙村镇。
　　国民党著名左派领导人，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
　　1909年入广东陆军小学，参加辛亥革命。
　　1919年毕业于保定军校。
　　1920年起历任粤军一师参谋、独立营营长、三团团长。
　　他两次率部讨伐陈炯明叛军，深得孙中山的信任和赞誉。
　　1924年5月任黄埔军校训练部副主任，后任黄埔军校教育主任。
　　1926年1月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同年7月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随军出征北方
　　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主席团委员、中央农民部部长等职。
　　1927年四一二政变爆发后，他撰文谴责蒋介石、汪精卫，与宋庆龄等人开展反蒋活动。
　　1931年8月在上海被捕，11月29日晚在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秘密处决，时年36岁。
　　被孙中山视为得力助手的人；被共产党视为烈士的人；一个最终死在学生枪口下的人。
　　1931年11月29日晚。脚下的沙子岗，南京紫金山。
　　一辆囚车由两辆军车一前一后护送，从富贵山炮台废墟冲出夜色，向汤山进发。车队过卫岗，过白水桥，出麒麟门，行至沙子岗，突然刹车。
　　一个全副武装的人从囚车的驾驶室里跳了出来。
　　他原是黄埔一年级学生，曾当过蒋介石的警卫队队长王世和。
　　王世和打开囚车的车门，对着里面的犯人神秘地笑着说：老师，车坏了，你先下车吧！
　　犯人刚走出车门，就传来一阵枪声，子弹如大雨般倾泻在他魁梧的身体上
　　一代英杰邓演达就是这样被杀的，年仅36岁。
　　黄埔军校的重要开拓者
　　邓演达1895年3月出生在广东省惠阳县一个贫困家庭。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华南沿海地区蓬勃发展。邓演达8岁开始参加革命活动给革命家姚玉萍当交警。
　　14岁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受到时任校长邓伟的接见
　　他亲自介绍他加入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
　　进入保定军校第六期后，毕业后在广东参军，一直跟随孙中山先生南征北战。
　　孙中山授予他大元帅府少将一职，让他从军。
　　1924年初，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孙中山下令成立陆军学院筹备委员会。邓演达被任命为筹委会之一。
　　军校选在黄埔岛上的广东陆军学校和海军学校旧址上。
　　参与筹备的邓演达对这里并不陌生。
　　15年前他曾在此求学，但眼前的旧址早已荒废，昔日的盛况已荡然无存，杂草丛生。
　　邓演达带领同事立即投入到紧张的修复重建工作中。经过努力，终于让这里焕然一新。他到上海寻找军校管理人才。同时，他根据孙中山和廖仲恺先生的指示，到浙江奉化劝说正在搞情绪的蒋介石回广东办军校。
　　黄埔军校正式筹办后，邓演达历任教练部副主任、代理主任、学生长、教育长等职。他遵循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严格要求学生，对违纪行为不迁就、不姑息，但从不以权压人，对有不同意见的学生耐心劝说、反复灌输。他经常和学生一起跑步、吃饭。每次
　　他参加全校大会，他坐得很紧，始终保持军人的样子，处处以身作则。因此，他在军校享有很高的威望，被学生视为崇拜的偶像。
　　辛亥革命以来，邓演达和蒋介石一直是军事上辅佐孙中山的风云人物，但真正一起工作是从黄埔军校开始的。两人虽然工作关系密切，但个人感情却很差。在此期间，邓演达因不满蒋介石重用最鄙视的王百龄，亲眼目睹人人觊觎当官的不良风气，离开黄埔赴德留学近一年；他还批评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被蒋介石借故调任潮州分局教育局长。
　　北伐战争开始后，独揽党政军大权并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需要广纳贤才为我所用，于是任命邓演达为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亲自到北伐前线，从长沙到武汉。他身先士卒，不怕牺牲。他受到蒋介石的高度器重。邓演达兼任总司令部武汉营主任，在武汉行使总司令职权。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创始人
　　北伐军攻占武汉后，革命力量进入长江流域。黄埔学生在北伐军中的骨干作用，使邓演达对军校的创办情有独钟。为了培养更多的政治工作者，深入人民群众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邓演达决定在武汉开办政治训练班。他以总政治部的名义，任命具有丰富政治工作经验的共产党员包惠僧为政治训练班筹备处主任。
　　在邓演达的亲自考察下，培训班最终落户武昌梁湖书院。邓演达带领政治训练班筹备处成员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创办黄埔校本部。用不到2万元的修缮费用，用一个多月的时间修好了因战乱而荒芜的校舍，让从广州黄埔校本部搬到武汉的政五学生及时住进了新校舍。
　　由于革命中心的转移，全国各地的革命青年此时聚集在武汉，要求参加革命。光是一个政治培训班根本满足不了需要。邓演达审时度势，立即向国民党中央提议将政治训练班更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扩大招生。
　　邓演达重新起草的军校教育大纲，已单独组织了新的招考委员会。其成员有郭沫若、王发钦、董必武、陈公博、包惠僧等人。邓演达有se
　　被任命为自己的主席。恽代英、李富春、陈潭秋、李达、项英、周恩来、蔡畅、施存通等一大批共产党员被聘为政治指导员或委以重任。
　　武汉分校有两期，其中第六期在武汉招生，第一期6000多人，第二期4000多人。前两次考试各举行5次，考试的严格程度可见一斑。第六期学生有11个中队和一个学校中队，其中3个是女中队。这在当时的中国军校中尚属首次，也是黄埔军校历史上唯一一届女学员。
　　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喋血沙场的革命烈士，如胡军、游锡；有的成为不可多得的红军女将，如魏公志、张瑞华；有的成为著名的抗日英雄，如赵一曼。他们就像圣洁的革命花朵，开遍祖国大地。
　　与蒋介石决裂
　　1926年秋，北伐军攻占武汉、南昌后，鉴于形势发展，蒋介石两次电告广州，请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迅速转战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第一批成员到达武汉时，已开始执掌党政。
　　以联席会议形式行使最高职权时。
　　为了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置于他的控制之下，蒋介石提出迁都南昌，并截获了经南昌前往武汉的第二批成员。蒋介石出尔反尔，遭到武汉方面的强烈反对。邓演达也对蒋介石深感不满。他多次做蒋介石的工作，反复说明迁都武汉的理由，敦促蒋介石服从他提出的中央政治会议迁都武汉的决定。蒋介石根本不听。
　　邓演达曾与蒋介石共事近两年。他很了解蒋介石。通过迁都之争，他进一步认识到蒋介石正在加紧背叛革命。他积极撰写文章，在武汉各种集会上发表演讲，揭露和斗争蒋介石的分裂革命和封建专政。1927年3月，蒋介石派亲信到武汉，劝说邓演达放弃反蒋主张，以邓演达为诱饵，出任总司令部参谋长要职。邓演达当即说：说到参谋长不当，与得失无关。像蒋介石那样领导革命，是永远不会成功的。
　　1927年7月初，邓演达亲眼目睹汪精卫集团追随蒋介石反革命的脚步，愤然离开武汉。同年10月抵达莫斯科。他与先到莫斯科的宋庆龄、陈友仁商量后，决定成立临时革命领导机关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1月1日《关于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宣言》起草，邓演达发出，号召革命的国民党人团结和领导被压迫和剥削的革命人民，打击一切反动敌人，直到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完全实现为止。12月，邓演达离开莫斯科前往柏林。接着，我开始到西欧、近东、中东和印度学习考察，总结中国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
　　1930年5月，邓演达秘密回国，隐居上海。他在谭平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的基础上，成立了第三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同年8月9日，临时行动委员会召开全国干部会议，通过了邓演达起草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选举产生了中央领导机构，以邓演达为总干事的中央委员会，并在全国设立了分支机构。
　　为了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邓演达积极组织、策划和宣传舆论。他发起组织黄埔革命同学会，以上海为中心，在北平、武汉等地设立分支机构。蒋介石嫡系十八军的罗卓英、杜聿明、宋希濂、周至柔、萧乾，西北军的杨虎城、邓宝山等都参加了，很快形成了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邓演达发表了许多文章，淋漓尽致地揭露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邓演达的一系列活动引起蒋介石的极大恐慌，蒋介石安排特务暴徒搜捕他。
　　1931年8月中旬，邓演达到江西准备起义。临行前，我去看望卧病在床的朱蕴山，对朱蕴山说：我要穿着草鞋行动起来，请你留在上海，替我负责。
　　朱蕴山很担心邓演达的安危，对邓演达说：外面风声很紧，你要警惕，一有不妥，就会瓦解大局。
　　邓演达回答说：现在不干就不罢休，生死只能置之不理。
　　谁知，不到三天，在蒋介石的重金下，汉奸陈景斋通风报信，告发了邓演达的行踪，邓演达随即被捕。
　　落网后从未向蒋某低头
　　8月18日上午9时30分，租界当局将邓演达等带到上海高等法院刑一庭受审。推院长宋元、楚、叶儿坐审。宋元问邓演达：你是第三方的领导吗？
　　邓演达回答：是的。
　　宋元又问：你是共产党员吗，为什么反对政府？
　　邓演达慷慨激昂：我不是共产党员，是蒋介石背叛了三民主义，向帝国主义投降了
　　宋元慌了神，草草收场，宣布引渡邓演达等人到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邓演达被捕当天，正在南昌指挥对朱毛红军进行第三次围剿的蒋介石飞抵上海。他要求王懋功、张群尽快把邓演达运到南京，并对邓案作出指示：策动兵众，扰乱州家。
　　此时，蒋介石也没有下定决心杀死邓演达。他认为邓演达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请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酌情做邓演达的工作。他还派南昌行营党务指导处处长段希鹏找有私人关系的邓演达助手，迂回做工作；同时指示王百龄劝说邓演达调解宁粤矛盾，邓演达拒绝担任中央党部秘书长或参谋长等要职。
　　邓演达被抓
　　消息传出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一些黄埔学子积极施救。国民党中央教导总队黄埔升邓克敏、张涛等组织武装抢劫监狱，战败被通缉。黄埔学子徐远国在值勤期间用一班贴身看守负责救援，并筹集5万元作为安置家属的资金。正当他准备就绪时，蒋介石突然将邓演达从陆军监狱转移到紫金山脚下一座破败的小屋，切断了邓演达与外界的联系，营救计划受挫。
　　许多黄埔学生联名上书蒋介石，要求释放邓演达，被蒋介石拒绝。最终，文章开头的一幕终于无可挽回地上演了。
　　周恩来亲自过问，汉奸受到严惩
　　1950年3月31日，民革中央常委章伯钧、彭泽民、黄启祥和朱蕴山、李时璋、王新新、王平秋、麦朝述、庄明远联名致信作为当事人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陈述陈景斋背叛邓演达一事，要求对这种破坏革命、出卖领袖的汉奸，依法和张民民法典予以惩处。
　　当天，周恩来看到呈文，立即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催办。
　　当天深夜，一封急电从北京发往南昌。中央办公厅要求江西省委：如谋杀邓演达的罪犯陈景斋已移送南昌，请转告地方迅速查清案情，以便处理。
　　中共江西省委当即决定，由省委常委、省公安厅厅长王卓超亲自审理此案，并请省农工民主党领导人廖绍毅予以配合。然而，在庭审中，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从被捕时起，陈静斋就知道自己难逃法网，于是承认背叛邓演达。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他一口咬定第三方领导成员王新新授意所为，并捏造情节，故意把案件搞砸，企图蒙混过关。
　　农工民主党中央一方面积极取证，一方面认同密
　　公安部将陈静斋押回北京直接审判，并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配合下，由公安部直接审判陈静斋，由公安部直接审判陈静斋，由公安部直接审判陈静斋，由公安部直接审判陈静斋，由公安部直接审判陈静斋
　　4月27日，江西省公安厅派宋大胜厅长亲自护送陈静斋到北京。
　　陈静斋落网后，在民主党派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纷纷关注案件进展。4月15日，与邓演达同时被捕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罗仁义送来一份证明材料，为查明案情提供了重要依据。
　　6月16日，在上海抗击日寇的第十九路军总司令、副总司令、民革中央常委蒋光鼐和蔡廷锴致信章伯钧、彭泽民、黄启祥：查陈敬斋谋杀邓演达先生，绝对是罪大恶极，应请政府早加惩处。
　　7月27日，章伯钧、彭泽民、黄启祥将此信转交罗瑞卿部长、杨其青副部长。公安部通过内部调查和外部调整，在民主党派的积极配合下，找出了一些疑点，最终提审了陈景斋。
　　在事实面前，陈景斋不得不承认背叛邓演达的全部事实，并供认：由于反动势力受到镇压，对前途感到悲观，遂欲卖党争荣，1931年7月中旬，他将党的领袖邓演达先生的行踪告诉蒋匪，并与匪暗中密谋，待机动作。
　　公安部于10月结案，并将结案情况通报发给农工民主党中央，征求对犯罪分子的处理意见。罗瑞卿向周恩来汇报了案情。周总理明确指示，要像对待革命烈士一样对待邓演达。
　　1950年11月，公安部将此案移送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院审理。1951年3月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部提起诉讼。6月19日，军法署判处陈敬斋死刑，并执行枪决。背叛邓演达的陈敬斋最终受到了惩罚。
　　后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关怀下，国务院拨款将邓演达的遗骸从沙子岗迁至紫金山南麓灵谷公园东侧，并竖立了一座新碑，上面刻有何香凝亲笔题词：邓演达烈士墓。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