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主席的读书生涯中汲取养料

　　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毛主席亲自起草，以中央研究组组长毛主席、副组长王稼祥名义，给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各同志写了一封信。根据理论与实际联系的研究方针，信中提出：＂关于实际方面的材料，请各同志看六大以来的文件＂，＂关于理论方面，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
　　学习理论，学习哲学，＂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这是我们党创造的一条很好的学习经验。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毛主席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独到贡献，就是充分地体现和发挥这种统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革命实践中掌握和运用的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毛主席更是特别强调这一点。他的《反对本本主义》和《实践论》、《矛盾论》，都是致力于解决党的干部的思想方法问题。
　　在延安整风中，尤其明确地向全党提出了这个问题。延安整风，首先是整顿学风。学风问题，按照毛主席《整顿党的作风》一文给的定义，就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延安整风，一般说是一九四二年开始的。从准备和从领导上说，则是一九四一年开始的。
　　一九四一年五月，毛主席作报告，鲜明地提出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任务，尖锐地批评了党内盛行过的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这是过去党的领导上几次犯重大错误的思想根源），深刻地阐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学习马克思主义，不应该搬用它的个别词句、个别结论，而是要学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随后，中共中央在七月一日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在八月一日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九月二十六日，中央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成员为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的委员，八路军新四军各主要负责人，各高级机关某些干部，各高级学校某些教员，计划首先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二十年历史，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和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以达到克服主观主义、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
　　毛主席九月二十九日这封信，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的。
　　＂请各同志看六大以来的文件＂，看哪些文件呢？随信另单开列了要目，共七十篇，其中列为最低限度选读篇目的共四十篇。（这个篇目后来补充调整为八十三篇。到十二月，中央书记处编成《六大以来》这部大书，共汇集文件五百多篇，翌年十月，又编成《六大以前》，收文件近二百篇。这么多文件，当然不可能大家都读。一九四三年中央书记处编印的《两条路线》一书，共选文件一百三十二篇，比这封信另单开列的多一些，所选文件的时间往前推到大革命时期，往后延到一九四三年。）
　　＂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是为了在检讨历史时获得理论的、主要是思想方法的指导，把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提到思想方法的高度上来。读哪些书呢？信中开列了四本，＂请各同志首先看＂这四本书。
　　第一本是列宁的《＂左派＂幼稚病》。值得注意的是，毛主席推荐这本书，不单是要求大家从中学习政治理论，着重是要求大家通过这本书来学习思想方法。
　　的确，学习思想方法，不能限于读专门讲思想方法的书。
　　通过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左派＂幼稚病》这类经济学著作和政治著作，读毛主席的一些政治著作和军事著作，人们不仅可以学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政治理论和军事理论，而且可以从这些具体运用的典范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学习思想方法的更好的途径。
　　直接讲认识论、讲思想方法的书，信中推荐了两种：＂艾译《新哲学大纲》第八章‘认识的过程’（即《哲学选辑》第四章）＂；＂李译《辩证唯物论教程》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
　　第四本被推荐的书是河上肇《经济学大纲》的＂序说＂。河上肇是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经济学大纲》是他的流传很广的介绍马克思《资本论》的著作，由陈豹隐译成汉文。推荐这本书的＂序说＂，不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而是从思想方法的角度。因为这个＂序说＂是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出发点＂和＂研究方法＂的。
　　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高度评价了《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
　　可是，在开列研究思想方法论的学习篇目时，并没有特别推荐斯大林为这个简要读本写的第四章第二节《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点是很耐人寻味的。斯大林这篇文章有许多精辟之处，但认识论在其中几乎没有位置，辩证法也讲得很缺乏色彩，不能不认为是一个很大的缺点。
　　关于社会发展史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毛主席给胡乔木一封信：＂请你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不论是翻译的，写作的，搜集若干种给我。听说有个什么苏联作家写了一本猴子变人的小说，我曾看过的一本赖也夫的社会学，张伯简也翻过（或是他写的）一本《社会进化简史》，诸如此类，均请收集。＂
　　四天之后，毛主席给刘少奇一封信，送去一九三零年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的恩格斯的《从猿到人》（郭烈夫编，成嵩译）。
　　信中说：＂此书有恩格斯两篇短文，十分精彩，可以看。郭烈夫的一篇亦可一阅。郭烈夫的《唯物论》，瞿秋白曾有译本，我看过，还好，后来听说他犯有错误，我还不知其错误究在何处。我正在找其他唯物史观的书看、看后再送你。＂
　　延安整风在一九四二年广泛展开以后，一九四三年曾插入一段审干运动。一九四三年十月，中央决定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理论和研究党的历史，整风进入总结提高的阶段。
　　毛主席多次说过，整风后高级干部要准备读书，读马列的书。从这两封信可以窥见当时中央领导人读书生活的一斑。那时读书受＂延安能找到＂的限制，在这个范围内，为找书读是作了最大限度的搜求的。
　　把社会发展史作为历史唯物论的入门，这也是我们党创造的一条很好的学习经验。
　　毛主席在延安曾提议在干部教育中要学社会发展史和自然发展史。这个提议是很有道理的。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要学习和研究自然界的发展，要学习和研究社会的发展。
　　历史唯物论从社会发展史讲起，不是从几个定义、几条规律出发，而是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叙述和分析中提出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来，显然是较好的方法。
　　同样，自然辩证法从自然发展史讲起，不是从几个定义、几条规律出发，而是从自然界历史发展过程和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来讲自然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也就是说，把自然辩证法、自然发展史、自然科学史以至技术发展史结合起来，显然也有很大的优点。
　　毛主席一九六四年在批评悲观、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时，指出这些论点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不符合上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和整个自然界发展的历史事实。这段话可以作为毛主席重视学习社会发展史和自然发展史的一个印证。
　　毛主席关于学习社会发展史的建议，从延安以来就照着做了。
　　后来中央规定干部必读十二本，就有一本《社会发展简史》，是根据一些外国书编写出来的。全国解放初期，在全国人民首先是知识分子中广泛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学习。
　　学社会发展史，学＂猴子变人＂（这当然是一种通俗但不确切的说法），形成热潮。
　　毛主席在《不要四面出击》一文中讲到，对知识分子＂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他还说：唯心论者讲上帝造人，＂我们讲从猿到人＂。艾思奇那时为适应这一学习需要而写的一本书，就叫《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这个学习对于五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确立革命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决心投身宏伟的共产主义事业，为劳动人民服务，为社会的解放和进步服务，是起了重要的作用的。
　　关于哲学通俗读物
　　毛主席很重视哲学通俗读物。给胡乔木的信中说到他＂听说有个什么苏联作家写了一本猴子变人的小说＂，要找来看看，便是一例。这是指《人怎样变成巨人》这部书，它是讲人类发展史（包括从猿到人）的通俗读物，用了生动的文学笔调（但还不好说是小说），作者是苏联的伊林和谢加尔。一九八三年，北京科普创作界还开过伊林的纪念会。
　　毛主席几次提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前篇介绍过他曾经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给当时在西安的叶剑英、刘鼎去信：＂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提的《街头讲话》之类）＂。
　　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一日他给当时在苏联的两个儿子去信，并给他们和同他们在一起的＂各小同志＂送去一批文学、历史、哲学书，其中就有一本《大众哲学》。
　　毛主席对李达的《<实践论>解说》也很赞赏。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在给李达的信中说：＂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给李达的另一封信中又说：＂你的文章通俗易懂，这是很好的。在再写文章时，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一九六 年，毛主席写给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林克一封信：＂冯契著《怎样认识世界》一书，中国青年出版社印行，一九五七年出版，我想找四、五、六、七、八本送给同我接近的青年同志阅读。请你找一找。如找不到此书，则找别的青年人能够阅读的哲学书，要薄本小册子，不要大部头。＂
　　哲学通俗读物的重要性，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所决定的。这种哲学是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并要为他们所掌握的，它必须＂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
　　而哲学，又是探讨最一般规律，具有最高的概括程度和抽象程度的，因此又比较最不易懂。这样就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宣传的重要任务。
　　抓住思想方法论来学哲学，从社会发展史来学历史唯物论，就一个方面的意义来说，也可以说是有利于通俗宣传，有利于广大干部和群众接触和掌握。文字表达和体裁形式的通俗化，也非常重要。一本《大众哲学》，曾经在抗战前到解放初的几茬进步青年中发生影响，就足见其重要性。
　　要哲学书为青年和群众所愿读，所爱读，单是文字表达的通俗易懂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真正科学地、准确地（而不是简单地、庸俗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去探讨和分析当前人们所关心的从政治、社会、科学到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新的实际问题。
　　组织老一辈的、中年的和青年一代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努力写出更多＂真正的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具有吸引力而为群众所爱读的理论书籍；通过各种报刊和其他途径，热心地向群众推荐和评介好的书籍；运用各种形式（包括组织各种读书会，组成读书会网），在群众中开展和推进读书活动——这些，都是要我们认真去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