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造谣新四军的炮是面捏的，高政委下令开炮！强行通过

　　1940年10月，国民党发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强令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限期开赴黄河以北。蒋介石将李仙洲的九十二军调归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指挥，加上何柱国的东北军骑二军，马彪的青海骑八师，加起来近20万兵力，向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发起进攻，妄图将刚刚成立不久的八路军第四纵队消灭在陇海路以南。
　　为摆脱不利局面，新组建的四师十旅向东挺进皖东北，力争打通与三师的联系
　　为避开强敌正面进攻，摆脱被动局面，1941年3月中旬，奉中央和军部的指示，刚刚由第四纵队一部改编组建而成的新四军第四师开始战略转移，其十旅由二十九团打头阵，东进皖东北，负责打通和新四军第三师的联系，把淮北抗日根据地和淮海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计划二十九团完成打先锋的任务之后，驻扎到五河县城以北40里的天井湖一带，并准备将那里建成第四师的后方基地。
　　十旅是由三四四旅旅部及六八八团、六八九团改编而成，共4000余人，二十九团即原先的六八九团，代号是＂浙江部队＂。三四四旅是将近一年前的1940年5月，由黄克诚率领从晋东南出发，途经冀鲁豫根据地，到达豫皖苏的。所以二十九团当时的指战员中，除了一些从南方长征过来的老红军外，很多是陕西、山西人，相当一部分是有经验的老战士。
　　十旅前身是南下的八路军，战斗经验比较丰富，并装备有少量迫击炮等重武器
　　根据事先安排，由旅政治部主任兼二十九团政治委员高农斧和团长王德荣率领二十九团二营两个连，和炮兵连、机枪连、特务连各一部以及侦察排等，共400余人组成先遣队，为整个团大部队开路。先遣队从怀远县沙沟集出发，到达曹老集、新马桥一带，准备连夜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尖兵排刚过铁路，敌人巡逻的铁甲车就开过来了，很远就打开探照灯向四面照射，铁路两旁如同白昼。大家赶紧就地卧倒，隐蔽在旁边的麦地里，虽然这时麦苗不高，但足以遮蔽身体。敌人的铁甲车照了一阵，没有发现目标，便开走了。
　　先遣队都过了铁路，又向着天井湖方向走了十多里地，人困马乏，又饥又渴，天也快亮了，高农斧和王德荣等商量，正想找个村庄休息。这时，突然响起了一阵零零落落的枪声。难道是遭遇了敌人？不一会儿，尖兵排派人回来报告，原来是前面有个叫王庄的大寨子，聚集了数百人的＂联庄会＂，拦住去路，不让队伍通过。
　　在王庄附近，先遣队被当地的联庄会武装拦住去路
　　原来，鲁南、豫南、皖北一带历来多兵患匪患，为求自保，当地居民往往数百户聚在一起居住，庄内外建有护沟、圩墙、碉堡，并置办刀枪，因地域、宗族的关系结成乡团武装，以抵抗小股土匪和散兵的骚扰。到清末时，又出现了若干个邻近的村庄结为联盟的情况，称为＂联庄会＂，一村有事，数村一起出动。在当时，这些民间武装一般都把持在当地豪绅大户手中，已经变成了一种地主武装势力，有的还有国民党政府承认并撑腰。王庄的＂联庄会＂便是本地大姓富户组成的，又和当地的惯匪和反动会道门相勾结，同受身为大地主的王姓会长支使，专门与新四军作对。
　　抗战前后山东省潍县第八区联庄分会使用的布标和关防
　　尖兵排与这个王会长谈判多时，对方答应天亮放行。为了不暴露我军的战略意图，高、王便下令部队停止前进，原地休息。但等到天大亮了，姓王的却又变了卦，坚决不让先遣队通行，数百会众也跟着一道鼓噪。一方面，是当地从来没有来过八路军或新四军，群众对我军缺乏了解。另一方面，当时皖东北是地方顽固派（为了和国民党顽固派相区别，称之为＂土顽＂）的势力范围，他们担心新四军借＂过境＂之名与之争夺地盘，加上当时国民党反共气焰日嚣尘上，就在同一个月，二十九团一营刚刚在蒙城县南半古店与骑八师三个团打了一场恶仗，损失很大，因此这些＂土顽＂认为新四军是＂兔子尾巴长不了＂，既不愿提供方便，甚至想借日寇之手消灭我军。
　　拖延的时间越长，就越有可能被邻近的日军据点发现，遭到追击甚至是合围。对方百般刁难，又提出让队伍里的＂长官＂过去谈判。指战员们义愤填膺，纷纷要求打上一仗，消灭这股＂拦路虎＂。其实，真要打起来，就像对方这百十来杆枪，一个冲锋就解决了。但旅政治部主任兼二十九团政治委员高农斧并没有马上同意。高农斧原名高承训，是陕北绥德人，当时年龄还不到30岁，却是跟着刘志丹一起闹过革命的老红军，虽然他出身于地主家庭，但是对革命无限忠诚，不仅文武双全、作战勇敢，而且能言善辩，政策水平和应变能力都很强。他考虑到新四军初来乍到，如果就和＂联庄会＂发生冲突，容易被敌伪利用，在政治上陷入被动，同时＂联庄会＂里也有大量被裹胁的普通群众，部队也会有伤亡，结果都是＂亲者痛、仇者快＂，因此决定尽管争取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红军时代的高农斧和战友
　　按道理，应该是团长王德荣去谈判，高农斧却说：＂部队处于危急情况，如果团长遇到危险，部队的指挥就成了问题。＂他解下了身上的武装带，连同手枪一起交给警卫员，只身冒险进入寨子中心的王家大院，与＂联庄会＂王会长谈判。高农斧怀着极大的诚意，耐心向对方解释了我军的性质、任务和东进的目的，同时也指出先遣队虽然带着迫击炮、机关枪，但没有必要绝不会动武，希望对方不要无理拦阻，尽快为抗日部队让出一条路来。但王会长一直气势汹汹，不仅不为所动，言语中还有将高农斧扣留之意。倒是＂联庄会＂的其他头目被高农斧义正辞严的一番话所触动，提出派人到我军阵地察看一下，看看是否真的是新四军，机关枪、迫击炮是真是假，再考虑是否放行。高农斧见再谈下去不仅没有结果，还有危险，便答应亲自带对方三人到我军阵地察看，趁机脱离了险境。
　　＂联庄会＂派出的三人都是王会长的心腹，察看一圈，回庄之后，跟王会长一番嘀咕，便对着会众大放厥词，说新四军的迫击炮是＂用面捏的＂、＂炮筒子给骡子吃掉了半个＂。那些会众信以为真，气焰更加嚣张。王会长趁机提出了更加苛刻的条件，要求先遣队放下武器，绕道通过。高农斧一听，啐了一声：＂这‘小舅子’欺人太甚！＂他找来炮兵连长关涛，命令道：＂开炮！开炮！强行通过！＂原来，高农斧早有准备，利用进出谈判的机会，把寨子周边地形特别是到王家大院的距离已经看了个大概。由关涛亲自操炮，瞄准王家大院中心的空地，＂嗵、嗵、嗵＂，接连打出3发炮弹，不偏不倚正中目标。巧的是，3发炮弹没有炸伤一个会众，但一块向上斜飞的弹片飞到了炮楼上，把王会长的大老婆给炸伤了。这时，＂联庄会＂的大小头目和会众才知道上了王会长的当，新四军的大炮真不是面捏的，众人一轰而散，王会长也带着自己的跟班，一并狼狈逃走了。周围老百姓看了，无不拍手称快，说新四军的炮打得准，＂炮弹有眼，没打着好人＂，夹道欢送先遣队过了王庄。
　　高农斧命令炮兵连架起迫击炮，连放3发炮弹，将联庄会会众驱散
　　胜利完成挺进皖东北任务后，1941年3月18日上午，王德荣率领的二营两个连、炮兵连、机枪连，准备迎接十旅的大部队东进。快到中午时分，部队按照步兵在前、炮兵在后的顺序，正在由北向南行军途中，队伍后方却冒出了大股烟尘。原来是从濠城出动的数百名日寇加上少量伪军，分乘10余辆汽车，以装甲车掩护，正沿沱河西岸公路进行＂扫荡＂，不料在半路与我军突然遭遇。待发现敌情时，敌人的汽车已接近担任后卫的我炮兵连部队，距离还不到500米。
　　说时迟，那时快，我军赶紧调整方向，步兵连变成后卫，炮兵连变成了前哨。炮兵连连长关涛一声令下，炮兵连的几条枪先开了火，掩护其他人从骡背驮子上抢卸迫击炮。三班班长霍赛高、副班长朱子同没等炮座和支架卸下来，先取下一门迫击炮的炮身，一班长白莫元大叫：＂快拿炮弹来，狠狠打他们！＂二班班长李继宗赶紧拖过来一箱炮弹，人作炮架，地当炮座，把炮身插在地上，炮口朝敌方瞄准，迅速连续打出4发炮弹。4个人都是老炮兵，战斗经验十分丰富，操炮技术也很熟练，4发炮弹中有3发击中敌人行军队列，炸得鬼子叽哩哇啦乱叫，有1发炮弹正好落在车队的第二辆汽车上，顿时把汽车打着了，冒起了滚滚黑烟。我军指战员远远看到了，纷纷大喊：＂打得好！打得好！＂步兵连、机枪连趁着这个机会，迅速展开，全部投入了战斗。
　　白莫元等人利用迫击炮炮身进行简便射击，为部队展开迎敌争取了时间
　　敌人在经历了最初的慌乱后，也镇定下来，架起机关枪、掷弹筒、迫击炮还击，子弹和大小炮弹像雨点一样向我军阵地飞过来。团长王德荣是陕北米脂人，身高1.85米，外号＂王大个子＂。他打仗有两个老习惯，一是在原来在军阀井岳秀部队时养成的，不管是冬天夏天，每次打仗都要脱光膀子打；二是用手榴弹打仗是他的拿手好戏，而且特别喜欢用阎锡山兵工厂制造的长把手榴弹，投得特别远，别人投50米，他能投60米。这次他又光着膀子，双手各提一颗手榴弹，在前面带头冲锋。但敌人人数占优势，火力又猛，几次冲锋都未能奏效。二营教导员白常义是陕北米脂人，当时只有23岁，长得很清秀，平时打仗非常勇敢，他在六八九团二营一连＂尖刀连＂当指导员时，曾和战友们一道活捉了皇协军第二军军长，在河南安阳还缴获了鬼子的一门平射炮。但在这场战斗中，他腹部被敌人的子弹打穿，肠子流了出来，他便用左手捂住腹部，右手拿着枪，继续指挥战斗，直到因流血过多而牺牲。抗日军政大学五期毕业的邢苏民当时是六连指导员，也在这次战斗中头部负了重伤，但坚持不下火线，继续和战士们一起打冲锋。
　　利用迫击炮炮身简便射击后来成为我军炮兵的一项＂绝技＂，屡建奇功
　　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敌我伤亡都很严重。由于敌众我寡，弹药又将耗尽，我军不得已向西南方向撤退，敌人在后面紧追不舍，战场上双方建制一度出现了混乱。炮兵连指导员张维新和一班长白莫元、三班长霍赛高和大部队走散了，还有两匹驮炮的骡子和拆散的迫击炮，其中有一门的炮身不知去向，炮弹都打完了，因此只能算＂一门半＂。半路上，三人又碰到了机枪连的一名伤员，后者腿负了伤，不能走路，便用一匹骡子驮着他。天色暗下来了，四周都是敌人，再向西南方向撤退已来不及，张维新等4人每人手中拿着一颗手榴弹，随时准备被鬼子发现了拼命，乘着敌人收拢队伍时的混乱，牵着骡子悄悄穿过敌人车队尾部，向着天井湖所在的东北方向走去。为避免被敌人发现，4个人夜间走路，白天隐蔽在破庙、树林里。好在当地是游击区，群众基础很好，有的帮着烧水做饭、喂骡子，有的在白天帮着站岗放哨，走了三天三夜，终于回到了天井湖。
　　在被打散的情况下，张维新等人设法带着剩下的＂一门半＂炮成功突围脱离险境
　　这时，王德荣也率领部队甩掉了敌人，回到了天井湖。张维新等人回来，大家都很惊喜，原以为这几个人不是牺牲就是被敌人抓去了。巧的是没隔多长时间，三班副班长朱子同背着那根不见了的迫击炮炮身，也回到了部队，大家更加高兴。几个人赶紧到驻扎在上塘集一带的团部报告。得知两门炮都完璧归赵，王德荣说：＂你们还人模狗样地回来啦，我还当小鬼子把你们给那个啦！＂不久，二十九团在天井湖召开大会，总结沱西战斗的经验教训。由于朱子同爱护武器，独自一人把光滑沉重的炮身从战场上扛回来，全团大会上特地对他给予了表扬，个人记大功一次，同时奖励新军装一套。
　　彭雪枫等根据在皖北反顽反扫荡的斗争经验，后来在岔河专门组建了四师骑兵团
　　十旅部队东进开辟泗五灵凤地区之后，旅部驻在五河县园宅集，二十九团仍在天井湖一带活动。1941年8月上旬，根据新四军军部电令，为方便指挥起见，四师十旅划归三师建制，三师九旅拨归四师建制。四师在皖东北地区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巩固根据地的坚强柱石，皖东北抗日根据地也成为新成立的淮北解放区的后方基地。
　　1941年7月，陈毅军长与彭雪枫等在四师驻地半城合影
　　最后说一下高农斧和王德荣的结局。1941年7月底，高农斧带头实行主力地方化，担任淮海区中心县委书记。1943年春，因长期积劳成疾，组织上特意将他调回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休息。但1944年10月，高农斧不幸患上急性肺炎，于当月14日病逝。中央专门在《解放日报》上刊登讣告，并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为他举行了追悼大会。至于王德荣后来则非常可悲，在红军时代就已经当上了团长，本来当个开国少将没有问题，但却因为对革命形势感到悲观失望，直至鬼迷心窍，竟在1941年9月部队过运河时离队当了汉奸，1944年8月我军收复泗县县城后被处决。
　　新四军时期的高农斧，可惜因病在32岁时英年早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