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由中宣部、民政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评选了＂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韦拔群位列其中。 1926年入党，1929年参与领导百色起义，韦拔群与毛泽东、彭湃又被称为＂早期农运的三大领袖＂ 。 为了革命，韦拔群将生死置于度外，他的10多名家人先后遇害，他本人也于1932年的时候遭到叛徒杀害，享年38岁。 1958年1月，毛泽东来到广西南宁，在谈起韦拔群的时候，毛泽东对韦国清说：＂他是个好同志，我过去搞农运，有很多东西还是从他身上学习到的。＂ 1894年2月，农历的正月，在广西东兰武篆勉峨村东里屯一个比较富裕的壮族家庭里，一个男婴呱呱坠地。 家人认为，这孩子在正月里出生，代表着吉祥，故而按照族谱里的＂秉＂字辈，为男孩取名为韦秉吉。 由于家庭条件较好，韦秉吉很早就接受到知识教育。从12岁开始，韦秉吉就离开了家乡，先后到东兰县高等小学、宜山庆远中学、桂林法政学堂念书。 随着年龄渐长，救国救民的伟大理想也在韦秉吉的内心扎根发芽。 1915年，日本驻华公使与袁世凯密约卖国丧权的＂二十一条＂ ，遭到了全国各族人们的强烈反对，各地纷纷掀起声势浩大的护国讨袁运动。就在这一年的12月，韦秉吉毅然放弃了学业赶回家乡。 1916年，韦秉吉变卖了部分家产购置枪支，在东兰家乡邀集了1000多名有志青年，树起了护国讨袁的大旗，并给自己取了一个新名字＂韦拔群＂，意为＂要做出类拔萃之人，要干超群不凡之事＂ 。 带领这支队伍，22岁的韦拔群投入黔军，参加护国战争，开始了一段轰轰烈烈的人生。 护国战争之后，韦拔群进入贵州讲武堂学习，并于毕业之后在黔军出任参谋。 1919年，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爆发，韦拔群深受影响。 在离开黔军之后，韦拔群于1920年前往广州参加了以＂驱逐军阀陆荣廷，将广西改造成为文明的、民主的新广西＂ 为宗旨的＂改造广西同志会＂ 。 1921年，孙中山兵伐广西，陆荣廷败逃，马君武出任广西省长，韦拔群也在这一年的中秋节回到了东兰家乡。 1922年春，由于叛徒的叛变，孙中山只能率领着粤军回到广东，＂改造广西同志会＂宣告结束，但韦拔群并没有因为这次失败而停下革命脚步。 回乡之后，韦拔群联络了陈伯民（后于1929年入党，出任河池县县长，1930年4月于广西都安牺牲）、黄大权（后于1929年入党，担任红七军21师参谋长，1933年被叛徒出卖而英勇就义）、牙苏民（后于1927年入党，出任右江农军第一路军第一团总指挥，1930年于战斗中牺牲）等10多名思想进步的同志，秘密组织了＂改造东兰同志会＂ 。 韦拔群到处演说，为民众宣扬革命道理，他巧妙利用了＂九月九＂、＂三月三＂等歌节契机，以山歌的形式，号召东兰、百色等县的革命青年行动起来。 韦拔群呼吁着＂打破不平，救家乡，救广西，救中国，实行社会革命＂ ，并根据壮族人的习惯举行了盟誓会，大家歃血盟誓：＂同心革命，打死不散。＂ 很快，在韦拔群的带领下，东兰、百色一带成为了广西农民运动的发源地。 1925年2月，为筹措革命经费，韦拔群委托胞弟韦菁、韦茎变卖田产 同样深知＂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韦拔群将所余不多的家产再次变卖，购置了枪支之后，组织起一支＂农民自卫军＂ ，将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结合了起来。 很快，100多人的＂农民自卫军＂发展到了1000多人，韦拔群出任总指挥，亲率农军三次攻打东兰县城，拉开了右江农民武装斗争的序幕。 1925年初，革命的火种已在东兰、百色各县传播开来，为了不断地学习进步，韦拔群前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进行学习。 后来，毛泽东曾经对韦拔群作出了高度评价：＂他是广州农讲所最好的学生。＂ 结业之后，韦拔群再次回到了东兰家乡。 1925年9月，韦拔群与陈伯民等人组织成立了＂东兰县农民协会＂ ，由陈伯民任主任，韦拔群任军事部长，这是广西最早的一个县级农民协会。 韦拔群充分利用了所学到的农运知识，又在东兰创办了广西最早的一个＂农民运动讲习所＂ ，先后培养出了近千名骨干成员，农民运动迅速推向了整个右江地区。 1926年，＂东兰县革命委员会＂ 宣告成立，韦拔群担任主任，并于当年的冬天光荣入党。 然而，并非所有的事情都会一帆风顺。就在不久之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年幼的中国共产党遭受了巨大的损失，韦拔群的处境也变得异常危险。 但尽管如此，拥有坚毅心志的韦拔群并没有退缩半步，他依旧坚持进行着武装斗争。 这一年，韦拔群给三个儿子改名为＂革命＂、＂坚持＂、＂到底＂，表达了自己的坚定决心。 1927年底，在广州起义失败之后，许多参加起义的工人纷纷转入广西右江地区，韦拔群就带领着他们一起进行游击战争，韦拔群说：＂革命者要不怕难，不怕死，坚决为人民的利益牺牲自己的一切！＂ 1929年5月，蒋桂战争结束，主政广西的是俞作柏、李明瑞等左派军人，他们表示愿意同共产党合作。 1929年8月，组织派遣邓小平为中央代表前往广西，与陈豪人、张云逸、韦拔群等人共同开展广西革命工作。 1929年12月11日，在邓小平、张云逸、雷经天、韦拔群等人的领导下，百色武装起义胜利举行，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光荣诞生，张云逸为军长，陈豪人任政治部主任，红七军下辖3个纵队，韦拔群为第三纵队司令员。 1930年2月，红七军在反广西军阀＂围剿＂中失利，桂军占领了右江革命根据地各县，红七军被迫退往广西凤山、东兰一带休整。 面对严峻的形势，红七军前委于凤山县盘阳（今属巴马县）举行会议，决定以第一、第二纵队开赴黔桂边开展游击战争，而韦拔群所率领的第三纵队，则继续留守东兰、冈山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等待时机以收复右江革命根据地。 第一、第二纵队出发之后，前往上海向组织汇报工作之后的邓小平也回到了东兰。韦拔群便与邓小平一起，在东兰县进行土地革命试点工作，带领着当地群众一起修建了一条几里长的水渠，解决了当地的农田灌溉问题。 红七军前委盘阳会议旧址 1930年10月，在右江根据地的红色政权得以不断巩固的同时，红七军也接到了组织的命令，即将开赴江西中央苏区，红七军的3个纵队分别整编为19师、20师、21师，韦拔群担任21师的师长。 为了继续带领家乡人民闹革命，韦拔群向组织提出了＂留在右江根据地＂ 的请求。 为了保证即将远征的红七军的战力，韦拔群将21师的1000多名年轻官兵都调拨给了19师与20师，只余下几十个体弱有病的战士跟在身边留守根据地。 从韦拔群身上我们不难看出，他所体现出来的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品德，为了革命的全局利益，他把战斗力都调拨了出去，尽管手下无兵无将，他也毫无怨言。 1930年11月，红七军主力离开之后，韦拔群率领近百名战士回到右江，一刻不停地投入到艰苦的斗争之中。 韦拔群通过对东兰、凤山、都安等县的地方武装进行整编重组，迅速将仅余百人的21师扩充到2000多人，下辖4个团、2个独立营，保证了右江地区的革命武装得以延续。 1931年8月，21师改编为右江独立师，韦拔群为师长，陈洪涛（1926年入党，1932年因叛徒出卖，受尽苦刑始终坚贞不屈，牺牲时年仅27岁）为政委。 而随之而来的，便是新桂系新一轮的残酷＂围剿＂。 1931年3月至12月，新桂系派遣第七军军长廖磊所部，并百色、庆远地方民团以及贵州客军等，先后对革命腹地的东兰、凤山两个县进行了大规模的＂围剿＂。 韦拔群率领战士们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先后粉碎了敌人的两次＂围剿＂。然而敌我力量悬殊，韦拔群被迫退入西山、东山、中山等狭小山区。 为了摆脱困境，韦拔群先后令胞弟韦菁、儿子韦述宗等人潜往香港，寻找组织上级机关，然而均是石沉大海。 眼看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发动在即，韦拔群毅然决定，抽调黄松坚、黄举平等骨干跳出包围圈，到右江下游与坚守在那里的陆浩仁、黄书祥等人汇合，开辟一个黔桂边新区。 在严峻的形势下，也有许多人失去了革命的信心，营长黄绍先率部向＂东凤剿匪司令＂李瑞熊投降，很快也被韦拔群的＂杀奸团＂设伏击毙。 1932年8月，新桂系的二号人物、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白崇禧召开高级军事会议，亲自进行了战事部署，令19师56团秦霖部、57团陈恩元部、21师71团颜仁毅部、72团罗活部杨一峰营，以及于东兰驻防的55团陈树森营等6000余人，加上地方团队共计1万多人，由廖磊再次出任总指挥，发动对东兰、凤山的第三次＂围剿＂。 廖磊抵达东兰县城之后，拟定了＂军事、经济、政治同时并进＂ 的策略，步步为营，逐山搜剿，并吸纳了当地的反共积极分子从事策反活动，又令各地方的民团派遣人员堵住各个关口要隘。 廖磊为了能够抓到韦拔群，还安排张贴了悬赏告示：＂谁能抓到韦拔群，赏花红七千！＂ （花红指的是银元，因其带有花边，也称＂花红＂。） 韦拔群在得知此事之后，也令人到县城偷偷贴了布告，上边风趣地写着：＂谁能砍得廖磊的狗头，赏他铜板一个。＂ 经过殊死抵抗之后，韦拔群已面临着人员、武器、粮食消耗殆尽的难题，为了解决经济上的困难，韦拔群还策划起了＂以身为饵赚悬赏＂的一出好戏。 为了拿到悬赏，韦拔群让身边的一名战士主动找到新桂系，声称已经抓住了韦拔群，想要他的人就得拿出赏金来换。 廖磊与东兰县长都不信，于是派出人跟着这名战士回去一探究竟，果然看到了已经被＂五花大绑＂的韦拔群。 面对探子的询问，韦拔群高声叫道：＂我就是韦拔群，革命者千千万，你们这些跳梁小丑迟早会被工人与农民的革命浪潮所消灭。＂ 确定了韦拔群确实已经＂被抓＂，探子随即返回报告了县长与廖磊。廖磊与县长都是兴奋不已，一面在《南宁民国日报》刊登＂韦拔群被擒，将解百色正法＂ 的头版新闻，一面让人带着数千银元前去押出韦拔群。 孰料人没抓到，银元也被早早埋伏的游击队给劫了。 大搞乌龙，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半个月之后，《南宁民国日报》再次刊登文章，咬牙切齿地说道：＂必须要将韦拔群围剿消灭！＂ 得知了韦拔群未死，那些为＂拔哥＂担惊受怕、焚香祭奠了半个月之久的穷苦百姓，无一不是笑出了声。 恼羞成怒过后，廖磊发布了更高的悬赏，并不断派人暗中寻找韦拔群的亲属，若是策反不成，就直接将他们杀害。韦拔群一家20口人，先后就有10多人为了革命而献身，包括他的儿子韦述宗。 有人宁死不屈，自然也有人见风使舵。面对着新一轮的＂围剿＂，更多意志不坚定的人选择了投降。 1932年9月8日，营长黄家康临阵倒戈，敌人攻破了西山大小弄京，抓获了男女军民20多人，韦拔群与陈洪涛被迫转移。 白崇禧收到这样的＂捷报＂之后，决定亲临东兰督战。10月10日，白崇禧在东兰县模范小学的大操场上发表了演讲，宣布成立＂东凤善后委员会＂ ，悬赏一万元缉拿韦拔群，八千元缉拿陈洪涛。 看到白崇禧临阵督战，廖磊、罗活等人更为卖力，他们以叛变的营长黄家康为向导，对韦拔群可能潜伏的各个山头、山洞进行地毯式的搜索。 此时的韦拔群部队已被打散，他与警卫员罗日块在密林中昼伏夜出，不断地转移着山头，食不果腹已经坚持了足足一个多月，各个山脚下到处都是＂活捉韦拔群＂的呼声。 一天夜里，韦拔群与罗日块趁着夜色，借助着山间的藤葛偷偷地摸下山，绕过了重重封锁之后终于跳出了包围圈，并于10月17日夜间转移到东里屯附近的香刷洞（又名＂响刷洞＂，因洞内有水滴声而得名），与另一名警卫员韦昂成功会合。 此时的韦拔群，就像是龙入大海、虎归山林，因为已经脱离了敌人的包围圈，他只需要再偷偷潜往右江下游，就能够重整旗鼓，东山再起。 然而，谁都没有料到，他的警卫员韦昂此时已经对他起了杀心。 韦昂是韦拔群的族侄，极重亲情的韦拔群对这个后辈很是信任，曾让他担任警卫连的连长，负责保护师部。 就在队伍被打散之后，韦昂与母亲、小老婆、妹妹四个人一同到香刷洞躲藏，整日都是心惊肉跳，使得他渐生异心。 韦昂先是让母亲与小老婆下山寻求＂自新＂，时逢廖磊坐镇武篆，廖磊立即密召韦昂前往武篆中和街密商，许诺只要韦昂抓到韦拔群，前事既往不咎，更会给予他丰厚的悬赏回报。 韦昂估摸着，如果韦拔群能够突围，必定会前往香刷洞找他，于是韦昂重新回到了香刷洞，假装着在此躲避追兵，等候着韦拔群。 10月17日当晚，韦拔群与罗日块果然来到了香刷洞，韦昂假装出热情的样子，令他的小老婆熬煮了一锅玉米粥，让两人饱餐一顿。 由于心有顾虑，韦昂没有选择下手，在支走了其他家属之后，韦昂腾出了自己的柴房，让韦拔群与罗日块二人安睡。 10月18日，韦拔群让韦昂前往后山洞寻找政委陈洪涛，若是陈洪涛得以突围，他必定会到那里。 果不其然，陈洪涛也已突围。得知韦拔群已经脱险，陈洪涛带着警卫员韦华一同前来香刷洞商议。 韦昂当然很想一起领到韦拔群、陈洪涛两个人的悬赏，但他忌惮于对方人多，因此也没下手，而是装出安分的模样，为韦拔群、陈洪涛安排了伙食。 到了夜间时分，陈洪涛与韦华趁着夜色离开，韦昂终究按捺不住了。 看到韦拔群即将睡下，韦昂故作关心地对韦拔群说：＂叔叔，你的枪要上好子弹咯，防止有敌情。＂ 韦昂这么说，其实是要弄清楚枪支、子弹的所在。韦拔群对韦昂并未设防，听他这么一说，又重新检查了自己的驳壳枪，并给枪里上好子弹、拉开了保险，套入木套之后，放到了自己的枕下。 1932年10月19日凌晨4时许，一夜无眠的韦昂在洞口捡起了几块石头，故意扔出些许声响，并低声地朝洞里呼唤：＂叔叔，有情况。＂ 然而，韦拔群经历了一个多月的日夜跋涉、风餐露宿，早已是疾病在身疲劳不堪。得以突出重围，心理压力骤去之后，此刻正是睡得极沉。 韦昂眼看二人都没有反应，立即蹿到韦拔群的床头，抽出韦拔群枕下已上膛的手枪，对着韦拔群的头部连开三枪。 睡在另一头的警卫员罗日块被枪声惊醒，发现韦昂正掀起毯子查看韦拔群是否已死，立即弹了起来要与韦昂拼命，却被韦昂以枪制服。 面对着自己的族叔，韦昂表现出了异常地残忍，他在控制了罗日块之后，又提起了一柄大马刀，将韦拔群的首级砍了下来丢到竹篓之中。 韦昂将血淋淋的竹篓挂到罗日块的背上，自己则是一手持刀一手握枪，押着罗日块往山下走，边走边恬不知耻地高声叫道：＂韦拔群已经被我砍了，大家一起到中和街去看热闹啊！＂ 得知韦拔群已死，敌人如获至宝，令人敲锣打鼓，提着韦拔群的头颅游街示众之后，又将其挂到了魁星楼上，再将其送到南宁，以药水浸泡之后，传至百色、柳州、桂林、梧州等地示众。 最终，韦拔群的头颅被放到了一个玻璃鱼缸之中，秘密埋在了梧州公园的一株大树底下。 事发之后，东里村附近的村民们冒着生命危险，偷偷潜往了香刷洞，将韦拔群的身躯抬回，安葬在了距他故居祖坟不远处的特牙山上。为了防止敌人发觉并挖掘坟墓，村民们还在坟上修建了一座小庙，名为＂特牙庙＂。 在韦拔群牺牲之后，陈洪涛也因叛徒出卖，于百色英勇就义。 师长、政委先后牺牲，可谓群龙无首，许多战士们也悲观地认为革命已然失败，团长韦命周等人选择了缴械投降，敌人诱骗韦命周为＂收枪委员＂，让他负责收缴右江独立师的枪支。 1932年11月21日，眼看枪支已经收缴的差不多了，敌人又将韦命周等148人集中到武篆进行集体枪决。 右江独立师解体，轰轰烈烈的以东兰、凤山为中心腹地的右江革命根据地，从此被迫转入了地下斗争。 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毛泽东在会上提议，为韦拔群等同志的牺牲默哀。 建国之后，毛泽东仍时时怀念着韦拔群，几乎每一次见到广西人，毛泽东都要同他们谈起韦拔群，毛泽东说：＂见到广西人，我就想起他。＂ 1957年，在＂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上，周恩来说：＂壮族出了个韦拔群，他是人民英雄，也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女。＂ 1953年，韦国清将军提议建立韦拔群革命烈士陵墓，从特牙庙请出韦拔群的金骨，转至县城安葬。 1957年，东兰县城建立革命烈士公园，韦拔群的遗骸再次迁到公园内。 然而这两次迁移，都只有韦拔群的尸身，他的头颅仍是不知去向。由于事情已经过去将近30年，很多线索都已经断了，追查起来确实极为困难。 1960年，东兰县人民政府将一封信寄往了广西公安厅，信中称：＂已经解放多年，可当年杀害韦拔群烈士的凶手仍然逍遥法外，请求公安部门缉捕凶手，并找回烈士头颅，使忠魂得归故里。＂ 写信的是东兰县人民政府的副县长杨正规，他是一名老红军战士。 收到此信，广西公安厅极为震怒，立即去电问责百色公安处（当时的东兰县归百色管辖，1965年之后改属河池），称：＂你们干什么吃的？怎么还没有抓到人？必须尽快破案！＂ 尽管困难重重，但在广西公安厅的协助侦查下，韦拔群的头颅去向终于水落石出，时隔28年之久，终于得以魂归故里。 杀害韦拔群的凶手韦昂，其实又哪里能拿到什么赏金？敌人诱骗他说，赏金都在银行里提不出来，让他每个月领取利息维持生活就好。 对此韦昂闹又不敢闹，只能老老实实忍气吞声，在杀害韦拔群之后不久，韦昂便被我军地下党悄无声息地处决了。 收买、策反韦昂的刘治，在广西公安厅的奋力追查下，最终也是难逃法网。 韦昂的小老婆为了追求荣华富贵，曾经多次煽动韦昂杀害韦拔群。在韦昂死后，她改嫁到了他乡，最终也被找到并处决。 烈士终得安息，精神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