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叔在公社上班,他是解放前参加工作的老干部,在公社任付社长多年,因为自己的工作思路跟公社书记有点不合拍,也因此跟"老一"闹僵红过脸,后来赶上"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公社就分成"保皇"和"造反"两大阵营。我叔是哪派都不在,在那样的环境下,永久保持中立是存在不住的。所以说我堂叔为这件事,老是心事重重感觉压力很大。造反派想利用他跟"一把手"这个小矛盾,拉他参加造反派,他觉得只是工作上的问题,自己不能小题大作,参与进来跟着造"一把手"的反。但是,我堂叔要是迟迟不表态,他就有可能被说成立场不坚定,也会被批斗的。 过了几天,堂叔在公社开完干部会,傍黑时分,他一人骑车回家,走到路边一片坟地,突然发现眼前一个黑堌堆,他骑车走,黑堌堆就跟着走,跟到庄头他就不见了,堂叔经过战争,很少害怕人们所说的鬼,这次心里真有点胆怯,吓得浑身出了汗,到家倒头就睡,从此以后他脑子觉得昏昏的,整天神神癫癫像个傻子,医生诊断是脑子受了刺激。他从此请假养病在家。 别人患"神经病",不是乱窜乱跑,就是摔蝶子打碗,不是打人就是嘴里说东讲西胡嘟噜。我堂叔得病得的说话显得非常少,有时你不问他啥话,他会一响很少说句话,他从来不吓小孩,也不进人场。他家在前街住,我家在后街,他有空不时的到我家玩,高兴的时候好掂起毛笔写写字。他用我的毛笔在我家房子的前壁墙上写了毛主席的诗词《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来我家的人看到这字写得很有功底,直夸他写得好。都说看他写这字根本不像有病的人。后来我翻盖屋子这字才没有了。 他有病在家休息快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他的病也渐渐好多了,见人也会主动打招呼,到我家说起他在公社的事他记得清清楚楚。后来他重返公社上班工作,分管公社工业企业,主抓公社窑厂建设,再后来调到城区办事处,一直干到离休。 说起他得"神经病"这段事情来,知道的都觉得他病得很蹊跷,好的也很离奇。前几年去世前,我本家一个大爷问他当时得病也知道咋回事吧。他笑笑说:还不是被临村那个"吊死鬼"吓病的。问他文革十年你病十年又是咋回事,他又笑笑说:那是无巧不成书,病赶上那时候就好了呗。到现在说起堂叔来,都说他得的是难解释清楚的"神经病"。 山东菏泽牡丹区杨俊长写于阅城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