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周末年那场宫廷政变，让杨坚顺利掌握了大权，他自己都不敢相信这场政变居然出奇地顺利。在杨坚看来，自己走了一条捷径，这条捷径虽然让他迅速达到了目的，但正常来说，通往皇权的道路应该是艰难曲折的。所以，过于顺利反而让杨坚留下了深刻的隐忧。尤其在人事方面，宫廷政变不像改朝换代，杨坚的只能通过整合旧有官僚体系，不断收拢人心，才会让旧有官僚为自己服务。这也就造成隋朝刚开始时，在用人上受到了极大的制约。 当然，任何朝代刚建立时都有自己的不足，尤其是通过政变起家的王朝，往往很难控制住各种利益集团。这一点在隋朝体现得非常明显。 宇文泰组建的＂关陇集团＂是北周、隋、唐三个朝代不可动摇的政治基石，其内部的凝聚力在于关中文化的整体性和对山东地区的歧视，也就是说具有十分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尤其在人事问题上的排他性是整个＂关陇集团＂保持政治活力的一个源泉。 杨坚建立隋朝之后当然是不能冲破这个局限的，更何况杨坚本人就是出自北周十二大将军之家。但在大一统的集权制度下，＂关陇集团＂也需要探索新的用人模式。杨坚建立隋朝之后，在不改变＂关中本位＂的前提下，其用人策略也不断地变化和丰富。 隋朝建立伊始设立了三师和三公，其地位仅次于皇帝。隋朝初年的三师和三公组成人员都是北周创业集团的人。 事实上，隋朝初年三师三公虽然地位很高，却不管政事，正所谓外表地位尊贵，实则没有权力。原先北周权力集团的功臣都被安排上类似这样的职位，因此＂关陇集团＂垄断权力的局面实则悄然发生改变，后来这批人逐渐老死或被贬杀，杨坚甚至连这样一种荣誉职位也不愿再授予其他人。 除了三师三公之外，三省长官的任用也能看出隋朝初年的用人策略。隋朝三省长官几乎是清一色的汉族，即使将近乎胡人的虞庆则算作胡人，其胡汉官员人数也完全不成比例，与北周时代权力核心成员的民族成分构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这些人大多出自京兆、天水、华阴、河东和渤海等地，但是掌握实权的大都集中出自京兆到洛阳一线，这些人都在隋朝取代北周的改朝换代之际支持杨坚。因为杨坚用人首先看重政治立场，并不特别在意地域之分，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任用李德林等出身北齐的官员，而且随着国家统一进程的不断深入，有越来越多的山东和江南等地的人加入官僚队伍中，甚至在隋炀帝杨广在位时，出现了专门重用江南士人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隋朝初年杨坚重用的人，在北周时代无一担任中央高官，这些人都不是北周政权的核心成员，与杨坚有明显的身份地位差别。 隋朝代替北周之后，用人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关陇集团＂重要人物虽然身居高位，但手中已经没有实权。事实上，这些人早在北周内部多次的政治清洗中就产生分化，但是又由于位高权重而无法为新王朝所任用，取而代之的是北周时代的一些中下级官员。这些人对北周并没有太多的感情，反而对北周末年的政治环境逐渐败坏感到失望，因此很容易聚集到朝代变更者杨坚的旗帜下，试图通过改朝换代获取权力，进而实现抱负。这些人大多是两京地带的汉族，受过良好的教育，比战场出身的＂关陇集团＂战将更有文化，所以这些人在新朝代里崛起，其实是由乱到治的必然发展趋势。 当时六部尚书和禁军卫府大将军的情况，和三省长官的任用情况基本相同，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少数民族出身的官员占有相当比例。尤其在集权体制下，军队是国家的柱石，置于皇帝的严格控制之下，先后有十名皇族外戚担任禁军大将军。这么多人都得到信任和重用，说隋朝代替北周是汉族推翻少数民族政权的斗争是不准确的，隋朝实际上是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融合的国家。 隋朝的三省长官和很多高官，出身于原北周地区者占绝大多数，但是真正出自北周创业集团或者原北方六镇的却不多见。杨坚上台时对北周皇族宇文氏进行了斩草除根的屠杀，他所提防的就是宇文氏在＂关陇集团＂的影响力。杨坚建立隋朝后，必然不会倚重北周旧臣班底，而且杨坚此后大搞政治清洗，主要就是针对与北周政权关系相对比较近的上层官员，因此他着重培养并重用的人，多是其亲族、旧部和故友，以及在政治上和这些人颇有渊源的人。 杨坚并没有显赫的战功，这就决定了他不会重用北周的那些德高望重的军功资历者，也决定了他缺乏自己的人事班底。从隋朝官僚阶层家族的背景来看，皇室与弘农杨氏居于中心地位，与皇亲国戚一起控制朝政。本来就人事基础薄弱的杨坚，不得不在弘农杨氏之外，倚重皇后独孤氏。当然，杨坚在上台后也提拔了一批政绩突出的政治新秀，这表明杨坚并不拘泥于小圈子，只是比较而言，杨坚的用人范围还是比较狭窄的。 人事基础的薄弱，所产生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杨坚不敢轻易相信别人，在发生了几次功臣背叛事件之后，他内心对那些表面忠诚的官吏更加怀疑，在他的高度集权下，那些直言进谏的忠臣反而成了打击目标，而将自己野心掩盖起来的政治投机者却飞黄腾达，导致朝廷鱼龙混杂，忠奸难辨。尤其是在平陈之后，杨坚的心态越来越失衡，在开创新的政治局面的同时，中央朝廷的权力进一步集中到皇族手中。 当时不仅六部全都为皇亲国戚所控制，而且门下、内史二省长官也都由皇族担任，尤其是杨坚在位的最后几年，废立太子的事件对朝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朝廷中枢权力完全为皇室所把控，高层内部的权力平衡被打破，中央集权转变成了皇室集权。这种状况的出现也说明杨坚到了晚年对自己的执政能力越来越不自信，这也成为隋朝用人的一大变化。隋炀帝杨广即位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皇室垄断政权的局面，但他却转向了另一个极端，大批重用南方士人，因此造成用人上的又一个变化。 隋朝时期山东和江南人士占权力中心的少数，主要原因是隋朝统治的时间太短，这些地区出身的官员尚未经受长时间的政治立场考验，杨坚对他们还并不熟悉，因此也就谈不上委以重任。但是在六部尚书以下的官员中，山东和江南人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些人担任地方官的颇有政绩，在朝廷内任职的，虽然不能参加高层的政治决策，但在处理日常事务时也是身居要职。正因为是这样一种局面，所以在社会文化走向繁荣的隋炀帝杨广在位时期，这些人就能以文采出众脱颖而出。 但是站在隋朝皇室的角度来看，山东和江南人毕竟是出自原来的帝国（北齐和南陈），要说将这些人完全与出身关中的官员一视同仁，是不现实的。隋朝建立之初，杨坚对于他们明显抱有戒心。这其中就存在地域歧视的成分，至于是否能将权力斗争、地域歧视以及官场中派系之争，全都归纳为排他性路线，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总而言之，杨坚的用人主要集中在帮助他进行改朝换代的两京地区出身的汉族官员，同时融合一些少数民族的支持者。随着统一进程的不断深入，又吸收了山东、江南的士人参加。到了开皇中期，由于发生多次政治斗争，加重了杨坚对官僚阶层的猜忌，又由于太平盛世时间久了而生出骄慢之心， 家庭不幸所带来的焦躁和失望，以及老年偏执等因素，中央集权逐渐变成杨坚的个人专断，形成了皇族近支遍布朝廷权力要冲的不正常局面。而过度集权又无助于克服潜在的朝廷分裂因素，反而加剧了隋朝内部的政治矛盾。内部协调与平衡的策略一旦失效，也就标志着隋朝开始面临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