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话通史续篇中国世袭政治时代（6）

　　(六)世袭政治时代的动乱分裂与边缘藩属地区的演变发展
　　在中国世袭政治时代每个循环期的后两个大一统朝代的中期政变，要么导致大一统王朝从强盛走向衰弱，要么直接产生全局性动乱或分裂。总起来看，中国世袭政治时代的每个循环时代都产生了两个动乱与分裂阶段。
　　夏商周时代，前771年西戎灭周后，东周渐渐名存实亡，春秋和战国前后纷纷扰扰500余年。秦汉晋时代，在东汉末年出现三国鼎立44年，西晋过后，出现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260余年，前后共计动乱与分裂300余年。隋唐宋时代，在唐末出现五代十国52年，北宋过后，又是南宋、辽、金、夏、蒙纷争140多年，前后共计动乱与分裂200余年。
　　元明清时代，由于清朝上层斗争剧烈，政治腐败，贪腐成风，1795年爆发了湘黔苗民起义，清政府调动了云贵等七省军队围攻，才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接着，1796年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川楚陕白莲教起义，这一年恰恰是清高宗乾隆皇帝退位和清仁宗嘉庆皇帝即位年份。白莲教起义从开始到最终失败，历时9年，波及大半个中国，＂这次大起义充分暴露了清统治阶级的弱点，沉重打击了他们的反动统治，成为清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其后，还发生了1798年江西宁州农民起义，1802年广东博罗、永安农民起义，1813年京畿和直鲁豫天理教起义，同年陕西伐木工起义，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1900年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几乎与此同时，西方列强开始对清朝侵略直至其最终灭亡。1805年英国护货兵船非法驶入广州海口；1809年英兵船擅自闯入虎门，并非法将带有炮械火药的兵船开至香山县洋面，300英兵公然登陆澳门，占据澳门东西炮台；1816年英阿美士德使团第二次来中国，提出割让浙江沿海岛屿等无理要求；1832年英商船非法驶入闽、浙、苏、鲁滨海洋面；1840年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1842年英国逼使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1854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884—1885年法国入侵；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同年美英俄等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后清政府就是在这样不断的内外双重打击下，走向灭亡的。后清时代构成了元明清时代的第一个动乱与分裂阶段，历时116年。元明清时代的第二个动乱和分裂阶段，就是从1912年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计38年时间。这期间，虽然孙中山革命推翻了帝制，随后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国进入了新的政党政治时期，但随后是袁世凯窃国、北洋军阀霸政。后来，南京国民党政府推行独裁统治，直接导致国共纷争，国家未能实现实质统一。从积极的意义上讲，中华民国应该是中国历史发展从世袭政治走向政党政治的一个过渡时期。但就实质而言，这个时期，就是一个标准的动乱和分裂阶段的延续。只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才重新走上大一统国家的发展道路。因此，元明清时代从1796年到1949年动乱和分裂共计历时150余年。
　　从夏商周时代、秦汉晋时代、隋唐宋时代，到元明清时代，其中的动乱与分裂时间从500余年，逐步降到300余年、200余年和150余年，从中可以看出某种规律。
　　与动乱和分裂直接相关的是边缘藩属地区的演变与发展。
　　大一统朝代运作正常之时，宗藩体系下的边缘藩属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内附而状态稳定。但是，每当大一统朝代陷入全局性动乱甚至分裂时，边缘藩属地区大部分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总是试图自立自大，甚至侵蚀和侵吞临近地区，达到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的局面。有的使动乱与分裂持续，有的还入驻中原，成为中央王国。比如鲜卑北魏、蒙元、满清都是如此。
　　导致这个历史局面，有两个根本原因：一是中央王国的内部腐败，二是宗藩体系对边缘藩属地区的松散管理模式。腐败问题是中央王国内部问题，也是古今人类各类政治体系的痼疾，不存在有无，只存在深浅。每类政治体系都有政治清明的时候，也有深度腐败的时候。中国世袭政治时代因腐败不断导致朝代更替的教训是深刻的，但是每个后续朝代在修补和完善体系漏洞之后，其后续发展仍然存在随机性，碰到好的帝王，政治清明，国家发展壮大；碰到昏庸的统治者，国家很快陷入深度腐败，外不能御敌，内不能救民，用不了多久，国家陷入全局性动乱和分裂，最终走向灭亡。在宗藩体系下中央王国对边缘藩属地区的松散管理模式，导致藩属地区对中央王国只有依附性，没有参与性；只有大量索取，没有实质贡献。在藩属国内部的政治及管理体系基本也是中央王国的缩小版。于是，中国历史上的藩属地区始终处于相对独立状态，在区域利益和小团体利益驱使下，很难树立全局和＂一统＂观念，更有甚者没有国家观念。只要能满足其区域利益和小团体利益，就不管中央王国以及整个中华民族利益，占据临时山寨也好，作为原始部族也好，甚至沦为殖民地也好，都乐于坐＂山大王＂。
　　中央王朝对于藩属地区，很大程度上是天朝面子问题，册封往往是名义上的，只要臣服，臣服者就可以获得天朝特殊政策，支持其相对独立的地位。中央王国出于对偏远地区的习惯性漏见和＂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陈腐理念，懒得纳入中央统一管理。于是，就有意无意或主动被动地使用两个特殊政策来维系中央王国与藩属地区的关系，借以代替中央对地方的行政管理。这两个政策就是＂以夷制夷＂政策和＂岁币＂政策。
　　在世袭政治时代，中央王国对藩属地区的＂以夷制夷＂政策有两层含义：一是，在藩属区域，中央敕封边缘政权君长(传统酋长或者世袭领导人)，法理上藩属区域属于中国的一部分，而实际实行自治，中央不干涉其内政。由于其长期自治，文化相对落后，当其军事增强坐大时，往往成为边患。为此，中央政府有时又支持其一部或者其它部族，削弱其统治，必要时直接进行军事打击，减少其对中央王国的侵扰；二是，在中央王国直接统治区域的边缘地区，包括内附和一些叛服不定区域，中央不派官员进行统治，而直接任命其传统君长作为地方行政长官，实现地方高度自治。这样的结果是，边缘地区长期独立发展，中央难统其政，民众难与中央保持一致，在其内乱或遭外敌入侵时内附紧密，在其强大时便试图脱离宗藩体系，谋求独立。在世袭政治时代，中央王国对宗藩地区从很早就开始使用了＂岁币＂政策。＂岁币＂政策的直接表现就是中央政府对宗藩政治体系下的边缘藩属政权，采用＂轻贡重赐＂政策。如历史上中国对西域诸国、中南半岛国家、南海周边国家、琉球、朝鲜半岛国家、日本(宋以前)以及北方少数民族部落等均采用这种政策。＂岁币＂政策的另一个表现是使用＂和亲＂政策，这种政策多使用在北方和西域(包括青藏地区)方面，如汉之于匈奴，晋之于林邑、唐之于吐蕃等等，无不如此。中央帝王以其＂公主＂下嫁边族君长头目以建立和睦关系(一般能取得短暂的和平，不过用不了多久，有时甚至公主仍健在，中央王国与边族两者之间就开事端，可见此策不是治边的根本之道)。和亲政策把＂公主＂和其嫁妆作为和平的交换物，以此来维系中央与边缘地区或分裂政权的政治关系。很显然，通过不平等＂交易＂(包括历史上的＂岁币＂贸易和强买强卖)就可获得大量利益，那么获利一方总是希望继续这种交易，长期下来就具有了依赖性。所以，长期采取＂岁币＂政策就是培养一个懒惰的狼崽，善于坐享其成，而怠于自力更生和共同发展，一旦＂岁币＂贸易无法继续，懒惰的狼崽便成为凶猛的偷袭者和抢劫者。中国历史上，被＂岁币＂政策压得喘不过气来，搞得民不聊生的，不乏其朝代。其实，所谓＂岁币＂政策就是藩属地区通过中央王国剥削和压榨王国臣民的破坏性政策，只可短用，不可长持。
　　总之，中央王国希望在边缘和宗藩地区政权衰弱内附时，采用＂岁币＂政策扶其弱，使继其祀，盛其业；当其强大时，便内掠不绝，引起兵祸，中央王国又用＂以夷制夷＂政策，实施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打击抑制政策，使其衰弱下去。这种循环发展，随中央王朝的起伏而波动。这种历史循环过程，我们可以在北方地区、西域、中南半岛、朝鲜半岛等边缘地区均可以看到。以北方为例，在夏商周时代，北方边区民族被称为粥荤(薰育)、北羌、鬼方、猃狁、东胡、肃慎等；到秦汉晋时代，她们先后统一于匈奴、东胡、肃慎(挹娄、勿吉)、鲜卑、柔然；到隋唐宋时代，她们又先后统一于突厥、回纥、靺鞨、室韦、辽、金、蒙古；到元明清时代，她们又先后统一于瓦剌、鞑靼、瀚海、女真、蒙古。边缘地区的所谓民族，也和中央王国一样，更替与兴衰此起彼伏，循环往复。历史已经证明，漠北民族其核心最初都源自中原及北方地区，因各种原因徙迁漠北，掺和当地原住和其他迁徙来的民族，长期裂居而生不同民族称谓。她们大都发迹于今天内外蒙中东部及东北地区，成功于今天的内外蒙古广大区域，最后在侵扰和反侵扰的争斗中被中央政权打击而衰弱，同时又被后起民族追击，最终其一部被消灭或融合，一部南下内附，一部被迫西迁西域和中亚地区。她们就像一朵朵自东而西在中国漠北地区漂浮而过的白云，有时繁星点点，有时如大幕片片，西去的云彩消失了，新的云雾又自东而来，她们在中国漠北历史上上演了一幕幕波澜壮阔、色彩纷呈的历史画卷。出现以上历史局面，有边缘藩属地区民族的自身原因，也有中央王国对藩属地区所采取的特殊政策原因。
　　由此可见，宗藩政治体系下的＂以夷制夷＂政策和＂岁币＂政策不是个好东西，宗藩政治体系也不是个好东西。对藩属地区而言，＂岁币＂虽好，绝不可能长久期待；不与中央王国一体，终究是是非和祸乱的根源。对中央王国而言，两者基于暂时原因临机权用，或为尚可，成为长期国策，害国害民也！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十卷(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第267-268页。
　　一般观点认为，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一个重要分界点，1840年以前的清朝仍是一个大一统帝国，1840年以后至1911年则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