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没有想过，中国为何一直叫中国？

　　＂中国＂一名，于三千年间沿用不辍，含义多有流变：从先秦的＂中央区域＂＂城中＂＂邦国＂＂都城＂之义，汉唐的＂中土＂＂中原＂之称，再到近代演为与世界诸邦并列的民族国家之名，不仅词形＂中国＂传承不辍，＂居中＂词义也一以贯之。
　　＂中国＂词义的演绎，昭显了中国人国家观念以至世界观念形成的历史——从＂天下中心＂观走向＂全球一员＂观，这正是国人现代意识觉醒的标志。
　　新的一年，让我们重新了解＂中国＂！
　　文 | 冯天瑜 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聂长顺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编辑 | 谢芳 瞭望智库
　　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摘编自《三十个关键词的文化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原标题为《中国》，原文有删减，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1 ＂中国＂得名
　　＂中国＂一词较早出现于周初。1963年于陕西省宝鸡县贾村出土的西周早期青铜器＂何尊＂（名＂何＂的宗室贵族之祭器），尊内底铸铭文122字，记述周成王继承武王遗志，营建成周（今洛阳），铭文转述武王廷告辞云：
　　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
　　（武王克商后，在庙廷祭告上天曰：我要住在中国（天下的中央），由此统治民众。）
　　2022年1月26日，＂何以中国＂展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举行，观众欣赏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西周文物＂何尊＂。图 中新社
　　这是迄今所见首出之专词＂中国＂，意谓＂天下之中央＂。此＂大邑商＂指商朝（＂邑＂训为＂国＂），因居中原，又称＂中商国＂，简称＂中国＂，甲骨文学者胡厚宣说：＂商而称中商者，当即后中国称谓的起源。＂
　　故周武王称自居＂中国＂，是对商代即＂中国＂的承袭。较早的传世文献《尚书·周书·梓材》亦有＂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的用例，《诗经》《左传》《孟子》等先秦典籍也多用＂中国＂一词。
　　据学者统计，载＂中国＂一词的先秦典籍25种，共出现178次——作＂京师＂义的9次，＂国境内＂义的17次，＂诸夏领域＂义的145次，＂中等之国＂义的6次。
　　＂中国＂初义是＂中央之城＂，即周天子所居京师（首都），与＂四方＂对称，如《诗经·民劳》云：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百姓够劳苦的了，也该享受一下安乐了。抚爱这些京师人，用来安定四方。）
　　毛传释曰：＂中国，京师也。＂《民劳》篇四次出现＂惠此中国＂，其＂中国＂皆指京师。战国时孟子追述，舜深得民心、天意，＂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
　　这些用例的＂中国＂，均指居天下之中的都城，即京师，裴骃《史记集解》引东汉刘熙（约生于160年）之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
　　上例为本义京师的＂中国＂，以后又有多种引申：初指西周京畿地带，继演为诸夏列邦，即黄河中下游这一文明早慧、国家早成的中原地带。如《春秋公羊传》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这里的＂中国＂即指中原一带，西周时主要包括宋、卫、晋、齐等中原诸侯国，此义的＂中国＂后来在地域上不断拓展，包括长城内外，北至漠河，南至五岭、海南岛，西及葱岭，东临沧海的广大区间。
　　此外，中国还派生诸义，如指国境之内；中等之国；中央之国；等等。
　　以上多种含义之＂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是与＂四夷＂对称的诸夏义的＂中国＂。
　　如《诗经·小雅·六月序》云：
　　《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
　　南朝宋刘义庆（403—444）在《世说新语·言语》云：
　　江左地促，不如中国。
　　诸例＂中国＂，皆指四夷万邦环绕的中原核心地带，即中央之邦。其近义词有＂中土＂＂中原＂＂中州＂＂中华＂＂中夏＂＂诸夏＂＂神州＂＂九州＂＂海内＂等。近代通用之＂中国＂，指以华夏文明为源泉、中华文化为基础，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
　　2 历史演绎之疆域
　　1.疆域变迁
　　＂中国＂是一个历史概念，其所指范域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异动。
　　中华先民心目中的世界，形态为＂天圆地方＂，古人把＂中国＂安置在这个＂天圆地方＂的世界之中央。以周代论，＂中国＂是以王城（或称王畿）为核心，以五服（甸、侯、宾、要、荒）或九服（侯、男、甸、采、卫、蛮、夷、镇、藩）为外缘的方形领域，作＂回＂字状向外逐层延展，中心明确而边缘模糊。
　　【注：＂服＂指祭奠死去亲属的服丧制，以丧服及服丧时间表示亲属之间血缘远近及尊卑关系。】
　　在西周及春秋早期，＂中国＂约含黄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包括周王朝、晋、郑、齐、鲁、宋、卫等地，秦、楚、吴、越等尚不在其内，至春秋中后期以至战国，这些原称＂蛮夷＂的边裔诸侯强大起来，便要＂问鼎中原＂，试图主宰＂中国＂事务。至战国晚期，七国都纳入＂中国＂范围，《荀子》《战国策》诸书所论＂中国＂，已包含秦、楚、吴、越等地。
　　司马台段长城。图 图虫创意
　　秦一统天下后，＂中国＂范围更扩展至长城内外、临洮（今甘肃）以东的广大区间。班固（32—92）说：＂及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
　　汉唐以降，＂中国＂的涵盖范围在空间上又有所伸缩，诸正史多有描述，略言之，秦汉以下的大一统王朝，＂中国＂包括东南至于海、西北达于流沙的朝廷管辖的广阔区间。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大体奠定中国疆域范围：北起萨彦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帕米尔高原，东极库页岛，约1380万平方千米。
　　19世纪中叶以后，帝国列强攫取中国大片领土，中国人民的英勇捍卫，使领土上避免更大损失。今中国陆地面积960万平方千米，仅次于俄罗斯、加拿大，居世界第三位。
　　2.＂王者无外＂
　　自先秦，已形成＂天下一家＂观念，认为天子是诸侯共主，诸侯国（外）土地皆归天子（王）所属，这便是＂中国＂疆域的＂王者无外＂观（帝王以天下为一家，四域皆在王者治下）。此语初出《公羊传》：＂天王出居于郑。王者无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
　　秦汉大一统，＂中国＂疆域＂王者无外＂说更为张大。东汉班固《东都赋》云：＂识函谷之可关，而不知王者之无外也。＂晋葛洪《抱扑子·逸民》：＂王者无外，天下为家，日月所照，雨露所及，皆其境也。＂把＂日月所照，雨露所及＂之处皆纳入中国之境。唐宋普遍承此认知，杜甫诗云＂王者无外见今朝＂；宋人田锡云：＂日南万里，设都护以怀柔；漠北五原，化单于之犷骜。有以见王者无外，书轨大同。＂
　　以文化一统，导致天下一统，是古华夏的一种流行观念，认为凡有＂向礼＂之心，夷狄即归向＂中国＂，这是＂王者无外＂疆域观的一种思路；同时，华夏人又把文化普被四夷，达成天子＂四海为家＂，是＂王者无外＂疆域观的又一种思路。
　　这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中国观的铺演。这种虽宏大却模糊的中国观，影响久远，又在历史进程中不断修正，逐步规范进较具体真切的＂中国＂框架之内。
　　3 历史演绎之文化
　　1.地理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
　　＂中国＂原指黄河中游（包括汾河、渭河、泾河、洛河等支流河谷）这一华夏族的活动区域，时人认为地处天下之中，故＂中国＂具有地理中心意味；因都城建此，又衍出政治中心义；由于文化发达，进而派生文化中心义。
　　黄河中下游平原。图 图虫创意
　　战国赵公子成驳斥赵武灵王（前340—前295）仿行＂胡服骑射＂时，如此论＂中国＂：
　　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
　　公子成在赵王室围绕＂中国＂＂蛮夷＂关系的辩论中，阐发了＂中国＂的文化中心内蕴。此后两千余年间，人们多在这一含义上论＂中国＂。
　　自先秦以至汉唐以迄明清，这种华夏中心的世界观念和华夷二元对立的国际观念，一直延传下来，并得到强化，＂四夷宾服，万国来朝＂是＂中国＂历代统治者的期待。直至近代遭遇工业化西方入侵，朝野还迟迟未能摆脱此种自我中心主义。
　　晚清记名海关道志刚（1818—？）1868年出访欧洲（其时清朝已遭两次鸦片战争打击，被迫出使泰西），外人问及＂中国＂的含义，志刚答曰：
　　中国者，非形势居处之谓也。我中国自伏羲画卦已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所传，以至于今四千年，皆中道也。
　　此言淡化＂中国＂的地理中心义，强化其文化中心义，将＂中国＂释为＂中道＂，凡不符合中道者即非中国，志刚云：＂英吉利富强已极，颇有持盈之虑＂，＂法郎西夸诈相尚，政以贿成＂，皆不合中道，故不为中国所尊敬。
　　2.文明中心多元论、文明中心转移论
　　在＂中国者，天下之中＂观念笼罩的时代，也有人以理性态度为自国作世界定位。
　　自周秦之际，华夏文明向东、西、南、北方向拓展，出现新的文明兴盛区，固有的文明区有的退化，这使清醒的先贤意识到＂中国＂并非凝固不变的，中原并非永远先进，如明清之际哲人顾炎武（1613—1682）指出：＂历九州之风俗，考前代之史书，中国之不如外国者有之矣！＂
　　这里将＂中国＂与＂外国＂对称，而且＂外国＂（指周边夷狄）有超过中国的地方。
　　与顾氏同时期的王夫之（1619—1692）认识到文明中心是可以转移的，他在《读通鉴论》《思问录》等著作中，对＂中国＂与＂夷狄＂之间文野地位的更替作过论述，用唐以来先进的中原渐趋衰落，蛮荒的南方迎头赶上的事实，证明华夷可以易位，＂中国＂地位的取得与保有，并非天造地设，而是依文化不断流变而有所迁衍。
　　王夫之还指出，中国不是从一开头便十分文明，中国也并非唯一的文明中心，他有一种富于想象力的推测：天地之气，衰旺彼此迭相易也。太昊以前，中国之人若麇聚鸟集。非必日照月临之下而皆然也，必有一方如唐、虞、三代之中国也。
　　认为上古时＂中国＂之人如同禽兽聚集，而在日月共照之下的某些地方也可能如同三代中国那样拥有文明，这是理性的中国观和多元的人类文明生成观。
　　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1981年5月在＂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上，就如何把握＂中国＂这一概念，有几点说明：
　　其一，我们的祖国＂是各族人民包括边区各族所共同缔造的，不能把历史上的中国同中原王朝等同起来＂；其二，＂既不能以古人的‘中国’为历史上的中国，也不能拿今天的中国范围来限定我们历史上的中国范围＂；其三，中国＂是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的，而不是汉族一家的中国＂。其说有助于澄清关于＂中国＂的认识。
　　4 ＂万国之一＂的＂中国＂
　　以＂中国＂为非正式国名，与异域外邦相对称，首见于《史记》载汉武帝（前156—前87）派张骞（约前164—前114）出使西域：
　　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
　　这种以＂中国＂为世界诸国中并列一员的用法，汉唐间还有例证，如《后汉书》以＂中国＂与＂天竺＂（印度）并称；《唐会要》以＂中国＂与＂波斯＂＂大秦＂（罗马）并称。但这种用例当年并不多见。
　　＂中国＂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家概念，萌发于宋代。
　　汉唐时中原王朝与周边，维持宗主对藩属的册封关系和贡赉关系，中原王朝并未以对等观念处理周边问题；宋则不然，北疆出现与之对峙的契丹及党项羌族建立的王朝——辽与西夏，是两个典章制度完备、自创文字并且称帝的国家，又与赵宋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宋朝一再吃败仗，以致每岁纳币，只得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以对等的国与国关系处理与辽及西夏事务，故宋人所用＂中国＂一词，便具有较清晰的国家意味。
　　＂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1005—1045）首次以＂中国＂作专论：
　　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
　　四夷处四夷，中国处中国，各不相乱。
　　石介虽仍持＂内中外夷＂观念，但已经有了国家疆界分野，强调彼此独立，＂各不相乱＂。宋以后，＂中国＂便逐渐从文化主义词语向国家意义词语转变。
　　一个朝代自称＂中国＂，始于元朝。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派往日本的使臣所持国书，称己国为＂中国＂，将日本、高丽、安南、缅甸等邻邦列名＂外夷＂。明清沿袭此种＂内中外夷＂的华夷世界观，有时也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中国＂一词，但仍未以之作为正式国名。
　　时至近代，国人逐渐从＂往日之观天坐井＂，变为＂测海窥蠡＂，中国观发生变化。
　　清末郑观应（1842—1922）突破＂王者无外＂、中国在世上＂定于一尊＂的传统观念，指出，国人必须＂自视其国为万国之一＂，方能改变＂孤立无援，独受其害＂的窘况。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梁启超论及中国积弱＂发源于理想之误者＂有三，其二为＂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也。吾中国有最可怪者一事，则以数百兆人立国于世界者数千年，而至今无一国名也。夫曰支那也，曰震旦也，曰钗拿也，是他族之人所以称我者，而非吾国民自命之名也。曰唐虞夏商周也，曰秦汉魏晋也，曰宋齐梁陈隋唐也，曰宋元明清也，皆朝名也，而非国名也。盖数千年来，不闻有国家，但闻有朝廷。＂
　　同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再次痛议：
　　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
　　与无国名相联系，还有无国旗、无国歌等尴尬情形，至近代方逐渐得以改变，＂中国＂作为国名开始确立。
　　5 民族国家之＂中国＂
　　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概念，是在与近代欧洲国家建立条约关系时出现的。
　　欧洲自17世纪开始形成＂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并以其为单位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国际秩序。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1648年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法兰西波旁王朝、瑞典等国在今德国的威斯特伐利亚举行会议，签订《威斯特法利亚和约》，承认诸国领土、主权及国家独立。此为民族国家得以确认的开端，被誉为＂影响世界的100件大事＂之一。
　　远处东亚的清朝对发生在欧洲的重大事变全无所知，却因与全然不同于周边藩属的西方民族国家（如俄罗斯）打交道，须以一正式国名与之相对应，＂中国＂便为首选。这种国际关系最先发生在清俄之间。
　　彼得一世（1672—1725）时的俄国遣哥萨克铁骑东扩，在黑龙江上游与康熙皇帝（1654—1722）时的清朝军队遭遇，争战后双方于1689年签订《尼布楚条约》（俄方称《浧尔琴斯克条约》），条约开首以满文书写清朝使臣职衔，译成汉文是：＂中国大皇帝钦差分界大臣领侍卫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与后文的＂斡罗斯（即俄罗斯）御前大臣戈洛文＂相对应，康熙朝敕修《平定罗刹方略界碑文》，言及边界，有＂将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为界：河之南岸属于中国，河之北岸属于鄂罗斯＂等语，＂中国＂是与＂鄂罗斯＂（俄罗斯）对应的国名。
　　17世纪末叶清朝与俄罗斯建立条约关系还是个别事例，此后清政府仍在＂华夷秩序＂框架内处理外务，如乾隆皇帝（1711—1799）八十大寿时，与英王乔治三世（1738—1820）的往还信函中，英王国书恭称＂向中国最高君主乾隆致意＂，多次称清方为＂中国＂，而乾隆皇帝复乔治三世书从未称己国为＂中国＂，通篇自命＂天朝＂。此种情形一直延及嘉庆皇帝（1760—1820）与英王乔治三世的来往文件中。
　　可见，直至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中国朝野只有内华外夷的＂天下＂观、＂天朝＂观，没有权利平等的国家观、国际观。
　　至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列强打开清朝封闭的国门，古典的＂华夷秩序＂被近代的＂世界国家秩序＂所取代，＂中国＂愈益普遍地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名使用，其＂居四夷之中＂的含义逐渐淡化。
　　汉文＂中国＂正式写进外交文书，首见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四日（1842年8月29日）签署的中英《江宁条约》（通称《南京条约》），该条约既有＂大清＂与＂大英＂的对称，又有＂中国＂与＂英国＂的对称，并多次出现＂中国官方＂＂中国商人＂的提法。此后清朝多以＂中国＂名义与外国签订条约，如中美《望厦条约》以＂中国＂对应＂合众国＂，以＂中国民人＂对应＂合众国民人＂。
　　近代中国面临东西列强侵略的威胁，经济及社会生活又日益纳入世界统一市场，那种在封闭环境中形成的虚骄的＂中国者，天下之中＂观念已日显其弊。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意识应运而生，以争取平等的国家关系和公正的国际秩序。
　　而一个国家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拥有一个恰当的国名至关重要，＂中国＂作为流传久远、妇孺尽知的简练称号，被朝野所袭用。梁启超、汪康年（1860—1911）等力主扬弃中国为＂天下之中＂的妄见，但认为＂中国＂这个自古相沿的名称可以继续使用，以遵从传统习惯，激发国民精神。
　　近代兴起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运动，更赋予＂中国＂以爱国主义内涵。
　　1900年9月24日，自强氏撰《独立论》，称＂中国者，吾中国人之中国，非他人所得而保全也；保全中国者，吾中国人自己之责任，非他人所得而代之也＂。此后，此一句式广为使用。1905年还写入《同盟会方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这便是在近代民族国家意义上呼唤＂中国＂，渐成国民共识。
　　梁启超更作《少年中国说》，高唱：
　　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公元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国际通称Republic of China，简称＂中国＂，英文为China。自此，＂中国＂成为现代国家概念的正式名称。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亦以＂中国＂为其简称。＂中国人民＂＂中国政府＂等短语亦随之通用于世界。
　　＂中国＂一名，于三千年间沿用不辍，其词义屡有迁衍：由初义＂京畿之地＂＂四夷之中＂，演为＂中原＂＂中土＂，乃至近代成为＂万邦之一＂的正式国家称号。＂中国＂词义的演绎，昭显了中国人国家观念以至世界观念形成的历史——从＂天下中心＂观走向＂全球一员＂观，这正是国人现代意识觉醒的标志。
　　《三十个关键词的文化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撷取三十个关键词，依生成机制，分为古典引申、语义假借、借形变义、新名创制、侨词来归、名实错位六大类，在古今东西的时空坐标上，追索其概念的生成、演变历程，诚如陈寅恪所言＂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