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两头拔尖的传奇人生

　　如果说投胎是个技术活，则父亲的诞生则印证这一道理。父亲是1925年9月6日出生的,因为祖父是个有本事的中医大夫,年纪轻轻就能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使父亲从小就能在衣食无忧的环境中成长,更高明的是爷爷意识超前，挣到钱后没有用来买地、盖房子充当守财奴，而是特别注重子女的教育，舍得在教育上投资，旧社会能够上学读书是很奢侈的事情，父亲小学是在本地上的、初中是在遵化县上的、高中是在北平上的、大学考上北平朝阳学院，北京和平解放后，该学院先改为中国政法大学，后又变为中国人民大学，1950年12月13日父亲响应号召，放弃来之不易的学业，赴空军军事干部学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中央军委气象局（中央气象台前身）从事气象测绘工作，建国前，能考进大学绝对是凤毛麟角、天之骄子；能成为军官，又在军委直属机关工作更是备受尊崇、令人仰慕。地方党委、政府领导为此曾到家里走访慰问，父亲争气令爷爷、奶奶脸上有光，当时是父亲个人的高光时刻，无论从哪方面讲同龄人都无法和父亲相比的。可惜好景不长，在军委气象局工作时间不长，可能是政审或是其它原因，父亲被迫离开部队。先是转业到原热河省赤峰市中学从事俄语教师工作，后调回本地中学工作，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人生从此开始走下坡路。被迫失去工作回家，为了谋求生存，跟爷爷学的中医，以给人看病卖药方为生，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平静的生活又被打破，实际是雪上加霜。全家被下放到玉田老家农村。但村里不接纳我们，呆一年时间，被退回市里街道，要知道这一年家里没有收入、没有户口、没有任何供应，全靠东家求、西家借艰难度日，回来才知道自家的房屋已被别人占据，一家人只能挤在街道的办公室苟且，这段时光是父亲人生最落魄的时刻，没被困死，能够挺过来实属奇迹，深刻体会穷在大街无人问，富在高山有远亲的哲理。1968年11月份，一家五口人又被下放到市郊某村，一去又是十年。期间父母像农民一样下地干活，挣工分，服从接受现实的安排。在缺医少药的乡村，父亲的会看病的特长有了用武之地，知道他会看病消息不胫而走，从此找他看病的老乡就没有断过，病人可不管父亲是不是右派，治病救命要紧。下放期间家庭又添丁进口，有了弟弟，增加到6口，这也是家庭的幸事。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父亲的冤假错案被纠正，摘掉右派帽子，恢复教师工作，就近被安排在下放的乡中学从事高中英语（当时和苏联关系不好，而英语吃香，改行教的英语。）教学工作，别看父亲没有上完大学，但会日语、俄语、英语三门外语，承担英语教学没啥问题。1979年全家才回城，恢复工作后仍有人找父亲看病，校长开明，专门给他腾出房间给人看病，只能利用课余时间。几年后父亲年过半百，学校距市内家20多里地，每天往返骑自行车多有不便，跟局里提出调回市内某小学任校医，也算是组织知人善任吧。1985年办理退休手续。因工作疏漏，父亲的离休待遇被耽误，后经家人不懈努力，终于在1997年变成退改离。退休后通过考试取得行医资格，靠500元积蓄、200个布袋子、一辆自行车起家，率先开起个人中医诊所，父亲负责看病开药、母亲负责收费抓药，他的特长在退休后又派上用场。即发挥了余热，还帮病人解除了痛苦。各地的男女、老幼患者，各式各样的疑难杂症，被他治愈的人不计其数。同时增加了个人收入，先后帮助四个儿女成家立业，并为每个儿女各添置了两套房屋，一套用于居住，另一套用于出租。使儿女们成为有房族，没有房贷的压力，还有房租的收入，改善了各自生活。父母共生养我们四个子女，虽然没啥大本事，但都是有用之人，其中两人工人退休、一人是公务员、一人是中医生。尤其是在孝顺父母方面做得比较好，在其患病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下，轮流给予精心护理，想方设法提高生活质量，不辞辛苦助其延年益寿；有病住院时可享受离休干部公费医疗待遇，令人羡慕。传承家教美德，注重智力投资，先后资助孙子、孙女完成高等教育，目前已有3人研究生毕业参加工作、有1人大学在读；生活富裕后，不忘回馈社会，不管是组织号召还是社会动员捐助，都能积极响应。还在日常诊治病人的过程中，对有困难的患者给予免费或减免，收到的锦旗、镜匾、题字不少，赢得患者及亲属的口碑，在本市及周边有较高的知名度。回顾父亲的人生经历，不难发现，经受坎坷和挫折不少。比如放弃学业，失去了做大学教授、专家、学者的机会；离开部队，失去了做部队高官的机会；错划右派21年，失去了晋升一官半职的机会。地方是越走越小、单位是越换越小，肯定有不少遗憾，但本人没有任何抱怨。不幸的遭遇，没有影响其适者生存、有所作为的发挥，客观说老天是公正的，有失就会有得，父亲即便进入暮年后其自身的优越条件仍是常人难以企及的，依然是出类拔萃的。比如离休老干部、外语教师、退役军人、著名老中医、高龄长寿老人等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