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决定了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世界

　　1946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一年。在这一年里：美国完成了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资本积累，走上了超级大国之路；丘吉尔发表了铁幕演说，欧洲大陆在意识形态上一分为二，美苏冷战开启；国民党反动派悍然撕毁停战协定，新的全国内战在中国大地上爆发；昭和天皇发表《人间宣言》，麦克阿瑟开始改造日本；大英帝国难掩衰颓之势，印度宣布独立……著名历史学者维克托·塞巴斯蒂安撰写的《1946：现代世界的形成》，就纪录片式再现1946年的世界局势。这一年，决定了我们所面临的世界。可以说，政坛精英在＂决策之年＂纵横捭阖，黎民百姓于＂世纪寒冬＂艰难前行。
　　维克托·塞巴斯蒂安出生于布达佩斯，当他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全家沦为难民，不得不离开了祖国。他后来成为一名记者，供职于《泰晤士报》和《每日邮报》等多家媒体。还在《伦敦晚报》中任媒体编辑和首席撰稿人。主要作品有《十二天：1956年革命》《1946：现代世界的形成》等。海南出版社出版的这本《1946：现代世界的形成》，维克托·塞巴斯蒂安用32个长短不一的故事，呈现出1946年的全球大格局。虽然这些事件大体上都相互独立，没有明确的前后文关系，但是作者还是尝试按照时序来排列并呈现这些故事。作者谈论的话题包括：＂美国世纪＂的到来、德国被清零和重启、奥地利成为冷战的重要舞台、苏联在欧美大规模铺设间谍网络、英国如何濒临破产、日本天皇退位危机、战后欧洲国家对德国的复仇、伊朗问题、英国处理印度问题，等等。每一章都充满了丰富的年代感和形形色色且饱满的人物形象，以及完整的故事主线。
　　在维克托·塞巴斯蒂安看来，1946年是让人看不到希望的一年，世界各处几乎都是如此。他在书中写道：1946年年初的时候，一位刚结束欧洲访问的美国高级官员来到白宫，如临大敌一般向时任总统哈里·杜鲁门报告：＂那个存在于我们祖祖辈辈认知中的世界结构如今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危机。＂他的话并不是耸人听闻。因为温斯顿·丘吉尔也曾用自己惯用的雄辩口才讲述过数以百万计欧洲人的真实感受。1946年9月，他这样形容＂二战＂结束后的连锁反应：＂欧洲为何沦为如今这般田地？在这广阔的土地上，到处是流离失所、饥寒交迫、惶惶不安、不知所措的人，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家园被破坏，还要时刻警惕新出现的各种恐怖威胁悄悄向自己逼近。那些所谓的‘胜利者’欢呼雀跃，而被征服的人却只能在惊恐绝望中忍气吞声。＂
　　丘吉尔口中的欧洲的确如此，但是幅员辽阔的亚洲或许也如他所描述的那样。像那些头脑理智的人一样，他对即将到来的这个残酷、肮脏的黑暗时代感到担忧不已。6年之内死亡6000万人，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场战争付出过如此惨重的代价。悲惨的现实远不止如此，在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死亡人数还在上升。这一时期，独立战争在亚洲各国相继爆发。＂那时候，欧洲大部分地区学校停课，交通几乎中断，没有对外开放的图书馆，商店也因为物资生产停滞、没有买卖而关门大吉。钱在当时已经没有任何价值，银行全都停止营业也对人们的生活毫无影响。法律和秩序沦为虚无，不管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还是为了掠夺他人的财产，总之男人们和孩子们走上街头时都会拿着武器防身；而妇女们，不管年龄多大、出身如何，为了寻求庇护或者一顿餐食只能出卖肉体。传统的思想和道德彻底颠覆了，活着才是硬道理。这就是1946年时数以百万计的欧洲人的生存状况。＂
　　此外，欧洲、美国、中东的大事件还靠着一条隐藏的线索被有机组合到了一起，即犹太人问题。不管是＂二战＂后对于德国国家的重构、欧洲的重建、美国对外政策的奠定、中东以色列的建国和阿拉伯的分裂，背后都离不开大国如何处理犹太人问题和犹太人如何自救之间的博弈。
　　从柏林到华盛顿，从伦敦到莫斯科，从德里到上海，维克托·塞巴斯蒂安采信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和亲历人的口述记录，通过扣人心弦的细节描述和颇有深意的小插曲，向读者生动地展示了和平的第一年对塑造我们如今生活的世界至关重要。书中几乎涉及了战后每一个重要主题和关键事件，呈现出一段信息量大、引人入胜又容易理解的历史。比如丘吉尔的＂铁幕＂演说。
　　1946年，在美国威斯敏斯特学院的校园里，丘吉尔发表了他广为人知的＂铁幕＂演说。当时坐在一旁的还有美国总统杜鲁门，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则在莫斯科以一篇措辞激烈的谴责予以回击。如今，丘吉尔的富尔顿之行被视为冷战早期意识形态极化的一个标志性时刻。因为这场演说的内涵远远超出了那句有关＂铁幕在战后欧洲徐徐落下＂的口号。但事实上，《1946：现代世界的形成》透露，丘吉尔本人并没有以＂铁幕＂作为演说的标题，他取的标题是《和平的力量》。当然，书中所披露的台前幕后远不止这些。
　　书中记载：1946年的前3个月，（卸任首相职务的）丘吉尔是在美国度过的。其中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待在佛罗里达州的度假别墅里一边享受阳光，一边作画。那幢房子正是他的崇拜者之一加拿大富翁弗兰克·克拉克的产业。动身去美国之前，丘吉尔收到密苏里州富尔顿城威斯敏斯特学院院长弗兰克·麦克艾弗博士的邀请函，希望他能做一个关于＂世界形势＂的演说。通常这样的邀请，尤其是来自偏远地区的一个不知名的学术机构的邀请，都会被他婉言谢绝。但是这封邀请函的底部却有一段有趣的附言：＂这是我老家一所很棒的学校，希望您能莅临。我将向他们隆重介绍您。致以最亲切的问候。哈里·杜鲁门。＂丘吉尔意识到这是自己重返世界舞台的机会，他要借此机会告诫人们要以强硬的态度对待苏联。事后，杜鲁门对外表示自已并没有提前知道演说的内容，但这绝对不是事实。1946年2月11日，在华盛顿的一次晚宴上，两人详细讨论了这次演说的内容。他们还一起乘火车从华盛顿到富尔顿，在一整夜的旅程中，杜鲁门总统仔细阅读了演说的草稿。据丘吉尔说，杜鲁门对演说稿十分满意，认为其内容今人钦佩，而且一定会引起轰动。丘吉尔去富尔顿是为了登上头条，他成功了。听众原本只是现场的350名威斯敏斯特学院的学生，结果却吸引了美国知名的媒体纷纷前来小镇报道此事，这让丘吉尔的演说最终传遍了美国。结束演说时，他告诉麦克艾弗，他希望自己＂开启了一些足以创造历史的思考＂。在返回华盛顿的途中，他对助手们说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演说＂。这话在当时听上去可能有些夸张，但它的确对接下来的40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可以说，《1946：现代世界的形成》记录了1946年发生的关键事件。作者毫不避讳那些真实又令人心碎的细节，为这充满挑战的一年创造了一个非常具有可读性的版本。正如媒体所评论的那样，＂塞巴斯蒂安先生是一位机智的作者，他的叙事视野广阔但又节奏轻快，加之文笔诙谐，那些毫无历史知识背景的人也能轻松读进去。这本书中穿插着各种引人入胜的情景重现和奇闻轶事，用人性化的视角解读那些足以影响全世界的事件。＂（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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