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历史上，台湾曾经多次被外国势力所入侵，台海两岸分治的情况更是长时间存在。而两岸终将统一也是不变的历史规律，数百年来从无例外。无论是郑成功直接攻打台湾岛还是康熙以武促统，台湾都是以投降归顺结束了战争，从来没有出现过战至最后一兵一卒的情况。那么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对待统一后的台湾社会。很多首鼠两端，左右摇摆的台独分子企图在最后时刻连夜绣红旗，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投靠新政权，他们的计谋是否会得逞吗？从历史上来看，每一位胜利者对待台湾的策略虽不尽相同，但是其内在又各有相通之处，我们可以从中批判继承，汲取经验教训。其具体的情形如何，且待在下慢慢道来。 翘首期盼统一台湾 郑清对峙与康熙统一台湾 郑成功是南明政权的最后一杆旗帜，他建立了明郑台湾政权后对于台湾社会是以教化为主，只针对极少数的负隅顽抗分子给予迎头痛击。郑成功在驱逐了荷兰人之后，很快便猝然离世。他的儿子郑经重用来自中原地区的官吏，引入了儒家思想和礼乐文明，很快就实现了稳定的管理和统治。在处理原住民和大陆移民的关系问题上，郑经也采取了十分保守的态势。台湾的大肚社土著在郑成功时期攻击过郑军部队，杀伤千余人。郑经在数年之后才发兵征服，目的就是为了要稳定人心和根基。台澎地区是明郑唯一的根据地，这样的背景也要求他必须采取柔性的政策来笼络人心积蓄力量，所以对待战后台湾的举措代表性并不是非常明显。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还是清代康熙收复台湾之后的种种举措。 郑成功庙 康熙当年所面临的情况和我们今天相似，清朝经历了十余次对台谈判后均告失败，仁至义尽之后开始着手武力攻台。而明郑集团也在数十年的对峙过程中和清军结下了深仇大恨，双方死伤甚重。1683年，清朝发兵收台，在澎湖海域歼灭了台湾刘国轩的水师主力之后，台湾集团就举手投降了。可以说此次战争是兵临城下，以武逼降的典型案例。台湾当时的统治者郑克塽和他的岳父冯锡范上表投降，算是连夜缝红旗，宣誓效忠。台湾的降表写得也很露骨，其中一段写道： ＂为举国内附，仰冀圣恩事。窃惟臣生自海邦，稚懵无识；谬继创垂之绪，有乖倾向之诚。迩者，楼船西来，旌旗东指；箪壶缓迎於周旅，干羽烦舞於虞阶。自省重愆，诚为莫赎。＂ 这段话意在表明自己归顺的诚意和迫切，施琅当时已经大军压境，形势一触即发。郑克塽已经没有谈判的筹码。作为和清王朝敌对近百年的郑氏家族来说，投降之后的生死祸福极为难料，就在皇帝一念之间。一面是双方近百年的恩怨纠葛，另一方是未来的国计民生。如何对待这些前朝余孽和台湾社会，成为了考验康熙皇帝智慧的一道考题。 清朝统一台湾 郑成功和郑经父子长期盘踞台湾，袭扰东南，手上有许多清朝将士的鲜血。彻底清算他们，甚至斩草除根都在情理之中。不过，康熙从大局出发后审慎地下了一道诏书。诏书当中历数了郑家三代人的罪状，言语措辞极为严厉。说郑成功＂窃据一隅，甘外王化＂。郑经是＂苟延岁月，假息偷生，勾引奸徒，窥伺内地；屡经剿抚，仍执迷不悟，顽梗怙终。＂此后，立刻话锋一转就开始赏赐恩典，以郑克塽年幼为理由开出了极为宽大的条件。＂尔等果能悔过投诚、倾心向化，率所属伪军民人等悉行登岸，将尔等从前抗违之罪尽行赦免，仍从优叙录＂。康熙皇帝也确实履行了自己的诺言，郑克塽作为反抗清朝统一的魁首被赦免后封为海澄公，隶属于正红旗，27年后逝于北京。 康熙皇帝对于郑克塽之外的文武大臣和官兵的安置也非常仁慈。郑经时期的大将刘国轩在统一之后被封为天津总兵、顺清侯。刘国轩到任之后为官清正，颇有政绩，在任将近十年时间亡于任上。郑克塽的岳父冯锡范被封为忠诚伯，隶属正白旗，一直闲居京城。根据台湾史家蔡正元先生的《台湾岛史记》记载： ＂其余官兵计有武官1600人，文官400人，士兵4万余人，遣派至山东、山西、河南垦荒。＂ 清王朝此外为了要消除台湾地区的郑氏集团影响力，开始着手迁移郑成功父子的坟墓，拆除毁损纪念郑成功父子的建筑等。而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大量迁徙中原人进入台湾，改变台湾的人口结构，增加台湾的大中国意识。 康熙皇帝 大迁徙与大融合的台湾 清朝时期的人口迁徙政策达到了空前的规模，随之而来的就是台湾本地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种大陆商品和资金涌入台湾。当地的农业也因为获得了足够的劳动力，土地耕作程度和数量也得到了大幅度提升。1683年台湾统一时期的大陆移民人口在20万人上下，到了乾隆时期就达到了130万。康乾盛世结束后的嘉庆时期共计有2百万大陆移民到了台湾，台湾于甲午战争被割让之前的移民人口数字已经达到了两百五十万人。这些中国大陆的移民与当地人结合，形成了当时的移民第二代，随着耕耘台湾的时间不断深入，这些大陆移民也成为了当地的＂本省人＂。 台湾府志 从手段上来看，康熙皇帝对于统一后的台湾社会比较仁慈，严酷的地方并不算多。可是这也埋下了隐患，那就是台湾的基层社会中的一些势力蠢蠢欲动。在台湾回归祖国一年后，台湾郑氏旧臣蔡机功在南部发动民变，企图反抗清朝的统治。但是由于大战刚刚停歇，台湾岛内的军政氛围还十分紧张，所以这次民变只引发了数千人追随，并且很快就被清朝会同台湾当地的少数民族武装平定。因为清朝在经历了数十年统一中原的历程之后，已经慢慢总结出了一套安定社会的策略。在战争的硝烟彻底平静之后，各项文政措施便开始不断上马。 台湾原本是按照明朝的统治架构来进行规划治理，清朝将其纳入版图后并没有将它置于一个非常高的政治地位。从民政上设立了台湾府，府治位于台南。首任台湾巡抚是蒋毓英，在任时期颇有政绩。在军政上，由福建省新设置了＂巡台湾厦门兵备道＂，官居正四品，是当时台湾地区位阶最高的官员。首任兵备道是周昌，值得注意的是周昌是盛京人（今沈阳），蒋毓英的本籍也是盛京人。盛京是满族的大本营，也是龙兴之地。康熙用这样的两位官员负责治理台湾，应该也是出于可靠性方面的考虑。没有让台湾立刻单独建省，应该也是处于成本和社会稳定的考量。 清朝重视文教 除了政治架构之外，文化教育与科举考试也被普及到了台湾地区。这是中国社会数千年总结出来的法宝，只要给予了当地的百姓以做官的希望，他们就不会再对抗政府。当百姓接受到了文化教育之后，早期的蛮荒暴戾的习气也会被不断洗刷殆尽。台湾地区在清朝的二百余年历史中涌现出了多位进士、举人。从康熙时期的陈梦球开始，共有33位文进士，10位武进士，239位文举人，285位武举人。而台湾也正是在不断接受文化教育的熏陶之下，社会趋于稳定。教育也是清朝治理台湾的法宝之一，有很强的教化作用。 光复之后的台湾社会对于未来的经验 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台湾重新回归到了祖国的怀抱之中。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缺乏对于台湾的治理经验，只是单纯照搬了国内的光复接收办法，所依据的思路还是康熙收复台湾时期的宽容策略。日本统治台湾50年，岛上的富裕人口几乎都是日本的爪牙和代理人。国民党并没有对于他们进行有效的惩处和管理，接收的官员对于日本遗留下来的财产似乎更感兴趣。这就使得大量有钱有势有人脉的＂皇民余孽＂仍有活动的空间，他们成为了合法的乡绅代表和工商企业家，这也是酿成1947年台湾二二八暴乱的直接原因。再加上国民党在政治架构、经济疏导、思想传播方面的弱势，使得台湾民众没有足够的获得感与荣誉感，没有真正认同祖国。原日本民政长官后藤新平认为＂台湾人贪财、怕死、爱面子＂，如果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以严厉的手段打击了为虎作伥的日本爪牙，让这些首恶分子付出足够的代价，那么可能就不会出现动荡。因为日本统治台湾将近五十年，很多的台湾人都参与到了日本的侵略战争之中。这份历史污点完全成为政府管控台湾社会的有力武器，严惩首恶，胁从不问，雷霆雨露，莫非天恩。在这样的环境压力之下，那些心怀叵测的异己分子自然臣服。 后藤新平 台湾自荷兰人时期就是一个商贸社会，小生产经营是台湾的基层命脉。国民党当年初登陆台湾立刻就实行了严格的商业管制和国有专卖制度，致使很多基层百姓被迫违反法令进行私下买卖。正是因为当局稽查私烟的手段过激，才会引燃了＂二二八事件＂的导火索。所以，台湾地区的商业氛围只要能够得以长期保持，百姓有钱赚，有饭吃，才不会关心政治变迁。＂务实＂应该是如今的台湾人另一个突出的特质，识时务者为俊杰的道理，他们心知肚明。他们只需要负责按时足额交税，却不会过度在意收税的人是谁。 国民党在台湾光复初期也开始了中华文化和普通话的推广普及工作，希望以此来增加向心力。北大著名语言学家魏建功、何容、王炬、王玉川、齐铁恨等人前往台湾，负责推广国语。据资料记载： ＂1946年4月2日,台湾省长官行政公署成立了台湾省国语委员会，聘请魏建功为主任委员，何容为副主任委员。齐铁恨、王玉川、方师铎、王炬、朱兆祥、吴守礼、王洁宇等21位专家学者为委员。＂ 这些人通过学校、宣传、文化出版等多个领域不断地恢复国语，使得已经在台湾濒临绝迹的汉语重新焕发了生机。当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蒋介石为了增加岛内的凝聚力也开始大力推行国语教育。各类的师范院校和基层的学校马力全开地进行汉语教学，同时也在乡村和基层推行国语。当然，意识形态氛围浓厚的蒋介石也在教育当中灌输了大量对于大陆的敌意，使得这一批受教育的儿童置身于对大陆敌视的状态之下成长起来。这种幼年时期的记忆伴随了他们的成长，也是今日两岸之间误解对立的主要内在因素。所以，统一大业不仅是军事问题，教育才是百年大业稳定的根基。 教育为重 曾经有人提过，武统台湾会造成双方貌合神离、满目疮痍的台湾社会和台湾民众对于大陆的长期仇恨。可实际情况是，如今的台湾岛内不敌视大陆的人仅仅只占了少部分，大量的老、中、青年都已经被仇恨教育、台独教育所洗脑。如果武统台湾是必选项，那么舒缓两岸仇恨情绪，加深两岸情感认同的工作就交给统一之后的教育工作者来负责吧。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国民党、民进党用数十年时间灌输的错误教育，只能用更长的时间来磨平。 解放台湾 综上所述，历史上对于统一后的台湾政策大部分都是以宽容仁慈为主，惩戒清算为辅。但是，＂统一＂是不变的前提，而历史上所有的台湾统一都要经历战争的过程。我们所应该注意的是如何对待未来的台湾社会，从历史上来看严惩首恶分子是维护权威与稳定的基础。保障台湾内部的经济运作是向心力的纽带，新的政治架构是保障日常工作的骨架，教育与和两岸的移民交流是联通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台湾问题是因为解放战争而产生的历史遗留问题，同时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大陆与台湾血脉相通，谁都不愿意轻启战端，但我们终究要对历史做出交代和答卷。至于我们应该如何书写，那就要考验我们的智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