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民币在正风反腐中扬帆起航

　　从古至今，社会腐败都成历朝历代顽瘴痼疾，实物或现金通常是腐败载体，现金是最常见的利益输送方式之一。现金腐败比较难被发现，极其不容易被监察机关查证，哪怕被实名举报，被举报人矢口不承认收受贿赂事实也难以被定罪。正是因为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有银行账户资金转移记录，并将这些记录转化成为确凿的证据，才能够将腐败案件的来龙去脉得以查证并定罪。因此，现金成为腐败分子之间的利益往来方式，银行账户来往是最不不愿意被接受的方式。
　　如果纸币被数字货币所取代，货币的实名制将得以推行，每个人钱包所拥有的数字货币都将会拥有个人标签属性，每次数字货币的所有权的转移都会被后台记录，且转移过程不能被篡改，长此以往便将通过数字货币腐败的口子得以堵住。实物资产必然会成为腐败活动新的主要载体，比如金银类的贵重金属，还有无实名制的古董文物字画也会成为流通货。实名制的房产登记应该不会成为腐败的实物资产。
　　国家税收的征集工作也会因大力推行数字货币而获得极大的便利，尤其是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争议比较多，因为纸币流通的存在，相关征税人员计算核实工作比较难进行，综合税制很难推行实施。数字货币一旦被广泛推广，社会中每个人相对于监管部门资产是透明的，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便会变得透明可量化，综合税制也得以广泛推行。
　　治理腐败是各个国家面临的难题也是痛点，有些国家为了治理腐败不惜发行新的货币而将旧的货币作废，在腐败领域流通的现金兑换不及时就会变成废纸。国家大范围推行数字货币取消纸币流通的时候，腐败领域流通的大量现金无处藏匿，急需兑换成其它重大资产或转移至海外，否则存在手中的现金将变的分文不值。最有可能转换成的有价实体就是各类不记名的重资产，例如贵金属、古董字画、拍卖行名贵文物等，文物字画假的太多、门槛高，因此对大部分有可疑资金的人来说，金银等保值产品必然是购买重大资产首选，那时金银也会随着市场的需求而升值。
　　反腐败会引起社会的动荡，百姓更需要的是社会的稳定，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且某些国家也有可能采取比较温和的政策，比如颁布金银资产购买实名登记，如此腐败者不敢光明正大的将别墅里的纸币兑换为数字货币，也不会出现金银资产的抢购和涨价。
　　人们的日常交易活动也因数字货币的使用而变得更加便利，就如今天我们用的扫码支付，不管是大城市的商场超市，还是村里面的大集市，都可以扫码支付，这个我们绝对走在世界的前列。扫码支付不用再担心有假币，不用对着太阳看水印；也不用钱款当面点清，离柜概不负责，多付少付后面一旦发现也好解决；对于视力不好的老人、或者盲人，更是便利许多。电子货币的支付效率的提高，给大家节省了时间，时间就是财富，就是GDP；同时也节约纸币的发行成本，每年纸币更新的成本。
　　我国央行的数字人民币是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采取双层架构，致力于实现M0替代。这种设计思路与国际上其他国家有所不同，引发国内外广泛讨论和争议，甚至一度出现较为极端的观点。值得指出的是，当前的央行数字货币具有过渡性特征，需要理性、客观地看待其价值，着力管理好数字货币演进过程中的转型风险，推进数字货币多领域探索。
　　一、我国央行数字货币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数字人民币推出之后，市场上兴起了各种观点和评论，其中两种极端的观点值得警惕。
　　一是数字货币无用论。认为我国央行的数字货币只是纸币（M0）的电子化，没有制度和政策层面的改变，价值有限。我国M0余额较小，2020年平均余额仅为8。3万亿元，占M2的比重逐年下降，2020年仅为3。91。考虑到我国仍需保留纸钞流通，无法废除纸钞体系，数字货币体系带来的成本节约很有限。与此同时，我国第三方支付已高度发达，央行数字货币主要是替代大型互联网公司主导的第三方电子支付工具，对支付效率的提升程度有限。总之，央行数字货币如果仅仅只是替代流通中现金和现有支付体系，没有推动金融制度和政策的优化，那么对社会成本节约、支付效率提升的贡献将非常小。
　　二是数字货币颠覆论。认为数字人民币能够大幅提升跨境支付结算效率，有可能取代美国主导的SWIFT（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和CHIPS（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等跨境金融服务基础设施，颠覆当下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据此，有人将人民币国际化作为央行推动数字货币的主要目的之一。
　　不论数字货币是无用论，还是颠覆论，都表现出对数字人民币的偏见和曲解。近日美联储负责监管的副主席夸尔斯对美元数字化发表的看法较为客观。经过初步研究，他认为美元已高度数字化，支付系统非常好，经适当改进可满足更多诉求。央行数字货币的潜在益处尚不清楚，但风险是明确且具体的，成本是高昂的。风险包括冲击现有银行系统的结构，损害消费者和其他经济主体利益，成为网络攻击和其他安全威胁的目标，很难既尊重个人隐私又减少洗钱风险。他不倾向于现在由美联储发行数字货币，但欢迎私人加密货币的尝试，认为美联储历来支持负责任的私营部门创新，且现有美元系统实际上是取决于私人公司每天创造货币。
　　实际上，当前的数字人民币确实还属于技术层面的变革，尚未涉及跨境资金流动的制度和政策。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从根本上取决于我国的综合国力，主要受经济、制度和政策等影响，甚至还涉及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不是依靠数字货币单一手段就能迅速实现。但是央行数字货币还是能够对人民币国际化起到一定助推作用，如在跨境电商、一带一路等特定领域和地区加速人民币的使用等。
　　截至目前，我国已在多地区、多领域试点央行数字人民币。从试点情况看，数字人民币的真正价值在于改革现有的银行账户体系（特别是设立共同账户和允许简易开户等），引入数字技术，强化市场需求推动的货币发行机制的核心价值在于适应数字时代，以过渡模式抢先推动技术探索和货币形态迭代：
　　一是改革账户体系并加载智能合约，更好满足数字时代的需求。我国第三方支付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克服了现有银行账户设置的弊端，特别是不允许设立共同账户，不能解决线上交易买和卖的时空不一致引发的信任问题。央行数字货币加载智能合约后，支付行为将是基于合约规定自动触发和完成的。这相当于收付双方拥有基于央行背书的共同账户，而不再依赖第三方支付平台。
　　二是推动形成更加内生的货币发行机制。在信用货币时代，货币发行依靠中央银行一商业银行二级银行体系，货币发行是基于账户体系的，货币是央行和银行的负债即央行和商业银行都是信用中介，通过认可资产，创造负债（货币）：在目前的数字人民币体系中，在M0层次上，央行自动响应市场需求投放数字货币，数字人民币是央行负债，商业银行只是操作节点。未来引入智能合约后，会在更多场景上由央行直接响应市场需求，创造数字货币。
　　三是引入数字技术，开启数字时代的货币形态和技术迭代货币本质上是社会共识。反逃税、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现任的载体历史上货币形态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经济的发展，先后经历了实物资产和主权信用阶段。随着经济数字化程度不断加深，货币形态可能也需要相应调整。当前市场越来越倾向于将基于共同账户、密码学和具有激励相容特征的共识机制作为潜在的数字货币引入我国央行数字货币广义账户体系中，结合传统银行账户体系、准账户体系和通证模式，为各种数字支付、交易提供了货币上的技术支撑。
　　二、如何看待央行数字人民币对货币金融体系的冲击
　　数字人民币代表了央行信用，且可以离线使用。市场担心央行数字货币替代现有货币金融体，宏观层面上担忧央行数字货币引发金融脱媒和挤兑，即金融业务不再通过传统金融中介机构，而是通过央行或第三方开展，产生资金和业务的转移和替代，引发类似挤兑的宏观风险，对货币调控和金融市场发展产生过快、过大冲击，即所谓的转型风险。微观层面上，市场则担忧央行重回大一统时代，既是货币当局，又兼任规则制定者、裁判和运动员等多重角色，损害业务机会和商业利益。
　　实际上，央行在数字货币设计之初就着力避免金融脱媒的风险：一是将数字货币严格限定在M0层次，仅替代流通中的现钞，不支付利息，不能直接用于理财等。二是采取双层架构的零售型模式将商业银行、第三方支付机构作为二层运营机构保留，并在与银行账户兼容的基础上拓展支付基础。三是在跨境支付合作中，不改变现行外汇、税收和三反政策。当然，这些约束属于中央银行的自我约束，技术和市场上非但没有约束，反而由内在动力突破这些约束。虽然数字人民币采取M0替代，但现实中用户主要还是使用存款进行兑换，使用现金兑换的很少，M0替代很容易突破至Ml替代，甚至M2替代，这既是市场担忧和质疑的部分，也说明当前央行数字货币的设计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央行数字货币是着眼于未来的，既适应数字时代的要求，也会发挥引导和改造的作用，必然会冲击当前的货币金融体系。这种冲击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变革的动力。数字时代的货币金融体系并没有现成模版，而是在不断探索迭代中逐步构建的原因。无需避讳央行数字货币设计的过渡性，要更加关注如何管理好数字货币这种破坏性创新的转型风险。
　　一是着眼于未来，构建开放的平台和生态。在数字经济时代，宜打破工业经济、服务业经济下形成的思维惯性，突破认知上的局限，允许多种技术路线、多种模式的多元探索，保持货币金融系统足够开放，允许系统的自我演进和迭代发展。
　　二是明确规则，促使中央银行与市场各归其位，各负其责。一旦商业银行和支付机构的职能由央行来承担，就会重回央行大一统时代，央行既是货币当局，又是市场主体，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同时还兼任规则制定者，这就造成公共职能和商业职能的界线模糊，冲击市场经济运行的根基。因此，必须在实践中区分货币、支付和交易的不同职能。货币、支付和交易功能紧密联系但又有所不同，其中货币是共识和普遍信任，背后是规则制定和执行；支付连接货币的职能和功能实现；交易是货币功能的实现载体。央行数字货币由央行背书，发挥计价、交易媒介等基本职能在支付领域的作用，央行要与市场机构共同完善支付基础设施和底层技术，保留对支付体系的最终控制。在交易领域，由市场主体创建智能合约，探索数字货币的应用场景。总的看央行的角色在于执行货币职能、掌控支付体系、支持交易场景。
　　三是需要发展与数字时代相适应的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机制与手段。数字时代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映射，把现实的经济和金融行为，通过物联网、大数据等方法映射到数字空间。在映射过程中，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形态、运作机制发生了变化。所以相应的货币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也应该进行解构和映射，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货币金融运行特征。
　　三、央行数字人民币引发的用户隐私和基本权益担忧
　　与纸币的完全匿名性相比，数字货币的隐私保护问题也容易引发市场的担忧。数字货币采用加密技术实现匿名性，但现阶段还无法做到完全匿名，属于可控匿名。
　　目前各种数字货币所采取的主流技术手段是区块链，区块链采用加密技术，具有匿名性、可溯源、不可篡改等特点。然而，基于区块链的匿名性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一方面，这种匿名性仅仅是技术上的匿名，实现完全匿名的前提是数字世界与现实世界不发生关联。也就是说，只要数字货币不关联现实世界的身份，就能够保证隐私安全。然而由于区块链的公共性，仍可能通过特定地址和交易的使用模式识别出用户的身份。美国政府成功追回在ColonialPipeline勒索案中支付给黑客的比特币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另一方面通过合理的设计，中央银行可以利用区块链将分布式运营有效整合起来，对央行数字货币实行中心化管控。这意味着央行可以掌握所有基于数字货币的交易信息。
　　虽然传统的纸币具有匿名性，能够很好地保护公众隐私，但也仅限于小额支付场景，各国对大额现金的使用都有着严格的制度规范，并进行严密监测。目前中国央行数字货币与银行账户松耦合，可以在技术上实现小额匿名，特别是切断手机号与个人身份关联的数据共享，达到去标识化效果，能较好保护个人隐私。目前我国还存在没有实名制的手机号，加上小额匿名账户仅凭物理设备开立，央行数字货币可以实现与小额现钞同等程度的隐私保护。即便如此，长远来看这也并不意味着隐私安全问题得到完全解决。虽然现阶段数字人民币体系收集的交易信息少于传统电子支付模式，但未来随着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的不断丰富，特别是在数字货币上加载智能合约以后，数字人民币所承载的交易信息将越来越多，隐私保护问题仍面临巨大挑战。为此在打击洗钱、逃税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数字货币用户的隐私保护，人民银行内部要进一步强化信息甄别和保护机制，切实发挥防火墙的作用。
　　除了隐私安全以外，数字货币还涉及一个影响公众利益的领域负利率，中央银行为了促使商业银行放贷刺激经济，对商业银行在央行的存款实施负利率政策。目前负利率政策还没有延伸到居民在商业银行的存款，这是因为一旦对居民存款征收负利率，商业银行将面临存款流出。存款转换为现金，负利率政策效果被削弱。在数字货币条件下，央行可以将数字货币利率设为负值，从而解决居民提现对负利率政策的制约问题。数字货币的负利率相当于现金持有税，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公众利益，而且与持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政策导向相悖。
　　数字人民币取代现金的推行是个长远之路，可以采取试点区域推行的政策，能够合理高效地推动社会进步后再在全国范围内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