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读一点汪荣祖

　　和黄仁宇、唐德刚相比，汪荣祖在大陆的名声要小得多，作为海外华人史学家，他的影响主要还是停留在专业范围和爱好史学的读者圈里，在一般大众耳朵里，这还是个有点陌生的名字。汪荣祖的专著不是很多，这几年陆续也都引入了，我见到的大约有五种，包括《史家陈寅恪传》、《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康章合论》、《史学九章》、《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等。汪荣祖的书都是研究性质，即使是传记也是史家的传记，具有拓荒性质的，但他的学究气并不重，文字也还浅白可读。在中国近代史领域中，无疑他是独树一帜、自成一家的。
　　我个人以为，他对郭嵩焘和那个时代的研究最具有开创性，长期以来，郭嵩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有之，就是从他那本书开始的。在鸦片战争之后，继续蒙头沉睡了足足20年的华夏民族，1860年以后才逐渐有了危机感、紧迫感，但也只限于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的技术，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声光化电。这个时代，中国最有见识、最具世界眼光的人，实际上不是那些造成“同治中兴”的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之类，而是亲眼目睹了西方制度运作，对西方文明有亲身体验的湖南人郭嵩焘，他于1877年到1879年出使英国，虽然只有短短两年，却大大开拓了视野，他在出使日记中肯定并赞美了西方的制度、文化、社会，认为现在的异狄和以前的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然而，因为太超前了，郭嵩焘这位“孤独的先行者”不被同时代的人所理解，当他的《使西纪程》出版后，竟然引起满朝士大夫的“公愤”，结果他的书被毁版，人在驻英公使任上被召回，从此再也没有被朝廷起用，于1891年郁郁而终，他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几年后主持湖南新政的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可惜戊戌变法迅速失败，湖南新政连根拔起，他的稳健的渐进的变革思路从此被忽略。（在他生前，具有珍贵价值的200万字日记一直未能问世。在他死后9年，还有人上奏要戮他的尸以谢天下。）汪荣祖敏锐地抓住郭嵩焘这个人物，对于中国走向世界进程中的曲折和艰难有深入的研究，通过郭嵩焘的悲剧命运解剖他栖身的那个时代，对于我们认识近代中国的不幸有独特的启发意义。
　　《康章合论》（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只有区区8万字，汪荣祖对于康有为、章太炎两个历史人物的研究却是新见叠出，而且清新可读。比如，他论章太炎可以说是排满主义的急先锋，这有《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苏报案”为证，然而一旦武昌起义成功，从此他笔下再无藐视满族的言论，坚信五族共和，终生服膺五色旗，对于清史的研究，也毫无种族偏见，完全超出了狭隘的汉族主义藩篱。因为，在章看来：“排满既是‘手段’，也就是暂时的；目的既达，手段便无效用。”比如，他论康有为，“康有为反对革命，主要不在拥护满洲人做皇帝，而在坚持渐进，不能冒进，何况革命动乱在当时可以招致分裂与亡国的可能性。民国以来的历史可以印证康氏之言，并非危言耸听，虽未全中，亦不远矣。但康氏逝世之时，革命不仅在继续，而且方兴未艾”。当然，这些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在戊戌变法之后如果说“坚持渐进”的路线，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已经不是康有为，而是状元实业家张謇这些人，康的时代在“六君子”断头之日事实上已经结束。从康有为支持张勋拥末代皇帝复辟这件事来看，汪氏的说法恐怕就禁不起检验。
　　作为史家，汪荣祖的论断未必都对，但那都是他研究、思考所得，而且是建立在一定史料基础上的。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他提出的说法还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近代中国的历史如同九曲黄河，九百九十道弯，留下了许许多多的经验教训，史家的责任就是要将这些一一说清楚。我们常说读史使人明智，读汪荣祖的书也会开卷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