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如何论证性恶论性恶论究竟有无道理

　　“人之初，性本善”是我们大家都听过的一句话，意思是人生下来，性情都是向善的，不过这种说法真能站住脚吗？战国末期，赵国思想家荀子提出了“性恶论”，他认为人生下来是向恶的，这种理论在当时也是引起了轩然大波，更有不少人将荀子视为异类。但人性原本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在自然选择下既有可能为善，也有可能为恶，所以后天的教育非常重要，要让大部分人都能朝善这个方向前进。
　　1、起势
　　我在怀想荀子的人生历程时，更多的是想这个人物的结局。想当初，他提出人性恶之始，就被许多人视为异端，更为统治者所难容。
　　而这样一个人，在战乱频仍，杀人如同碾死一只蚂蚁般容易的战国时期，却最终寿终正寝。那么，又是怎样的一种触媒引发了他对人生源起的探讨呢？
　　战国在中国历史上是个言不尽痛苦、诉不尽沧桑的时代，那年月诸侯争霸、战争蜂起，中华版图在各路诸侯争演主角的抢夺中，不断重新进行划分，广大劳动人民生灵涂炭、贱若蝼蚁。
　　不绝如缕的诸侯大战，动辄血流漂橹、白骨遗野，阵亡以数十万计的战役比比皆是。
　　在荀子老家附近发生的长平之战，赵军被秦军坑杀的战俘就达四十余万。面对战争这台“绞肉机”的高速运转，善良的人们开始对生与死、善与恶进行思考。
　　2、出道
　　荀子的一生，是在讲学与辅政之间不断地完善自己的理论的。
　　十五岁时，他从赵国游学到齐国，目睹齐威王礼贤下士，善待英才，就待了下来。后来，当他看到齐闵王在灭宋后骄傲自大，不听劝谏的狂妄，就外出到楚国讲学。
　　等到齐襄王即位，荀子又被请回齐国，被三次推为祭酒（年高望重者）。
　　在齐国，他把稷下学宫当作自己传道授业的舞台，一边同各个学派的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和讨论，在思想上进行碰撞，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学说；一边在游学过程中，与统治者们进行直接的面对面的探讨。
　　在范雎相秦期间（公元前266年前255年），荀子受秦昭王的约见来到了秦国，看到秦国经过几代君主的励精图治，政治、经济、军事等都有了一定的积累，深表赞赏。
　　他说秦国地处关西“形胜”之地、“百姓朴”、“百吏肃然”、士大夫“明通而公”、朝廷“听决百事不留”，治理的非常好。然而，他说秦国实行法治，儒家思想在这里行不通，也就不需要他这种人留下来，就又回到了齐国。
　　其实，他在秦国的政治活动中，看到秦国外表的整肃背后，隐藏着德化的严重不足。人们为了功利而拼命，全然不顾惜自己和别人的生命。人民在峻法的威压下，积蓄着一种难以抒解的郁气。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秦国军队在兼并六国的过程中，会不断地制造耸人听闻的大屠杀。而这种血与火的杀戮，并没有使六国人民产生畏惧，而是不断演绎了诸如荆轲刺秦王、张良大椎击秦王等故事。
　　3、成说
　　面对战国时期这种分崩离析、开疆裂土难以休止的局面，作为一代大儒，荀子想让自己的学说起到匡正人心、辨析正误的作用，也就是发挥理论的导向功能。
　　于是，当齐国有人在朝廷说荀子的坏话时，荀子径直去了楚国，在那里他受楚春申君之用，做了兰陵县令，开始边理政经济、边著书立说的实践。
　　在兰陵，他推行“平政爱民”的政治策略，提出“强本而节用”，“轻徭薄赋”等主张，鼓励农民兴修水利，做大养殖业，活跃商业，想方设法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他注重任用贤人。要求官吏勤政廉洁，守法自律，民众各就其位，商人不欺不诈，农民尽力耕作。
　　一时当地政通人和，农业发展、商业振兴，为兰陵经济的发展和以后的繁盛，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和人文基础。
　　在《致仕》篇里，荀子说“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故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蹶而趋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
　　在兰陵这块小“试验田”的成功实践，使荀子对自己的政治主张有了坚强的信心，也使他的声名响誉各国。
　　从此，兰陵成了四方学子慕名求学的地方，其中做出成就的就有法家代表人韩非、秦国丞相李斯等人。
　　4、证伪
　　在兰陵的苍山学馆里，荀子用身边的典型案例展开了宣讲。
　　七国的连年征战、诸侯间的合纵连横、君主们的贪婪恣情、士大夫的朝秦暮楚、黎民百姓的尸横遍野，哪一场流血的战争不是阴谋和术势的野合？各家学说是文以乱心、各国武力是彼消此长，社会已经到了是非曲直和人伦教养丧失殆尽的时代。
　　于是，在解决社会危机和人性危机的关键时候，荀子超越了孔孟的敦言懿德，毅然提出了专论人性善恶、荣耻的课题，不能不说是在烽烟未尽之时，让人躲开内耗和狂热，来冷静审定自己的站立点和道德良心。那就要拨开现实的迷雾，清醒地看待时下的人与社会。
　　到底是恶劣的社会环境迷失了人心、泯灭了人性，还是激荡的人心、膨胀的人性破坏了理想社会？
　　然而，这个课题注定是无解的。
　　因为虚伪的统治者奉行的始终是正面的教诲，他们要的是南面垂拱，即使他的理论是正确的，也不会拿来就用，而是坚持阴法而阳儒，伪饰着自己那一套骗人的说教。
　　而浸染了学究气的知识分子也不屑于明目张胆地赞成他的主张，他们宁愿在枯黄的油灯下辗转吟诵那些经典的话语，然后在给君主们的上书里添油加醋地装裱些冠冕堂皇的字句，在公开的场合里再大肆宣扬儒家的君臣父子、礼仪秩序，贬抑荀子的学说。
　　我常常想，为什么社会倡导的规则和人们私下里遵奉的“潜规则”一直并行不悖，为什么人们不敢堂而皇之地承认自己的不是，为什么长期以来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开展不起来，都因为人是一个伪善的族群。
　　而荀子早早就揭开了这个“潘多拉”盒子，他把每个人心中的“小”都揭露无遗。他把人性看的太透了。
　　于是，从统治者到知识分子都不喜欢他，继而把他置于学术的旁路。但现实的残酷是难于掩盖的，欲盖弥彰的效果随处可见。
　　因此，荀子背负着骂名却把中国文化看的通透，他用一种直面的坦荡，给了伪善者们当头棒喝，也让更多的人对人世间多了一种警惕。
　　当社会在发展、人性在改良时，我们却依然可以听到对人性善恶的讨论不绝于耳。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荀子最早把这个话题提了出来，他的思想永远走到了人群的最前面，而他阳光下的影子却遮挡了那些为着名利而奔波前进的人。
　　【作者简介】乔永胜，一位致力于用心读史，检视历史人物的写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