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惠柱：文艺院团能不人心惶惶吗

　　去武汉讲课，与文化系统的干部谈到“转企”之事，院团长们说大家都有点“人心惶惶”。怎么办呢？
　　这事要从两个角度来看。可以说，但凡吃上了演艺这碗饭，就得做好一辈子“人心惶惶”的准备，因为艺术生产不同于制造业，总要不断出新，而且还是在观众面前当场“现形”。观众的反应永远难以逆料，艺术家必须用破釜沉舟的最大努力来争取最好的成绩。要是抱稳了铁饭碗，难免产生惰性，自然会影响质量。从纵向看，中国戏曲曲艺各流派的大师几乎都是50年代之前在市场的激烈竞争中拼出来的侯宝林当年就在天桥摆地摊说相声，上海大世界那十几个每天演十多小时的剧场也逼出了许多好演员。那以后，新政府不喜欢“人心惶惶”的艺术市场，大批艺人“被改行”，被纳入体制的捧起了铁饭碗，不愁吃穿，也不用天天赶场子，却再也创不出新的流派了。现在要他们转企，显然是看到了这种体制的弊病。再从横向看，国外大多数剧团、乐团、舞团的演艺人员都没有终身的铁饭碗，只有限期的合同制。舞台上流派“主义”纷呈，似乎也并没有太“人心惶惶”，这是为什么呢？
　　就在中国政府大力改造、甚至抛弃演艺市场的六十多年里，欧美的市场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生活水准和劳动力成本的大幅提高，表演艺术这个劳动密集型行业越来越难以靠纯商业运作来生存。百老汇早已不再是美国戏剧的唯一基地，而成了众多非营利性剧团包围中的一个点，歌剧、芭蕾、交响乐这些高雅艺术的院团几乎全都是“非营利性组织”，有大量赞助。但他们并不只靠政府来养，而有多元的可以有序申请赞助的资源，因而既无需过分迎合难以逆料的市场，也不像我们这里要按经常朝令夕改的上级指令来计划创作。这些资源中的很大一块就是民间基金会。
　　欧美很多民间基金会是第一代企业家在积累了大量财富以后，捐出巨款创办的，如福特、洛克菲勒等家族的基金会。中国不少第一代富豪也有了这样的想法，但一直实现不了，瓶颈就在于，我们这里不让民间基金会独立运作，更不像发达国家那样用减免税的法律来鼓励富人为慈善和文化捐款。有些公益组织只能以企业的名义注册，不但不能减免税，竟还要为捐赠而多缴税。
　　近年来中国的富豪人数急剧增长，一边是暴发户式的“炫富”，一边是令人担忧的仇富，想做好事的民间基金会却迟迟不能诞生。为什么我们宁可“享受”世界第一奢侈品消费国的“美誉”，却不愿改改税法鼓励富豪们捐出更多的钱来帮助穷人，帮助文化？原因好像有两个：经济部门不愿减少富人的税款，宣传部门担心私人基金会操控创作。
　　其实这都已经不是问题。中国税收总量的增长早已大大高过国民收入的增长，除了低收入人群需要减税，对富人来说如果能用减税换来他们捐出善款，岂不也是社会之福？而且减免税并不是鼓励基金会的唯一办法，还应该征收在发达国家高达50的遗产税，既可鼓励富人多做捐赠，也能增加税收。至于文艺创作的管理，该怎么管还怎么管，未必会受到基金会的影响事实上在没有基金会的情况下，大款给艺术家钱反而更容易成为订购作品，而基金会按国际惯例是不应该因为给了赞助就来直接操控创作的。
　　现在政府要把大多数文艺院团从事业改为企业其实并不是经济独立的真“企业”，只是开始减少政府的补贴。既然演艺业的国际大趋势是更多地从纯商业运作转向非营利组织，而我们又想减少对院团的补贴，那就必须引进民间的赞助机制。民间基金会和相关法律的制定不能再拖了毕竟我们已经进入了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时代，谁也不想看到演艺人员人心惶惶，不是吗？
　　（《南方周末自由谈》2011年7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