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老王》原文及赏析

　　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
　　据老王自己讲：北京解放后，蹬三轮的都组织起来；那时候他“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他感叹自己“人老了，没用了”。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因为他是单干户。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
　　老王不仅老，他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乘客不愿坐他的车，怕他看不清，撞了什么。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一只眼。他那只好眼也有病，天黑了就看不见，有一次，他撞在电杆上，撞得半面肿胀，又青又紫。那时候我们在干校，我女儿说他是夜盲症，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晚上就看得见了。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
　　有一天傍晚，我们夫妇散步，经过一个荒僻的小胡同，看见一个破破落落的大院，里面有几间塌败的小屋，老王正蹬着他那辆三轮进大院去。后来我坐着老王的车和他闲聊的时候，问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他说，住那儿多年了。
　　有一年夏天，老王给我们楼下人家送冰，愿意给我们家带送，车费减半。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每天清晨，老王抱着冰上三楼，代我们放入冰箱。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胡同口蹬三轮的我们大多熟识，老王是其中最老实的。他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他大概压根儿没想到这点。
　　“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我代他请了假，烦老王送他上医院。我自己不敢乘三轮，挤公共汽车到医院门口等待。老王帮我把默存扶下车，却坚决不肯拿钱。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我一定要给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我笑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
　　我们从干校回来，载客三轮都取缔了。老王只好把他那辆三轮改成运货的平板三轮。他并没有力气运送什么货物。幸亏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老王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好像有了这半寸边缘，乘客就围住了不会掉落。我问老王凭这位主顾，是否能维持生活。他说可以凑合。可是过些时老王病了，不知什么病，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总不见好。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
　　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往常他坐在蹬三轮的座上，或抱着冰伛着身子进我家来，不显得那么高。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的。他面色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像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我吃惊地说：“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
　　他“唔”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他一手提着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
　　我忙去接。瓶子里是香油，包裹里是鸡蛋。我记不清是十个还是二十个，因为在我记忆里多得数不完。我也记不起他是怎么说的，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们的。
　　我强笑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
　　他只说：“我不吃。”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自己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我把他包鸡蛋的一方灰不灰、蓝不蓝的方格子破布叠好还他。他一手拿着布，一手攥着钱，滞笨地转过身子。我忙去给他开了门，站在楼梯口，看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直担心他半楼梯摔倒。等到听不见脚步声，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那直僵僵的身体好像不能坐，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我不能想像他是怎么回家的。
　　过了十多天，我碰见老王同院的老李。我问：“老王怎么了？好些没有？”
　　“早埋了。”
　　“呀，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明天。”
　　他还讲老王身上缠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因为老王是回民，埋在什么沟里。我也不懂，没多问。
　　我回家看着还没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多吃多占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杨绛《老王》赏析
　　有些事，听到之后有感触，禁不住要多想想，可又想不出什么结论来，只能发出一声长叹，自己对自己说：算了，别想了。读杨绛女士的这篇《老王》，就有类似的感觉。
　　老王一个三轮车夫，该算是一个“劳动人民”了吧。按我们过去所受的教育，他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应该尊敬他，学习他，以他的为人行事作为自己的榜样。但生活中却又不然，他穷，他苦，他有病，他为人善良忠厚，但是他“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进不去了”，成了个“单干户”。难道我们因此而鄙视他，嫌弃他，不同情他吗？作者杨绛夫妇没有这样做，也不会这样做，这反而成为“同情落后”的一种表现吗？当然也不能这么说。
　　我想：还是把问题想得简单点：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同情，普通人之间的友谊，或者说是一种交情。它排除了社会地位的高低，排除了文化教养的悬殊，也排除了经济条件的差异这种种因素，在作者与老王的交往中都消失了，只有人与人之间最普通最纯粹的同情，有了这种人道主义的精神，文章就光彩夺目了。
　　“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反过来，如果到了一个特定时期“我蹬”，“他坐”，也能照常“说着闲话”吗？我看也行。
　　再比如：“老王不仅老，他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至于怎么瞎的，是生下来就瞎，还是“年轻时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一只眼”都没有关系，这些都不会妨碍作者对他的同情，因为这是人道主义的同情，是发自人们内心的真正的同情。
　　最有趣的是这个场面：经过抄家而经济拮据的杨绛，偏偏遇到丈夫钱钟书生病，由老王用三轮车把他送到医院，当杨绛付钱给他时，他先是不肯收，后来“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这一问，老王的一颗赤诚的心坦露在我们面前，这也是同情，而且是极其可贵的同情。
　　而最令人难忘的则是老王在临死前一天，还带着香油与鸡蛋去看望自己的老朋友杨绛夫妇（须知，那是鸡蛋和香油都须按人按户口本凭票定量供应的年代），当杨绛给他钱时，“他赶快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说这话，并不是显示自己“高贵”，而确是一种比有身份的人更难得的“平凡”。尽管后来他还是收下了钱，但这决不是交易，而是友谊的交流，是最真诚的“礼尚往来”。
　　老王是去世了，贫病而死，但是他坦然。作者却感到愧怍因为她是一个知识分子，她受过教育，她知道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用自己最大的力量去帮助弱者和不幸的人。这并不是到农村工厂去“滚一身泥巴”所能达到的境界。
　　世上有多少“老王”？眼前，远处；国内，国外；过去，现在，未来数也数不清。我们决不能因其多而丧失自己的同情。世上有多少“杨绛”，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许还有，但是占知识分子或上层人物人数的比例有多少呢？想也不敢想。我想：社会如果真的有进步的话，那就是“老王”这样的不幸者越来越少，而“杨绛”这样的同情者越来越多。
　　这么多年来，在报刊杂志上，在文艺书籍中，人们说了不少空话，假话，套话，故作姿态的话，甚至痛心疾首地谴责自己的话，他们都发誓要“脱胎换骨”，把自己“改造”成一个“真正的劳动人民”。但是，有几个人是从同情身边的一个贫困的不幸者开始的呢？杨绛女士这篇文章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此。
　　我建议读者把此文与鲁迅先生写于二十年代的那篇名文《一件小事》放在一起读，也许能够引发你更有意义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