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斋读书志》主要内容及赏析

　　《郡斋读书志》是宋代的一部私家藏书解题目录。宋晁公武撰。约成书于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主要版本有袁州本和衢州本。袁州本为7卷本，主要有：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杜鹏举刻本（今佚）；宋淳祐十年（1250）番阳黎安朝刻本；清康熙六十一年（1772）海宁陈师曾刻本；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缩印袁州本。衢州本为20卷本，主要有：宋淳祐九年（1249）南充游钧衢州刻本（今佚）；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吴门汪士钟艺芸书舍重刻衢州本；清光绪六年（1880）会稽章氏据艺芸书舍本重刻；清光绪十年（1884）长沙王先谦校刻本。目前袁、衢二本并行。
　　关于袁、衢二本孰优孰劣，历来是各执一说，迄无定论。实则两本各有所长，不宜以优劣论之。袁本早于衢本，解题较多地保留了《读书志》的原貌，并分别《原志》、《后志》、《附志》，书籍来源清晰，通行本又有《考异》，可以明两本异同，此为袁本优点。衢本经晁氏门人统一编订，浑成一体，解题亦较袁本详尽，此为衢本优点。我们检读晁《志》，当取两本之长，不宜厚此薄彼，有所偏废。
　　晁公武（约11051180），字子止，澶州清丰（今属山东巨野县）人，世居汴京昭德坊，人称昭德先生。晁氏先世为宋时北方望族，素以翰墨为业，家中藏书极丰。公武出身于显赫的书香门第，少承庭训，酷爱图书，博览不倦。不幸的是其家曾罹火灾，藏书多有损失。及至金兵挥戈南下，中原沦陷，其家藏书更是尺素不存。北宋靖康之难，金人南侵，公武随父冲之避乱入蜀，侨居嘉定（今四川乐山县）。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公武举进士第，初为四川转运使井度属官，继为总领四川宣抚司钱粮所主管文字。绍兴十七年（1147）以左朝奉郎通判潼州府，后知恭州、荣州、合州，转潼川路转运判官。乾道三年（1167）为利州路安抚使，继以敷文阁待制为四川安抚制置使，五年（1169）知兴元府，七年（1171）以敷文阁直学士左朝议大夫除临安少尹，累官吏部侍郎。著有《易诂训传》18卷，《尚书诂训传》4卷，《毛诗诂训传》20卷，《中庸大传》1卷，《春秋诂训传》30卷，《稽古后录》35卷，《昭德堂稿》60卷，《读书志》20卷，《嵩高樵唱》2卷。其著作均已散佚，传世者惟《郡斋读书志》。公武曾为井度属官。井度，字宪孟，南阳人，笃嗜藏书，曾主持刊刻著名的“眉山七史”。他经过十余年的辛勤搜罗，藏书颇富。由于公武博通古籍，酷嗜图书，勤于收藏，深得井度赏识。井度晚年，其子皆稚幼，临终前将书全部赠于公武。公武得井度藏书千余种，合以自家藏书，“除其复重，得二万四千五百卷有奇，日夕躬以朱黄雠校舛误，终篇辄撮其大旨论之”（《郡斋读书志》自序），初步写成了流传至今的中国目录学名著《郡斋读书志》。
　　《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袁本）约二十二万字，分经史子集四部，共设43类。其中经部10类：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经解、小学；史部13类：正史、编年、实录、杂史、伪史、史评、职官、仪注、刑法、地理、传记、谱牒、书目；子部17类：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天文卜算；五行、兵家、类书、艺术、医书、神仙、释书；集部3类：楚辞、别集、总集。衢本比袁本多设两个类目：子部“天文卜算”析为“天文类”和“星历类”；集部增“文说类”。
　　《郡斋读书志》的结构体例相当完善。全书前有自序，继有总序；总序之后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著录，每部之前均有大序；每部之下又分若干小类，每类均有小序，缀于本类第1部书的提要文字里；每书之下均有解题。自序叙述了藏书源流和收书成书经过。总序叙述了图书分类的源流。大序先述本部的类目，然后再述本部图书的渊源及流派。小序对本类图书的特点、分类和分类依据、学术地位及流派均有介绍，而且言简意明，确能起到“穷源至委，竞其流别”，“览此一篇而各说俱备”（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的作用。
　　《郡斋读书志》的重要特点表现在解题方面，这也是它的精华和价值所在。其解题不拘形式，视书的具体情况，少则十几字，多则百余字，或述著者之经历，或论书中之要旨，或明学派之渊源，或列不同之学说，繁简各得其宜，内容翔实富赡。同时，历代对该书的著录、序跋、藏弆、雠校，以及有关的典章制度、掌故轶闻、书籍的考订、辨伪、评价等情况，亦间有记载，特别是在考订辨伪方面的见解，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郡斋读书志》是我国第1部私家藏书解题目录，是宋代目录学著作中的优秀代表作之一，它在中国目录学史上，特别是在解题目录的发展上，起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被誉为“宋以来著录家之首”。其解题方法始终为后世目录学家所遵循，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即以《郡斋读书志》为蓝本；直至清初藏书家钱曾撰《读书敏求记》，以及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其书目解题方法无不受其影响。《郡斋读书志》完备的书目结构体例，赢得了历代目录学家的高度评价。其书目方法和丰富翔实的解题内容，对于我们学习研究中国文化史、学术史和目录学史，均有很高的借鉴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