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微子论语》原文及解读

　　〔十八一〕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十八二〕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十八三〕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十八四〕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十八五〕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避之，不得与之言。
　　〔十八六〕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十八七〕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十八八〕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十八九〕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
　　〔十八十〕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
　　〔十八十一〕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
　　〔注释〕微子：名启，商纣王之兄。之：指纣王。微子数谏纣王，意见不被接受，就离开纣王。商亡后成为宋国始祖。箕（j）子：名胥馀，商纣王的叔父。他谏纣王不听，便散发装疯，被降为奴隶。比干：商纣王的叔父，多次强谏，激怒了纣王，被杀。柳下惠：姓展，名获，又名禽，春秋中期鲁国大夫。士师：司法官吏。三黜（ch）：多次免职。枉道：歪门邪道。齐景公：名杵臼（chji），公元前547前490年在位。待孔子曰：讲到对待孔子的礼节时说。若季氏：像（鲁君）对待季氏那样（对待孔子）。此句说以低于季氏、高于孟氏的礼节对待孔子。孟氏是鲁国的下卿。归：同“馈”，赠送。女乐：歌舞女艺人。季桓子：鲁国宰相季孙斯。楚狂：楚国狂人。接舆：隐士。凤：凤凰，比喻孔子。何德之衰：凤凰有道则现，无道则隐，接舆以为当时为无道之世，孔子不能隐为德之衰。往者不可谏：过去的事无法挽回。已而：算了吧。长沮（j）、桀溺：隐士。耦（u）：两人合耕。津：渡口。执舆者：驾车者。滔滔者：洪水。而：同“尔”，你。辟：同“避”。辟人之士：避开无道之君的人，指孔子。辟世之士：隐士，指长沮、桀溺自己。耰：播种后盖土。辍（chu）：停止。怃（w）：同抚。抚然：惆怅、失望的样子。斯人之徒：孔子所寻找的、能够帮助他实现政治主张的人。丈人：老人。荷：挑着。蓧（tio）：古代耘田用的竹器。植：插在地上。黍：粘小米。食（s）：拿食物给人吃。逸民：隐士。虞仲、夷逸、朱张、少连：身世不可考。中（zhng）：合乎。伦：伦理道德。放言：放纵其言。一说不议论世事。大（ti）：同“太”。大师：鲁国乐师之长。挚：乐师名。亚饭：周朝国君吃饭时要奏乐。亚饭干：第二餐时的乐师名干。三饭缭：第三餐时的乐师名缭。四饭缺：第四餐时的乐师名缺。鼓：击鼓者。方叔：击鼓者名。河：河内，即黄河以北地区。播：摇。鼗（to）：两旁系小槌的小鼓。武：摇小鼓者名。汉：汉中地区。少师：乐官的副职。阳：乐师名。击磬襄：击磬的乐师名襄。海：海滨或海岛。鲁公：指周公之子伯禽，封于鲁。施：同“弛”（ch），放松，这里意为怠慢、疏远。以：用。不以：不被任用。这八个人的生平都不可考。适（ku），（gu）。
　　〔鉴赏〕本篇既记述了孔子的无可无不可的人生态度，又描写了他与命运、世道抗争的悲壮情怀，在这两方面的结合中显示了孔子精神的卓越和人格的魅力。
　　对于人们应当采取何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孔子从来不作死板的规定。第八章中孔子评价了古代七个隐士，他把他们分为三类，但是他们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都能表现出美好的人格品质，这是孔子所赞赏的。其中伯夷、叔齐遁世，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虞仲、夷逸隐居放言，各有缺陷，他们那种单一的人格和生活方式是不能实现宏伟而崇高的人生理想的，所以孔子提出同他们有别的人生态度，即“无可无不可”。
　　根据孟子的解释，这种态度具体说来就是“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孟子公孙丑上》）。所谓“久”、“速”是指任职时间的长短，可见，孟子主要是从对待官职的态度来理解“无可无不可”之说。然而从本篇第八章来看，再通读《论语》，就可以发现孔子此语意义不限于这一范围，他是就其全部生活、就其整个人生态度立论的。
　　孔子赞同或向往的生活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它们看起来似乎是相反的。他肯定伯夷、叔齐的气节，保持自身的人格尊严，但又赞赏管仲归顺新主，为国家和民族建功立业。他既赞扬他的弟子颜渊的安贫乐道，但又欣赏子贡的经商的意识与才能，他自己也表示在待价而沽。他始终反对犯上作乱，但是他又欲应邀参加公山弗扰、佛肸的反叛部队（见上篇原文及鉴赏）。这些并不表明孔子无一贯的处世之道，也不是说他的人生观自相矛盾，而是说明他的无可无不可的人生态度是根据时代、环境、个人的境遇和才能来确定恰当的生活样式和人生途径。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者也”，即趋时的圣人，可以说是这种态度的一个准确的描绘和概括。
　　孔子对道德高尚、才能出众的隐士十分敬仰，因此在本篇中多次提到他们的名字。他的内心是向往隐士生活的，他说过：“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泰伯》第十三章）无怪乎他在《先进》篇第二十六章中赞赏曾晳所向往的生活样式：暮春时节与一些志同道合者在沂河中洗澡，在舞雩台上吹风，一路唱歌返回。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本篇以及其他篇中孔子一再谈及隐士，显示出对这类人的强烈兴趣。实际上孔子多次流露出要去隐居的意向，如《公冶长》篇中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子罕》篇中说“子欲居九夷”。
　　同隐士一样，孔子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非常不满，以至于极为失望，深知难以改变这种状况，所以在第六章中他对隐士桀溺所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不持异议。但是与隐士不同的是，孔子对世界没有绝望，他要寻找、抓住、利用，甚至创造一切可能有的机会来改变黑暗的现状。他怀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情怀与命运、世道抗争。所以他年近古稀仍周游列国，历经种种艰难险阻而意志益坚。他这些行为不为隐士们所理解，在他们看来这都是徒劳的，所以孔子不断遭到他们的嘲笑，本篇的记载就反映了这种情况。
　　听了隐士们的嘲笑，孔子的心情自然十分悲凉和惆怅。在隐士们的批评和意见的刺激下，他也曾多次认真地反思自己的人生道路和价值取向，结果是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可见他深深地感到他绝不能推卸完善外部世界的责任。由此可以理解他说明其动机的另一番理由，即“长幼之节”、“君臣之义”不可废，这并不是如某些批判家所说表明要“顽固地”遵行封建宗法关系，其真实目的如孔子自己所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即实行济世救民、维护社会正义的责任。因为有这样一些考虑，所以他的志向不为所动，他仍然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知其不可为而不为，是服从命运，如果因此隐居山野，独善其身，虽然人格可敬，却放弃了社会责任；知其不可为而为是出于对理想、原则无比坚定的信念，强烈的道义感，对历史、人民和国家最深沉的责任心而不得不有所作为。知其不可而为者内心有股强大的、不可抑制的精神力量，促使他向命运挑战，顶着潮流前进。这不是一种盲目的力量，因为这不是发自一时之情绪，不是出于对一己私利的考虑，而是来自深沉的哲学思索、对历史的深刻认识和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这种精神力量之所以说不是盲目的，还因为他意识到实现其宏伟抱负的路途上可能出现的千难万险，并为之准备作出各种牺牲。因此，没有最高远的人生理想，没有极其严肃、负责的人生态度，没有大无畏的雄健精神，没有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是不可能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知其不可而为之不是盲目行动，因为既然知其不可为，其行为必定要从实际出发，期望对社会和国家有所裨益，必然不拘于单一的人格和生活样式，采取无可无不可的生活态度，以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因此在孔子身上这两方面达到了完美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