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泰昌《艺文轶话》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作者简介吴泰昌，1937年生，安徽省当涂县人。北京大学文艺理论研究生毕业。长期从事文艺报刊编辑工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文艺报副主编、编审，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小说月报》、《散文选刊》顾问、《儿童文学》编委。评论散文集有：《艺文轶话》、《文苑随笔》、《文学情思》、《吴泰昌散文选》、《有星和无星的夜》、《梦的记忆》等。
　　内容概要
　　听朱光潜先生闲谈（节选）
　　有次他提出要我替他找一本浙江出版的《郁达夫诗词抄》。他说他从广告上见到出版了这本书。恰巧不久我去杭州和郁达夫家乡富阳，回来送给他一本，他很高兴，说达夫的旧体诗词写得好，过去读过一些，想多读点。过了不久，有次我去，他主动告诉我这本书他已全读了，证实了他长久以来的一种印象：中国现代作家中，旧体诗词写得最好的是郁达夫。他说他有空想写一篇文章。我说给《文艺报》吧。他笑着说：“肯定又要引火烧身。不是已有定论，某某、某某某的旧体诗词是典范吗？”他说郁达夫可能没有别人伟大，但他的旧体诗词确实比有的伟大作家的旧体诗词写得好，这有什么奇怪？他强调对人对作品的评价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千万不要因人的地位而定。顺此他又谈到民初杰出的教育家李叔同，他认为李在我国近代普及美育教育方面贡献很大，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评价。他说李后来成了弘一法师，当了和尚，但并不妨碍他曾经是一位了不起的音乐家、美术家、书法家。他说现在有些文学史评价某某人时总爱用“第一次”的字眼，有些真称得上是第一次，有些则是因为编者无知而被误认为是第一次的。他说很需要有人多做些历史真实面貌的调查研究。
　　秋天里的钱钟书（节选）
　　1985年，当时任中国新闻社香港分社记者的林湄小姐来北京，很想采访钱先生。林小姐在香港和北京采访过大陆不少文坛名将，惟独没有机会见钱先生。她知道钱先生不愿接受记者采访，便托我帮忙。我将她的希望在电话中转告了钱先生，钱先生警觉地说：这不分明是引蛇出洞吗？谢谢她的好意，这次免了。林小姐见难而上，非见不可。逼得我只好建议她采用“突然袭击”的战术。我怕钱先生生气，当场让客人下不了台。原以为会先见到杨先生，求她疏通疏通。在我的印象里，杨先生比钱先生更随和更好通融。偏不巧，开门先见到的是钱先生。关于这次“突击”，林小姐以《“瓮中捉鳖”记》为题发表了专记，不妨抄录一段：“那天下午，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突然出现在钱老家门口。一见面，钱老哈哈地说：‘泰昌，你没有引蛇出洞，又来瓮中捉鳖了’”他见我领来个陌生人，又是女性，没有再说下去，便客气地招呼我们就坐。说来奇怪，一见之下，钱老的这两句，一下子改变了他在我的脑海中设想的形象。他并非那样冷傲，相反是如此幽默、和蔼可亲。我是这场“捉鳖”戏的目睹者。林小姐单刀直入，抢先发起进攻。平时大声谈笑，旁若无人的钱先生用沉默来抵挡，在林小姐不断的进攻下，出现了窘态，最后只好无奈而又认真地一一回答。关于《围城》，林小姐问：“钱老，你自己是留学生，小说写的也是留学生，那么小说里一定有你的影子！”钱先生说：“没有，是虚构的。当然，那要看你对虚构作何理解。我在另一部书里曾引康德的话‘知识必自经验始，而不尽自经验出’。说那句话也可以应用在文艺创作的想象上。我认为这应该是评论家的常识。”《围城》中主人公读过叔本华的著作，林记者借此又问：“钱老，您对哲学有精深研究，您认为叔本华的悲观论可取吗？”钱先生微笑中又带几分严肃地回答：“人既然活着，就本能地要活得更好，更有意义。从这点说，悲观也不完全可取。但是，懂得悲观的人，至少可以说他是对生活有感受，发生疑问的人。有人浑浑沌沌，嘻嘻哈哈，也许还意识不到人生有悲观的方面呢。”这台“捉鳖”戏演了近一小时。此外还有不少精彩的答问。告别时，钱先生关照林小姐，若要发表他的所谈，务必先寄给他看看。据知，林小姐的这篇专访，是在钱先生过目认可后才发表的。事后我也没有听到过钱先生对这次被“捉”的任何不快的话。
　　作品鉴赏吴泰昌的散文集《艺文轶话》，手笔轻灵，内容翔实，葆有史料价值和轶事笔记的趣味。这本书曾获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新时期（19761988）全国优秀散文（集）奖。在当代文坛上，吴泰昌与姜德明二位都可谓是中年的藏书家，又都是读书随笔的著名作者，把他们适当加以比较，或许有助于增进了解。姜德明称他的读书随笔涉及的范围，大体上是鲁迅和鲁迅同时代人的书人书事，吴泰昌则基本不谈鲁迅，以阿英和阿英所研究所经历的近现代文学为主；然而，两位又都是报刊编辑，见多识广，因而他们著作里信息量大，时代气氛浓厚。他们两位所走过来的道路，很值得我国从事编辑、记者的青年所注意。他们长期在“为人作嫁衣裳”的岗位上工作，然而他们没有为这工作所累，而是充分利用这工作提供的条件，来发展自己，也为自己作了嫁衣裳。吴泰昌说他爱上写艺文轶话这类散文，受到阿英先生的很大影响。阿英即钱杏邨，现代文学史上太阳社重要成员，又是晚清文学的著名学者，著名的藏书家。吴泰昌这些篇幅简短的艺文轶话，的确有它特殊的价值。孙犁同志在该书的序言里对其价值有很好的说明。泰昌这些文章，短小精悍，文字流畅，考订详明，耐人寻味。读者用很少的时间，能得到很大效益。这些文章，靠的是作者的真才实学，真知灼见；积蓄材料，记述史实，一砖一瓦，成为著作。泰昌这些文章对于纠正学术文章脱离实际的空大之风，是有作用的。有些大块文章，摆开的架子大，里面的经典多，议论也多，被称之为学院派，然而缺乏新的研究成果，而且论点时常随形势变化，缺乏自信。与这样的大块文章比较起来，泰昌的短小的轶话就更显得可贵而难得了。虽然说这本书的书名叫“轶话”，实际上学术性是很强的。就从本书中一再出现的对于近现代文学研究的直言不讳的批评，也可见出作者给自己这些轶话确定的使命和目标是很高的。比如在《柳亚子的诗》一文中，作者说“翻阅了几本我国现代文学史，谁也没有说出，毛泽东同志的形象在诗歌中最早是何时出现的。”对此重大问题，作者作了回答。在《再谈柳亚子的诗》里作者说：“在解放后出版的几部近、现代文学史中，对诗人表示的冷淡却使之为之诧异。”“柳亚子在自己的诗词里留下了中国新文学运动中大批作家情况的清晰足迹，而他自己，这位蜚声半世纪以上的革命老诗人反被文学史家们淡忘了。“在《漫话〈野草〉》一文里，作者也提出了一些很深的学术性的问题：文学史论著对于鲁迅《野草》思想和艺术的入微分析做得太不够，深入独到的研究更为匮乏，比如对于《野草》与几乎与它同时出现的刘半农、徐玉诺、谢采江、焦菊隐、高长虹等散文诗创作的关系，就缺乏研究。这篇文章写于1981年，时光已经过去了十年；十年来的情况自然有了改观，然而作者的意见仍然有方法论的意义。总之，搞资料、写读书随笔或轶话的人，与搞研究、写大块文章或专著的人二者之间，并不是对立的，因为前者也发议论，后者也搞资料；但毕竟有所侧重，因而在事实上存在着彼此之间有所相轻的倾向。然而，泰昌的轶话却没有这种倾向，他只是对于有关的研究有较多的期待和要求，而且标准很高就是了。泰昌有很好的条件使他的以轶话为名称的文章也具有锐利的和所向披靡的风格，因为他是重要的文学期刊的编辑记者，不仅出自北京大学，与他的老师辈如朱光潜、吴组缃、杨晦等学者相熟悉，而且与当代文坛重要作家如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巴金、曹禺、钱钟书等都有交往，以及他还有阿英的背景。这样看来，他的话就值得注意，他的文章就值得一读了。从语言风格上说，泰昌这本书是含义明晰的，然而他的表述又很婉转，这只要读一读《钱杏邨与〈二心集〉》和《阿英的日记》二篇文章的结尾，就能感觉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