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棠村小序”有什么质疑

　　“棠村小序”说质疑
　　红楼文化
　　《红楼梦》是我国小说史上的一座丰碑。“字字看来皆是血”，这部作品的诞生过程是极不寻常的。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楔子”说：“（空空道人）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憎录》。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日《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从这段文字看，《石头记》是经历过从《情僧录》《红楼梦》《风月宝鉴》到《金陵十二钗》这一系列题名，最后又回到《石头记》的书名上来的。〔1〕探索从《风月宝鉴》到《石头记》的成书过程，从中了解雪芹在“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中思想演变的过程和艺术活动的轨迹，这无疑是很有意义的事。
　　这些年来，在探索《红楼梦》成书过程问题上，对《风月宝鉴》谈论得比较多的，是吴世昌先生。吴先生从一九六一年二月在美国出版《红楼梦探源》（英文本）开始，曾经陆陆续续写过一些专论，反复地、周详地表示了他对于《风月宝鉴》棠村序文问题的看法。〔2〕他在一九七七年第四期《郑州大学学报》上发表的《风月宝鉴的棠村序文钩沉与初步研究》一文（以下简称《钩沉》），可以看作是他对于《风月宝鉴》棠村序文问题的最新、也最系统的发言。吴世昌先生多年来在《红楼梦》研究上作了不倦孜孜的努力，也发表过一些好的见解；但很可惜，他的关于《风月宝鉴》棠村序文问题的看法，却未必是经得起检验的。宝鉴
　　吴世昌先生把他对于“棠村序文”的研究成果称为一种“发现”。但在书证方面，作为这个“发现”的“基石”的，却是一条不一定是脂砚斋写的“脂批”。这条批语的全文是：
　　“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
　　这条批语是谁写的呢？能否肯定它出于脂砚斋的手笔呢？
　　我们知道，习惯上称之为“脂批”的许多批语，并不都是出于脂砚斋的手笔。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上写过批语的，除了脂砚、畸笏两位大家之外，就有梅溪、松斋、绮园、玉蓝坡等人。脂砚斋自己声明过：“余批重出。余阅此书，偶有所得，即笔录之，非从首至尾阅过，复从首加批者，故偶有复处。且诸公之批，自是诸公眼界；脂斋之批，亦有脂斋取乐处。后每一阅，亦必有一语半言，重加批评于侧，故又有于前后照应之说等批。”脂砚斋自己明明白白告诉我们：“脂斋之批”之外还有“诸公之批”。可见《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批语，未必都是脂砚写的。上引有关《风月宝鉴》的这条批语作者是谁？《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一书就发表了与吴世昌先生很不相同的看法：
　　“这条（引者按：指“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这一批语）是对‘东鲁孔梅溪题日：《风月宝鉴》’一句所作的眉批。胡适以为孔梅溪即雪芹之弟棠村的化名（《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完全是主观唯心的瞎说。‘题’名岂等于作‘序’？且末句‘故仍因之’四字无法解通，可见他根本没有读懂这条批语。吴世昌解‘故仍因之’的‘之’为棠村所作的序，故有脂砚斋在回前总评中保存了棠村小序的说法（《残本脂评石头记的底本及其年代》）。我们认为此批不出于脂砚斋之手，及孔梅溪自己所加。他在小说稿子上是加过眉批的。十三回‘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二句眉批说：‘不必看完，见此二句，即欲堕泪。梅溪’可证。他当是与作者家庭关系甚深的一位亲友。批语最后两句的意思是：“我看到雪芹的《石头记》“新”稿，就不免怀念起他弟弟棠村曾为“旧”书作序的情景，为了纪念死者，所以仍旧沿用了旧书的名称，题日《风月宝鉴》。，这样，批语所在的位置和内容才完全适合。”〔3〕
　　这说法当然未必是定论，但它至少是言之成理的。
　　吴世昌先生首先肯定了“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这则批语出于脂砚斋之手，接着就往下推论：“由此可知传世‘新’稿《石头记》钞本中，凡有脂砚评语者，也必有他所仍旧因袭（保存）下来的棠村为‘旧’稿风月宝鉴》所写序文。”〔4〕他看到某些脂批与《石头记》内容不符、回次不合等情况，认为这是找到了《风月宝鉴》棠村序文的什么“内证”。于是他就在脂本里四处搜求，先在《甲戌本》《庚辰本》回前回后找，找到几条，说是“棠村小序”；后来又在《戚本》里找，找到一点，也说是“棠村小序”；现在“棠村小序”的地盘越来越大，条数越来越多，连一些据说是“文体近是”的、不知出自何人手笔的批语也参加到“棠序”的行列里来了。但因为“棠村小序”这一问题的提出本来就出于主观臆测，文章便常常显出破
　　“棠序”论无法自圆其说
　　（一）被《钩沉》定为“棠村小序”的若干“序文”，明白显示它不是为《风月宝鉴》所作，却是为《石头记》或《金陵十二钗》写的。这使“棠序”论一开始就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请看：
　　《红楼梦》第一回，在回目之后，有一段大家都很熟悉的解题文字：
　　“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日‘甄士隐’云云。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此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人〕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故曰‘贾雨村’云云。”〔5〕
　　这段文字，照《钩沉》作者的看法，是棠村给旧稿《风月宝鉴》第一回写的序文。
　　但这一论断是缺乏根据的。
　　这段文字一开始就说：“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这里明明白白写着《石头记》三个大字。很明显，这些话对于《石头记》第一回来说，是解题；对通部小说来说，在某种意义上又有统摄全书的作用。在这里，“通灵”之说与《石头记》一书这二者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的一块顽石，自经锻炼，灵性已通；它无材补天，幻形入世，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历尽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一部封建社会百科全书式的《石头记》，正是这样从一块顽石化为通灵宝玉开始，然后一步步展开它的多采多姿、动人心魄的生活画卷的。谁要是认为“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这句话可以改为“借‘通灵’之说，撰《风月宝鉴》一书也”，那不过证明他没有解得《红楼梦》的“其中味”。很可惜，吴世昌先生正是这样做的。十多年来，他反复地宣传他的“棠序”论，主张将上引这段解题文字的著作权让给棠村。但是棠村虽曾为《风月宝鉴》作序，却从未为《石头记》写过什么序文，《风月宝鉴》的序文里怎么会跑出“撰此《石头记》一书”这样的字样来呢？将第一回回首这样明明白白是为《石头记》撰写的解题文字，说成是《风月宝鉴》的什么“棠村小序”，这论点不能不说是十分奇特的。
　　《钩沉》作者大约也意识到这一点，他在注释部分作了一点说明，日：“此书名（引者按：指《石头记》）乃脂砚斋所坚持，故移录此序文时，改用《石头记》之名。棠村原文当为《风月宝鉴》。”我们不知道他是怎样看出第一回的这则解题文字是“棠村小序”，并且进而推断脂砚斋“移录”之际是改动过“棠村原文”的；这里只想提出一个问题：《甲戌本》第一回的朱笔眉批日：“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按照《钩沉》一文作者一贯的说法，对于《风月宝鉴》的“棠村小序”，脂砚先生真是小心谨慎之至：他又是“仍因”其原文，自不能替他改作又是“存原序之真，而志其‘怀旧’之情”〔6〕，即使见到“棠序”与“新”稿《石头记》回次不合，内容有出入，“也只好‘仍’旧‘因’袭下来”，“不加更正”。〔7〕那么，为什么在某些时候、某些场合，脂砚先生又可以留下例外，甚至连棠村为之作序的、最足以志其“怀旧”之情的《风月宝鉴》这本书的书名也可以丢得干干净净呢？脂砚斋对于“棠村小序”不仅不是“故仍因之”，而且可以任意改之，吴世昌先生为第一回解题文字留下的这一“例外”，岂不是对于自己十多年来所坚持的“棠序”论的一个否定么！
　　《红楼梦》第二回，在回目之后，有一段也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解题文字：
　　“此回亦非正文本旨。只在‘冷子兴’一人，即俗谓‘冷中出热，无中生有’也。
　　“未写荣府正人，先写外戚，是由远及近，由小至大也。若使先叙出荣府，然后一一叙及外戚，又一一至朋友，至奴仆，其死反（应作“板”）拮据之笔，岂作《十二钗》人手中之物也？今先写外戚者，正是写荣国一府也。”〔8〕
　　这段文字，照《钩沉》作者的看法，又是棠村给旧稿《风月宝鉴第二回写的序文。
　　但是，在这则被认定是给《风月宝鉴》写的“棠村小序”里，居然出现了《十二钗》这一书名。这也是叫人大惑不解的。读过《红楼梦》“楔子”的人都知道，《金陵十二钗》是雪芹于悼红轩中对《风月宝鉴》“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之后才定的书名；这书名的出现，远在《风月宝鉴》成书之后。棠村不是算命先生，他为《风月宝鉴》写序的时候，怎么能未卜先知，预料到雪芹以后会有一部《金陵十二钗》，并且在《金陵十二钗》还未成书以前，就提前对它进行评论呢？假如我们不将棠村看成是掐指一算、能知过去未来之事的预言家，那就应该承认，《红楼梦》第二回前面的那段解题文字，其写作时间，至早也得在《金陵十二钗》成书之后。因：此，它与《风月宝鉴》的棠村序文是丝毫无涉的。
　　（二）如所周知，“棠村小序”是为“旧”稿《风月宝鉴》写的，脂砚斋评语是为“新”稿《石头记》写的；就写作时间看，应该“棠序”在前，脂批在后。但是，根据《钩沉》一文提供的资料看，一些脂批的写作年月却远在所谓“棠序”的前面。这证明“棠序”论是不可信的。
　　试举二例。
　　《庚辰本》第二十一回回前附叶（误入第二十回回末）有大字墨钞：“此回袭人‘三大功’，直与宝玉一生‘三大病’映射。”这则墨钞，据《钩沉》一文作者考证，是“棠村小序”。但什么是袭人的“三大功”，什么又是与这“三大功”相“映射”的宝玉的“三大病”呢？人们如果单凭《钩沉》一文推荐的“棠序”，是无法读懂的；对照《石头记》正文一个字一个字读下去，也未必就弄得清这“病”与“功”的具体内容是什么。看了脂砚斋的句下双行小字墨批，我们才知道所谓袭人的“三大功”者，指的是经过袭人箴谏之后，宝玉似乎有了若干转变：这一日宝玉不大出房，一也；宝玉不和姊妹等厮闹，二也；宝玉自己闷闷的，只不过拿着书解闷或弄笔墨，三也。所谓宝玉的“三大病”者，“恶劝”，一也；重情不重礼，二也；有情极之毒，三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脂砚斋分析“三大功”“三大过”的评语在先（句下双行小字批语），“此回袭人‘三大功’直与宝玉一生‘三大病’映射”这则评语在后（回前总评）。后者正是在前者的基础上提炼、概括出来的。现在《钩沉》将后出的“此回袭人‘三大功’直与宝玉一生‘三大病’映射”一句定为“棠村小序”，这无异是说，脂砚斋为新稿《石头记》写评语在先，棠村为旧稿《风月宝鉴》写序文在后；不是脂砚斋对“棠村小序”“故仍因之”，倒是已死的棠村重又活了过来，“因袭”脂砚先生的“旧”说。死者复活，岁月倒流；这岂不是天地间的一大怪事么！
　　同样难懂的是，《甲戌本》第二十七回回末有一则大字墨批：“风姐用小红，可知晴雯等理（应作“埋”）没其人久矣，无怪有私心私情。且红玉后有宝玉大得力处，此于千里外伏线也。”这则墨批也被定为“棠村小序”。这无异是说，“红玉后有宝玉大得力处，这一点，在旧稿《风月宝鉴》中早已透露消息。这又是叫人大惑不解的。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庚辰本》第二十七回有一则朱笔眉批。“奸邪婢岂是怡红应答者，故即逐之。前良儿，后篆儿，便是却（应作“确”）证。作者又不得可也。己卯冬夜。”这里的“奸邪婢”，明明是指小红说的。如果说，脂砚斋在“再评”《石头记》（甲戌，一七五四年）之后的第五年（己卯，一七五九年），还“未见‘抄没’‘狱神庙’诸事”，不知道小红与贾芸是后来荣府事败后“必有一番作为，的人物；那么，为旧稿《风月宝鉴》写序的棠村，怎么反先知道红玉日后的“大得力处”，并且作出“此于千里外伏线”这样的断语呢？十多年前，《钩沉》的作者在写《残本脂评石头记的底本及其年代》这篇文章的时候，曾经探讨过这一问题，认为事情可能是：（1）雪芹初稿中早已有狱神庙故事，但誊清较晚。（2）棠村见此故事较脂砚为早，故在为《风月宝鉴》所写序文中，已知“红玉后有宝玉大得力处”，而脂砚则直到己卯以后才读到那五、六回稿子。（3）若上引文字“不是棠村小序的残文，而是钞自别个底本的脂砚评语，则它又是在‘丁亥夏’或更后所写。”吴先生并且承认，比较起来，“且红玉后有宝玉大得力处”这段文字，不是“棠村小序”的可能性更大些。虽然吴先生提出的“棠序”论不免是主观臆测之词，但他对上述评语表示存疑，没有轻下结论，当时这态度应该说是比较审慎的。但奇怪的是，事隔十多年后，吴先生没有将问题引向深入，却又回到原来起步的地方来了；而且这一回他索性将“红玉后有宝玉大得力处”这段文字的著作权慷慨地让给棠村先生。理由是什么呢？似乎谁也没有听吴先生提起过。
　　（三）《庚辰本》一些被吴世昌先生定为《风月宝鉴》“棠村小序”的文字，内容自相矛盾。同一个人为同一部作品写的序文，前后凿枘，一般来说，这是不可能的。
　　请看：
　　《庚辰本》第二十八回回前附叶有一段大字墨钞：“自闻曲回以后，回回写药方，是白描颦儿添病也。”这段文字，是《钩沉》一文作者举出的“棠序”之一。用他的话来说，“这里说‘回回写药方’，可见得是棠村所见‘旧’稿《风月宝鉴》中的故事；在增删后的‘新’稿《石头记》中，雪芹已把这些再三重复的‘药方’删去，这也等于删去了‘颦儿添病’的‘白描’，使黛玉的生命延长，在下文四、五十回中从事结社做诗一类文化活动，不至显得她是勉强扶病应酬，自较合理。”〔9〕
　　这段话告诉我们：在“旧”稿《风月宝鉴》里，黛玉死得比较早；是雪芹在“新”稿《石头记》中延长了她的生命，这才使她能够好好活下来，与大观园的姊妹一起联句吟诗的。
　　但奇怪的是，在同样被《钩沉》作者定为“棠村小序”的《戚本》第六十四回回前评里，却出现了这么一段文字：“此一回紧接贾敬灵柩进城，原当铺叙宁府丧仪之盛。但上回秦氏病故，熙凤理丧，已描写殆尽。若仍极力写去，不过加倍热闹而已，故书中于迎灵送殡极忙乱处，却只闲闲数笔带过。忽挥（应作“插”）入钗、玉评诗，琏、尤赠佩一段闲雅〔风流〕文字来，正所谓急脉缓受也。”
　　这又无异告诉我们：在“旧”稿《风月宝鉴》里，苏州姑娘林黛玉
　　原来并没有早死，她好端端地“从事结社做诗一类文化活动”，从第三十七回做“海棠诗”开始，一直做到第六十四回（当然，时间还可能更长些）。她的“生命”不是靠雪芹在“‘新”稿中“‘延长”的；删不删去“药方”，似乎也与林黛玉结社、做诗无涉。
　　同是为《风月宝鉴》一书写的所谓“棠村小序”，这一回的。小序说黛玉早死，另一回的“小序”又说黛玉并不早死。如果不是棠村先生爱拿一些自相矛盾的提法和读者开玩笑，那就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钩沉》的判断是错误的。
　　《庚辰本》第四十二回回前附叶上有这么一段文字：“钗、玉名虽二个，人却一身，此幻笔也。今书至三十八回时，已过三分之一有余，故写是回，使二人合而为一。请看黛玉逝后宝钗之文字，便知余言不谬矣。”根据《钩沉》的考证，这一条也是所谓“棠村小序”。但这与前引第六十四回的。棠村小序分明又在打架：这一条说：“钗、玉名虽二个，人却一身”；那一条却说：“钗、玉评诗，琏、尤赠佩”。人们都知道，“名虽二个，人却一身”的宝钗和黛玉是无法相互“评诗”的；要相互“评诗”，就非得来一个“一分为二”不可。而且，据《钩沉》考证，《庚辰本》第四十九回回前附叶上的“此回系大观园集十二正钗之文”一句，也是“棠村小序”；如果‘钗、玉’真是‘一身’，那就只有《金陵十一钗》〔10〕，不会有什么“十二钗”。第四十二回的“棠序”与第四十九回的“棠序”分明又是自相矛盾的。
　　同是为《风月宝鉴》书写的所谓“棠村小序”，这一回说钗、黛“合二而一”，那一回又说钗、黛“一分为二”。如果不是棠村先生爱拿一些自相矛盾的提法和读者开玩笑，那就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钩沉》一文的判断是错误的。
　　（四）从一些所谓“棠村小序”的文字看，有的在同一版本、同一回目之中，前后重出；有的见于不同版本，又颇多异文。这一情况，也说明吴世昌先生“钩稽”所得的“棠序”，不可能是同一个人为同一部书写的什么“序文”。
　　且看被《钩沉》定为第六回“棠序”的几段文字：
　　此回借刘妪，却是写阿凤正传，并非泛文。
　　此刘妪“一进荣国府”，用周瑞家的，又过下回无痕。是无一笔写一人文字之笔。
　　“一进荣府”一回，曲折顿挫，笔如游龙。
　　借刘妪入阿凤正文。作者真笔似游龙，变幻难测。
　　这几条第六回的所谓“棠村小序”，见于《甲戌本》。内容如何，姑毋论矣；单看那词汇，实在贫乏到近于可怜的程度。前面说过“此回借刘妪，却是写阿凤正传”，后面又说“借刘妪入阿凤正文”；前面说过作者“曲折顿挫，笔如游龙”，后面又说“作者真笔似游龙，变幻难测”；前面说过“此刘妪‘一进荣国府’”，后面又说“一进荣府’一回”我们当然不能因为雪芹是个艺术大师，就要求他那个写序文的令弟也是语言巨匠；但同一个人，给同一回的小说序写文，前后重复的现象如此严重，这不能不说是悖于事理的。
　　与上述“棠序”文字重复的现象不大相同，有些见之于不同版本的所谓“棠序”却又文字大异。请看两种脂本第十三回的“序文”：
　　《庚辰本》（抄于第十一回回前）：
　　荣宁世家，未有不尊（应作“遵”）家训者。虽贾珍当（应作“尚”）奢，岂明逆父哉？故写敬老不管，然后姿（应作“恣”）意，方见笔笔周到。《甲戌本》：
　　贾珍尚奢，岂有不请父命之理？因敬〔老求道〕要紧，不问家事，故得姿（应作“恣”）意放为。
　　这两则文字据说是棠村为同一回《风月宝鉴》写的所谓“小序”；但它们却显得如此不同。如果象《钩沉》所说，脂砚先生睹“新”怀“旧”，对“棠序”“故仍因之”，那末，他为什么在《甲戌本》里“因（袭）”了这一条，在《庚辰本》里又“因（袭）”了那一条，独独不肯在“故仍因之”之前下一番抉择的功夫呢？
　　同样的情况，也见于第二十七回回前：
　　《庚辰本》：
　　《葬花吟》是大观园诸艳之归源小引，故在饯花日诸艳毕
　　集之期。
　　《甲戌本》：
　　埋花冢葬花乃诸艳归源，《葬花吟》又系诸艳一偈也。
　　这两则文字，据说也是棠村为同一回《风月宝鉴》写的所谓“小序”。人们不禁要问：它们是两则彼此相关的“序文”呢，还是同一则“序文”的异体呢？同一个作者为同一回小说写的“序文”，会不会一会儿说《葬花吟》是“大观园诸艳之归源小引”，一会儿又说《葬花吟》是“诸艳偈”呢？脂砚先生如果要对“棠序”“故仍因之”，为什么在《甲戌本》里“因（袭）”了这一条，在《庚辰本》里又“因（袭）”了那一条，独独不肯在“故仍因之”之前下一番抉择的功夫呢？
　　各脂本之间一些“棠序”文字大异的情况，说明“棠序”论之不足信。异文的产生显然另有原因〔11〕，这绝不是吴世昌先生用其文字“偶有歧异”、“所异者只是钞时笔误”之类的理由所可以解释的。
　　（五）从《钩沉》钩稽“棠序”的情况看，很难说作者在遵循什么客观标准。他今天可以确定某条《石头记》的批语是“棠序”，明天又可以在不说明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否定它。这样，所谓“棠村小序”，在他的手里实际上成了一块可以任意搓弄的能大能小，可方可圆的面团。这也说明“棠序”论并不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的。
　　请看；
　　《庚辰本》第三十一回回末有一段大字墨钞：“后数十回若兰在射圃所佩之麒麟，正此麒麟也。提纲伏于此回中。所谓草蛇灰线，在千里之外。”按照《钩沉》作者过去的说法，这是脂砚斋写在《石头记》第三十一回回末“你瞧瞧是这个不是”一句之下的双行小字批语〔12〕。但事情隔了十多年，他的说法变了：这则所谓脂砚斋批语，变成了《风月宝鉴》的“棠村小序”。为什么昨天的“脂批”可以变作今天的“棠序”呢？我们似乎没有听说作者提出过什么理由。
　　《甲戌本》第二十五回回末有一段大字墨钞：“通灵玉除邪，全部只此一见，却又不灵，遇癞和尚、疲（应作“跛”）道人一点方灵应矣。写利欲之害如此。”按照《钩沉》作者过去的说法，这段批语，连同同回回末另外三条墨批，是“都可定为棠村序文的残存”的〔13〕。但事情隔了十多年，他的说法又变了：这则“残存”的“棠村序文”，变成了不是“棠村序文”的其他什么东西。为什么昨天的“棠序”可以变成今天的非“棠序”呢？我们似乎也没有听说作者提出过什么理由。
　　吴世昌先生在“棠村序文”问题上的发言似乎有一种主观随意性：他不仅可以轻易推翻自己定下来的“棠村小序”，而且他对于自己心目中的所谓“棠村小序”，今天可以来个“合二而一”，两条并成一条；明天又可以来个“一分为二”，一条分成两条。忽分忽合，根据何在呢？似乎谁也没有听他提起过。
　　我们前面曾经引过《庚辰本》第二十七回回前附叶上的两条批语l
　　《葬花吟》是大观园诸艳之归源小引，故用在饯花日诸艳毕集之期。
　　饯花日不论其典与不典，只取其韵耳。
　　这两条批语，按照《钩沉》作者的说法，是所谓“棠村小序”。十多年前，当吴先生对日本伊藤漱平先生提出责难的时候，他坚决主张前面引的从“《葬花吟》”起到“只取其韵耳”止这两行文字是“一条短文”，他在“只有一条短文”六个字下面加上着重点〔14〕，这件事，人们是记忆犹新的。现在，吴世昌先生的看法变了：他声称上述第二十七回回前附叶上录存的“棠村小序”不是一条而是两条。当然，人们对于事物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不会也不应该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一个学术研究工作者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有所发现，有所前进，从而修正自己以往的不那么正确的看法，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吴世昌先生的情况似乎不大相同。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他昨天提出AB，自以为是正确的；今天提出AB，又自以为是正确的：他好象永远站在正确的方面，却始终没有说出一个“为什么”。应该说，这不是对待学术研究的严肃的态度。
　　“棠序”和脂批的区别何在？
　　吴世昌先生是从《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几种版本中“钩稽”出“棠村小序”来的。看一看他用来区别“棠序”和脂批的标准是什么，有助于我们检验“棠序”论是否建立在一种可靠的基础上。
　　吴世昌先生认为，脂批和“棠序”的显著区别，首先在于它们是否“有的放矢”这一点上。他认为：“凡是脂评，不论写在什么地方回前、回后、眉端、行间，其评语的内容都有所指：例如本回某页某行某句所说的具体情节或措辞文笔；决没有所评之事之文在书中并不存在，以致评语成为无的放矢。”而“棠村小序”则不然。它既是为旧稿《风月宝鉴》而作，《风月宝鉴》经过增删，面目已变，“棠村小序”与“新”稿《石头记》之间，便必不可免地要出现互不对口的情况。
　　这一提法是经不起检验的。
　　《红楼梦》的创作过程是一个极为艰苦的精神劳动过程。在漫长的岁月里，雪芹对作品一次又一次地进行修改，脂砚斋也对作品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批注（这种合作关系，早在甲戌以前就开始了）。当然，就《石头记》的某一次稿本来说，脂砚斋的批语不会是“无的放矢”的（尽管这之中也有一部分是游戏笔墨）。但是，由于雪芹的多次增删，小说的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都有较大的变动；对这一次修改稿来说是“有的放矢”的脂批，移到下一次修改稿上，就未必语语中“的”。可见那种认为凡脂批都是“有的放矢”的提法，是一种对问题只看表面现象的皮相之谈；将是否“有的放矢”这一点作为判别脂批的依据，是立足不住的。
　　不妨看一看事实。
　　例子之一：《甲戌本》《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一回，在“那老僧既聋且昏，齿落舌钝”一句之上，有朱笔眉批日：“毕竟雨村还是俗眼，只能识得阿凤、宝玉、黛玉等未觉之先，却不识得既证之后。”
　　证者，佛家悟入妙道之谓也。从今天传世的程、高本来看，宝玉在中举之后，“悬崖撒手”，遁迹空门，他披了一件与众不同的大红猩猩毛斗篷，还得了个御赐的“文妙真人”道号。宝玉原来曾经写偈语，悟禅机，说他后来苦海回头，终成正果，这在八十回本《石头记》里还不无线索可寻。但阿凤和黛玉，一个“哭向金陵”，一个“泪枯而死”，小说中又何尝有过半点关于她们“既证之后”的笔墨呢？而且雨村虽与黛玉有师生之“谊”，与宝玉有觌面之“缘”，但翻遍八十回本《石头记》，你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有关他“识得阿凤于未觉之先”的片言只语。要说脂批，这就是一则道道地地的脂批，位在《甲戌本》第二回第五页之上。说脂批“有的放矢”，这“的”在哪里呢？
　　例子之二：《甲戌本》第八回第四页“今儿到要瞧瞧”之下，有双行小字朱批日：“自首回至此，回回说有通灵玉一物，余亦未曾细细赏鉴，今亦欲一见。”
　　读过八十回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人都知道，作为宝玉“命根子”的通灵玉，曾在书中不止一次出现过。第一回写这位乡宦在太虚幻境从僧道手中接过一块鲜明美玉，上镌“通灵宝玉”四字，这是一次。第二回写这位古董商与贾雨村酒肆相逢，闲谈慢饮，提到宝玉“一落胎胞，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这是又一次。第三回写二玉初见时，宝玉“项上金螭璎珞，又有一根五色丝绦，系着一块美玉”，黛玉一见便吃一大惊。以后这位宝二爷因为黛玉无玉，还发起痴狂病来，演出了一场摔玉的闹剧。这是第三次。这以后，四、五、六、七回都没有片言只语提到通灵宝玉。直到第八回，这才由作者出示“通灵宝玉”图，那上面有“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八个篆字，与宝钗金锁上“不离不弃，芳龄永继”八个篆字恰恰成为“一对儿”。脂批却日：“自首回至此，回回说有通灵玉一物”。说脂批“有的放矢”，这“的”在哪里呢？
　　例子之三：《甲戌本》第五回“那仙姑知他（按：指宝玉）天分高明，性情智慧”之上有朱笔眉批云：“通部中笔笔贬宝玉，人人嘲宝玉，语语谤宝玉，今却于警幻意中忽写出此八字来，真是意外之意。此法亦别书中所无。”
　　八十回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确实有贬宝玉、嘲宝玉、谤宝玉处，什么“孽障”“无事忙”“富贵闲人”“混世魔王”，诸如此类的“雅号”还多得很。但在《石头记》里，毕竟不是人人都在诽谤宝玉的。黛玉和宝玉爱结同心，秦钟与宝玉一见如故，这一些不必提了；就是那位一开口就是西昆体、“不为官俗国体所缚”的北静王水溶，又何尝有一语贬过宝玉？“将来‘雏凤清于老凤声’，未可量也。”他与贾政谈的这些话，决不能仅仅当作官场上的应酬语看。在他看来，宝玉是一个“语言清朗、谈吐有致”的“龙驹凤种”。他对宝玉不仅没有谤语，相反的倒是奖勉有加。脂批却日：“通部中笔笔贬宝玉，人人嘲宝玉，语语谤宝玉。”要说这样的脂批是“有的放矢”，这“的”又在哪里呢？类似的例子，在书里还有很多。
　　这些事实说明，尽管脂砚斋为《石头记》写了大量“有的放矢”的批语，但由于雪芹写《石头记》数易其稿，早期的脂批与后期的改稿明显对不上号，因此，脂砚斋“所评之事之文”在书中“并不存在”的情况是确实存在的。不承认这一点，却用是否“有的放矢”作为判别“脂评”和“棠序”的一种依据，那绝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结论。
　　吴世昌先生认为，脂批和“棠序”的显著区别，还表现在二者“用语措辞也不尽相同”这一点上。据说，“棠序”是各回的“阅读指南”或“本回解题”之类，开始时，经常用“此回”或“是回”作为冒头。为了连接前后故事情节，有时也常用“下回”“前回”“后回”“一回”“回回”“某回”等字样。而脂批的情况则与此有异。
　　这一提法也是经不起检验的。
　　请看事实：
　　《甲戌本》第五回朱笔眉批：“此回若仍绪（应作“续”）写，则将二玉高搁矣，故急转笔仍归至黛玉，使荣府正文方不至于冷落也。”“此处如此写宝钗，前回中略不一写，可知前回迥非十二钗之正文也。”
　　《庚辰本》第二十一回回前总评：“按此回之文固妙，然未见后卅回犹不见此之妙。”
　　《庚辰本第二十一回句下双行小字墨批：。此一回将宝玉、袭人、钗、颦、云等行止大概一描，已启后大观园中文字也。”
　　《庚辰本》第三十九回句下双行小字墨批：“上回是先见平儿后见凤姐，此则先见凤姐后见平儿也。何错综巧妙、得情得理之至耶？”
　　《戚本》第五十回回前总评：“此回着重在宝琴，却出色写湘云出色写湘云，正所以出色写宝琴。出色写宝琴者，全为与宝玉提亲作引也。”
　　《戚本》第五十一回回末总评：“此回再从猜谜着色，便与前回重复，且又是一幅即景联诗图矣，成何趣味？就灯谜中生一番讥评，别有清思，迥非凡艳。’
　　《戚本》第五十二回回末总评：“此回前幅以药香、花香联络为章法，后幅以西洋鼻烟、西洋依弗哪药联络为章法，极穿插映带之妙。’
　　《戚本》第五十五回回前总评：“此回接上文，恰似黄钟大吕后转出羽调商声，别有清凉滋味。’
　　（9）《戚本》第六十回回前总评：“前回叙蔷薇硝戛然便住，至此回方结过蔷薇案。著笔如苍鹰搏兔绝世妙文。”
　　《庚辰本》第七十九回：“此回题上半截是‘悔娶河东狮’，今却偏连‘中山狼’，〔上下〕倒装。可见迎春是书中正传，阿呆夫妻是副。宾主次序严肃之至。”
　　这是从《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上随手抄下来的几条批语。所谓“此回”“前回”等字样是如此大量地、反复地出现于脂批之中，能说这是“棠序”的什么特点，能依仗这些“用语措辞”来说明脂批与“棠序”的“不尽相同”之处么？
　　吴世昌先生又提出：“棠序”常说某一故事情节是某人“正传”、“正文”或“正经文字”；某一故事是另一重复故事的“小引”，或某事以某事“为引”、为某事“作引”，等等。据说这些都是“解题”的术语，也是“棠序”和脂批在“用语措辞”上不尽相同的地方。
　　这一提法同样是经不起检验的。
　　请看事实：
　　《甲戌本》第六回句下双行小字朱批：“从刘姥姥心中目中略一写，非平儿正传。”
　　《甲戌本》第七回句下双行小字朱批：“又生出一小段来，是荣宁〔府〕中常事，亦是阿凤正文。”
　　《甲戌本》第七回朱笔眉批：“余问（疑作“曰”）《送花》一回，薛姨妈云：‘宝丫头不喜这些花儿粉儿的’，则谓是宝钗正传。又主阿凤、惜春一段，则又知是阿凤正传。今又到颦儿一段，却又将阿颦之天性从骨中一写，方知亦系颦儿正传。”
　　（4）《甲戌本》第八回句下双行小字朱批：“叙事有法。若只管写看戏，便是一无见世面之暴发贫婆矣。写随便二字，
　　兴高则往，兴败则回，方是世代封君正传。”
　　《甲戌本》第八回句下双行小字朱批：“这方是宝卿正传。与前写黛玉之传一齐参看，各极其妙，各不相犯，使其人难其左右于毫末。”
　　《庚辰本》第十四回朱笔眉批：“忙中闲笔，点缀玉兄，方不失正文中之正人，作者良苦。”
　　《庚辰本》第十五回朱笔眉批：“八字道尽玉兄，如此等方是玉兄正文写照。”
　　《庚辰本》第十五回朱笔眉批：“写玉兄孚吝总于此等处。作者良苦。”
　　《甲戌本》第二回行间朱批：“写雨村自得意后之交识也。又为冷子兴作引。”
　　“甲戌本》第八回句下双行小字朱批：“交代清楚。‘玉’一段又为《误窃》一回伏线。晴雯、茜雪二婢又为后文先作一引。”
　　（11）《庚辰本》第二十回句下双行小字墨批：“一段大家子奴妾吆吻（应作“喝”）如见如闻，正为下文《五鬼》作引也。”
　　（12）《庚辰本》第二十五回朱笔眉批：“为五鬼法作耳（应作“引”），非泛文也。”
　　（13）《庚辰本》第二十一回朱笔眉批：“此段系书中情之瘕（应作“瑕”）疵。写为阿凤《生日泼醋》回及《大（“一大”二字应作“夭”）风流宝玉悄看晴雯》回作引，伏线千里外之笔也。”
　　这也是从《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上随手抄下来的几条批语。所谓“正文”“正传”“作引”等字样是如此大量地、反复地出现于脂批之中，能说这是“棠序”的什么特点，能依仗这些“用语措辞”来说明“棠序”与脂批的不尽相同之处么？
　　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
　　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15〕《钩沉》的作者是有意于探索《红楼梦》成书的过程的。他在《甲戌本》第一回看到朱笔眉批“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语以后，就在书里寻找所谓“棠序”，并力图找出脂批和“棠序”的不同之点。但很可惜，由于他没有很好理解上述眉批的本意，在分析问题的时候又没有抓住“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却仅仅捕捉了一些片面的、表面的现象；这样，他虽然花了不少气力，作了不少考证，却总是无法将脂批与他所说的“棠序”区别开来。他不知道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回前回后原来就没有什么“棠序”，却把某些脂批当作“棠序”来看，然后又在这一部分脂批和被他当作“棠序”的另一部分脂批之间寻求所谓“显著的区别”，这样做，当然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来的。
　　“棠序”云云实为脂批
　　吴世昌先生在《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七十八回本）的构成、年代和评语》一文里，曾经举出《庚辰本》某些回前附叶上的评语与正文回次不合、情节不同等情况，认为这是什么“内证”，证实了《庚辰本》“这些每回附叶上短文都是棠村为《风月宝鉴》所写小序的残文，绝无可疑。”〔16〕（按：着重点系引者所加）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些“绝无可疑”的“内证”呢？
　　应该说，吴世昌先生在他所作的对于《红楼梦》成书过程的研究中，对小说故事的演变、回次的增减，曾经进行过一些有意义的探索。例如《甲戌本》第六回回末有一条评语：“借刘妪入阿凤正文。送宫花写‘金’‘玉’初聚为引。”吴世昌先生根据八十回本《石l头记》中刘姥姥进荣国府在第六回，周瑞家的“送宫花”在第七回，宝玉到梨香院访宝钗、二人互看金锁佩玉在第八回等情况。推断过去小说曾有过将这三件事合成一回的写法。这样的分析大致是可信的。他所列举的《庚辰本》第二十八回回前附叶“自‘闻曲’回以后回回写药方”与今本情节不符，第四十二回回前附叶“钗、玉名虽二个，人却一身”与今本内容不合，等等，也都是事实。但我们能否就此得出结论，认为《庚辰本》上的这些回前附叶都是棠村为《风月宝鉴》写的序文呢？显然不能。从本文第二节所引用的例证来看，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里，脂批与正文不对口的情况是大量存在的。如果我们不能将前面引用过的“毕竟雨村还是俗眼，只能识得阿凤、宝玉、黛玉等未觉之先，却不识得既证之后”等与正文内容不符、情节不合的批语看作《风月宝鉴》的“棠村小序”，那么，对于《庚辰本》回前附叶上的许多文字，我们也就同样没有理由这样做。《红楼梦》“楔子”明白告诉我们；雪芹于悼红轩中对《风月宝鉴》“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这才有以后的《金陵十二钗》（《石头记》）。很明显，从“戒妄动风月之情”的《风月宝鉴》发展到后来成为封建社会百科全书的《石头记》，这之间经历了一番很不寻常的质的变化。主题的改变、人物形象的再塑、故事情节的改动，它绝不仅仅限于增删几个故事、改变一些回次而已。如果雪芹“十年辛苦”，只不过对《风月宝鉴》作了一些有限的修改（从《钩沉》看，吴世昌先生认为，《石头记》自第一回起至第六十四回止，仅仅比《风月宝鉴》扩大了四回），而且“《石头记》中有序的各回其内容大致与《风月宝鉴》无甚出入”〔17〕，那就未免把《石头记》的复杂的成书过程简单化，也太低估了雪芹这位艺术巨匠长期创作实践的劳绩了。（只要想一想《红楼梦稿》和《己卯本》第三回中还残存着黛玉入府年龄不是六岁而是十三岁的“未删之笔”；经过多次修改的《庚辰本》，第三十二回中又留有两三岁的史湘云与袭人议论婚嫁大事的海外奇谈；我们就不难知道，从《风月宝鉴》到《石头记》，围绕着黛玉、湘云等人年龄的改动，小说曾经经历过多么巨大的变化。如果黛玉进府时已经是年将及笄的少女，那么，宝玉见到这个“神仙似的妹妹”时就不是什么“懵懂”顽童，他们“两个一桌吃一床睡”（《庚辰本》第二十回宝玉语）就会成为天大的笑话。也因此，宝钗入京不象我们现在在小说中看到的是九岁而应该是十四岁，第八回《比通灵金莺微露意》中所展开的宝玉、宝钗互看金玉的情节就不那么“稚气”，宝玉纠缠着宝钗谈什么“一阵阵凉森森甜丝丝的幽香”，那简直是十分不堪的举动了。）《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保留着一些与今本内容不符、回次不合的评语，这不能说明别的，只能说明《石头记》某次修改稿中曾经有过这种或那种写法。如果我们先入为主地、匆匆忙忙地把这些脂批与《风月宝鉴》的“棠村序文”混同起来，并由此作出离题万里的判断，这对探索《红楼梦》成书过程的真相显然是没有好处的。
　　过去，不是没有人对“棠序”论提过异议，指出所谓“棠序”实际上乃是脂批。吴世昌先生似乎没有接受这些意见。在他看来，脂砚斋把他早期的批语误钞在《石头记》不适当的各回之前是不可能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脂砚评书的工作十分认真负责，即使偶有小误，一经发现，他立即会用“自我批评的方式”改正过来，决不致因循敷衍，贻误读者。为了证实自己的论断，他并举例日：〔18〕
　　（一）《庚辰本》第二十七回有一条“己卯冬夜”的眉批，指红玉（小红）为“奸邪婢”；接着就有一条“丁亥夏畸笏”的眉批，用认过的口气说：“此系未见‘抄没’‘狱神庙’诸事，故有是批。”
　　（二）《庚辰本》第十七、十八合回妙玉第一次出场时，脂砚在句下双行小字墨批中曾列举正、副册“十二钗”之名。后来，壬午季春畸笏眉批日：“前处引‘十二钗’，总未的确，皆系漫拟也。至末回‘警幻《情榜》’，方知正、副、再副及三、四副芳讳。”这壬午季春畸笏的眉批，正是对于“前批”的一个订正。
　　（三）《石头记》第十三回写秦可卿病死，与第五回册子中“有一美人悬梁自缢”情节不合。但脂砚“却特别为此事在《残本》（按：指《甲戌本》）第十三回末写一长评说明此故事删改经过，以祛读者之疑”。
　　假如吴世昌先生所举的例子都是事实，我们是应该折服于脂砚先生的“自我批评”精神，并且对于那些“钞在《石头记》不适当的各回之前”的批语是否出于脂砚之手表示怀疑的。但很可惜，吴世昌先生过去所作的关于“脂砚与畸笏是一人化名”的考据并不可信。自从《靖本》批语发现以来，畸笏与脂砚并非一人，这一点已经不再有什么争议了〔19〕。这样，吴世昌先生举的三个例子全部落空，他所说的脂砚偶有小误立即会用“自我批评的方式改正过来”一语也完全失掉了凭藉。原来，吴世昌先生所举的《庚辰本》第二十七回脂砚斋批语之误，不是他自己而是畸笏更正的；第十七、十八合回中脂砚斋批语不恰当处，不是他自己也是畸笏订正的；在《甲戌本》第十三回回末写长评“以祛读者之疑”的不是别人，还是那个自称“老朽”的畸笏。这就说明：脂砚在他“对清”的《石头记》重评本中，留存一些他自己为《石头记》早期修改稿写的、在今天看来已经“批不对文”的评语，不仅有此可能，而且完完全全是一种事实。无视于这一事实，却将脂批看成什么“棠序”，倒是没有根据可言的。
　　为了说明所谓“棠序”乃是脂批，我们可以从遣词用句上对二者进行比较：
　　（一）《甲戌本》第二回回前有一段被吴世昌先生定为“棠序”的大字墨钞：“未写荣府正人，先写外戚，是由远及近，由小至大也。若使先叙出荣府，然后一一叙及外戚，又一一至朋友，至奴仆，其死板拮据之笔，岂作《十二钗》人手中之物也？”
　　《甲戌本》第十六回句下双行小字朱批：“大奇至妙之文，却用宝玉一人连用‘五如何’，隐过多少繁华势利等文。试思若不如此，必至种种写到，其死板拮据、锁（应作“琐”）碎杂乱，何不（应作“可”）胜哉！”
　　《庚辰本》第十六回句下双行小字墨批：“细思大观园一事，若从如何奉旨起造，又如何分派众人将来几千样细事，如何能顺笔一气〔写〕清，又将落于死板拮据之乡。”
　　值得注意的是，一度见之于所谓“棠序”的“死板拮据”这四个字，一次再次出现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评语里。这显然不是遣词用句上的巧合所能解释的。
　　（二）《甲戌本》第二十五回回末有一段被吴世昌先生定为“棠序”的大字墨钞：“先写红玉数行，引接正文，是不作开门见山文字。”
　　《甲戌本》第八回十一页朱笔眉批：“是不作开门见山文字。”（“开门”二字误作“词幻”）
　　《甲戌本》第二十八回行间朱笔眉批：“折得好，誓不写开门见山文字。”
　　值得注意的是，一度见之于所谓“棠序”的“是不作开门见字”之类的字句，又一次再次出现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评语里。这也显然不是遣词用句上的巧合所能解释的。
　　（三）《甲戌本》第六回回前有一段被吴世昌先生定为“棠序”的大字墨钞：“此刘妪‘一进荣国府’，用周瑞家的，又过下回无痕，是无一笔写一人文字之笔。”
　　《庚辰本》第十九回“那是说了给袭人留着的”一句之下，有双行小宇墨批：“过下无痕”。
　　《庚辰本》第二十四回“怎么好好的你娘儿们在背地里嚼起我来”一句之旁，有行间朱批：“过下无痕，天然而来文字。”
　　《庚辰本》第二十七回“从今儿出了这园子”一句之旁，有行间朱批：“虽是醋语，与（应作“过”）下无痕。”
　　在这些例子里，所谓“棠序”和脂批，都爱用“过下无痕”这四个字，遣词用句几乎完全一致。
　　（四）《庚辰本》第四十八回回前附叶上有一段被吴世昌先生定为“棠序”的大字墨钞：“题日‘柳湘莲走他乡’，必谓写湘莲如何走；今却不写，反细写阿呆兄之游艺了心。却湘莲之分内走者而不细写其走，反写阿呆不应走而写其走。文牵岐（“牵岐”应作“章歧”）略令人不识者如此。”
　　《庚辰本》第五十回首段有一则脂批（误入正文）：“定要接次序恰（应作“却”）又不按次序，似脱落处而不脱落：文章歧路如此。”
　　在这两个例子里，所谓“棠序誊”和脂批都爱用“文章歧路如此”这类字眼，遣词用句几乎又完全一致。
　　显然，这些现象都不是一种巧合。
　　《庚辰本》大部分回前附叶原来就明明白白地写着《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字样，说明这些回前文字是为《石头记》写的；第二十一回回前附叶录有“茜纱公子情无限，脂砚先生恨几多”这首诗，字迹分明地留下了批书人脂砚的名字；第三十二回回前附叶又引用了汤显祖的《怀人诗》，与八十回本《石头记》该回的内容恰合这些事实，加上前面所举出的所谓“棠序”与脂批在遣词用句上的惊人的一致之处，使我们有理由可以断定，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各回回前并不存在什么“棠村小序”。所谓“棠村小序”，不过是吴世昌先生对《甲戌本》一则朱笔眉批作了错误的理解之后而引起的主观想象的产物而已。
　　《石头记》是由《风月宝鉴》一书改写而成的；对《风月宝鉴》旧稿的面貌进行探索，进而研究雪芹是如何在《风月宝鉴》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的，这对于我们理解这位艺术大师在思想上和艺术上所达到的成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这一方面看，关于“棠序”的讨论，决不是什么烦琐考证的问题。最近，戴不凡先生在他所作的《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这一长篇论文（见《北方论丛》一九七九年第一期）里，从大量的内证、外证和旁证出发，对《石头记》成书过程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尽管这篇文章不是没有可以争议的地方〔10〕，但他对于《石头记》成书过程的看法是值得重视的，有些见解是超越前人的。我乐于看到这一讨论的开展，并且希望通过认真的讨论，弄清《风月宝鉴》与《石头记》的关系，将《红楼梦》研究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上。
　　一九七九年五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