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科幻：中国与西方接轨，刘慈欣却反潮流

　　当代国际科幻的主流纲领
　　虽然有了刘慈欣的雨果奖，有了《三体》这样成功进入英语世界的作品，但是坦白地说，科幻在中国大陆，至今仍是一个既小众又低端的圈子。科幻被许多知识分子和广大公众看成是“科普”的一部分，就是编一个假想的故事逗青少年课余看着玩玩的。至于目的嘛，即使拼命往“高大上”里说，也就是“唤起青少年对科学的热爱”而已。
　　对于许多上了一点年纪的人，你如果和他谈到科幻，他唯一能想起的作家名字就是儒勒凡尔纳（JulesVerne）。不错，这个名字在昔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确实长期占有特殊地位，但那是在浓厚的意识形态斗争背景下作出特殊选择的结果。这种“凡尔纳一枝独秀”的状态，遮蔽了广大公众乃至许多学者的视野，使他们看不到或不愿意睁眼去看国际上已经持续了一个世纪的科幻创作主流。
　　当代科幻创作的主流是什么？可一言以蔽之，曰：反思科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19世纪末跨过凡尔纳“科学颂歌”的旧时代之后，一个多世纪以来，整个西方世界的科幻创作者们小说作家、漫画家和电影编剧导演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在一个共同纲领下进行他们的科幻创作。这个纲领也可一言以蔽之，曰：反科学主义。
　　这个纲领是如此强大，以至于赞成这个纲领的人固然会自觉地在这个纲领指导下进行创作，而不赞成或尚未深入思考过这个纲领的人，也会不自觉地被裹挟着在这个纲领下进行创作。一个多世纪以来，几乎所有西方科幻作品中的未来世界，都是黑暗和荒谬的，就是这个纲领最有力的明证。在这个纲领之下，西方科幻作品以反思科学技术为己任，作品中普遍展示科学技术过度发展的荒谬后果，反复警示科学狂人滥用科学技术对社会的祸害，不断警告资本借助科学技术疯狂逐利最终将极度危害地球环境和公众的安全。
　　中国的情形与西方世界稍有不同。虽然数百年前的幻想作品比如《西游记》、《封神榜》和《镜花缘》，可以用来证明中国人原本并不缺乏想象力，但就思想“血统”而言，这些作品和西方当代的科幻并无相通之处。到了19世纪末，当西方的科幻创作由威尔斯（H。G。Wells）开启持续至今的反思科学传统之时，中国晚清的第一代科幻作家却在全力模仿凡尔纳的科学颂歌，想象着一个又一个高科技的未来太平盛世。
　　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这种传统居然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然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科幻创作迅速完成了与国际的接轨。今天中国的科幻作家们，在整体上已经毫无疑问地汇入了国际的潮流之中。
　　刘慈欣的反潮流
　　但是，被誉为“中国科幻第一人”、被视为中国科幻“大神”的刘慈欣，偏偏没有汇入这个潮流之中。相反，他还在以庄子“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的劲头，以孟子“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坚持着他的科学主义创作纲领。
　　刘慈欣《三体》获雨果奖之后，一方面固然是一片赞美之声，另一方面也有许多人对此不以为然，不过他们通常都徒劳地纠缠在“黑暗森林”法则能不能成立、光速能不能超越之类具体问题的争论中，而这类争论既不可能在现阶段获得确切结论，对于赞美或贬低刘慈欣的作品也不可能在学理上产生任何作用。
　　从刘慈欣《三体》第一部初版的2008年起，我已经多次评论过刘慈欣，评论的文本形式不仅有报纸杂志上的书评文章，甚至还有《上海交通大学学报》上的学术论文。但在此次刘慈欣获奖所引起的滚滚热浪中，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似乎尚未被认真谈论过那就是：刘慈欣在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科幻创作中的反潮流地位。
　　科学主义最基本的信念，就是相信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当然这只能是一个信念，谁都知道永远不可能有得到证明的那一天。而这恰恰也是刘慈欣的信念，他在作品中反复表达和图解了这个信念。网上流传着一个2007年我和刘慈欣在成都“白夜”酒吧的题为《为什么人类还值得拯救》的对谈，刘慈欣在对谈的思想实验中表示“为了延续人类文明将毫不犹豫地吃掉美女”，正是他的科学主义信念所导致的逻辑后果之一。
　　通常，人们将一个能产生众多作品的纲领视为富有活力的，而将在其下已经很少有作品产生的纲领视为已经式微的。从当代科幻的整体来看，“反科学主义”纲领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科幻创作实践，已被证明是一个富有活力的创作纲领。与此相对，如果说相信科学技术终将解决人类社会一切问题的“科学主义”纲领，曾经催生过凡尔纳的科学颂歌，那么如今它早已成为一个式微的陈旧纲领。
　　现在的问题是：在科学主义这样一个式微的陈旧纲领之下，为什么竟能产生《三体》这样的一流作品？幸好，在拉卡托斯（ImreLakatos）的科学哲学理论中，这样的现象是可以得到合理解释的。按照他的理论，我们永远无法判定任何一个研究纲领已经彻底失去活力。所以，一个式微的纲领，在刘慈欣这样的“大神”手下，仍然有可能产生一流作品。换句话说，《三体》的成功，并不能成为科学主义纲领优秀的证明，但是可以成为刘慈欣创作能力强大的证明。
　　为何刘慈欣和当代潮流殊途同归
　　非常有趣的是，刘慈欣虽然持有强烈的科学主义信念，他的《三体》却并没有科学主义纲领之下应有的乐观主义。
　　通常，科学主义信念一定会向读者许诺一个美好的未来。凡尔纳的那些科学颂歌当然是如此，凡尔纳科幻中国版本的标志性作品《小灵通漫游未来》也是如此。这种描绘将来科学技术如何发达、人类生活因而将如何美好的科幻作品，很自然地会被作为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科普读物。但是纵观刘慈欣的一系列小说作品，正如他的粉丝们怀着复杂的心情所发现的那样，刘慈欣对未来是越来越悲观了。《三体》更走向了大悲极致人类文明被轻而易举地毁灭了。
　　严锋教授在评论文章《创世与灭寂：刘慈欣的宇宙诗学》中写道：“刘慈欣已经远离了传统的革命英雄主义，开始走向黑暗的宇宙之心，却依然可以听到遥远的革命精神的回响。因为，为了总体而牺牲个体，为了目标而不择手段，这依然可以视为过去的革命逻辑的极端展开。”这段话已隐隐触及上面那个问题的核心：刘慈欣抱持科学主义信念，又有着极大的反潮流勇气，为什么在悲观的未来这一点上，竟会和反科学主义纲领下的当代科幻主流殊途同归了呢？
　　答案可能相当出人意表：是因为刘慈欣在他科幻小说特设的“思想刑讯室”里，对人性进行了科幻所特有的严刑逼供。这样的严刑逼供，必然让读者看到人性的最黑暗之处。正是人性的黑暗，拖曳着刘慈欣笔下的角色们，走向无可避免的悲观未来。虽然刘慈欣始终将希望寄托在科学技术上，但科学技术能改变人性吗？
　　而在刘慈欣身旁，日益展现活力的中国当代科幻创作，已经汇入当代国际潮流，大批反思科学的作品正在源源不断地问世。如果说中国科幻与国际接轨是一种殊途同归的话，那么当代科幻主流与刘慈欣的反潮流，又形成了另一道殊途同归的景观。
　　载《新发现》杂志2016年第2期
　　科学外史（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