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庆祥：在“大历史”中建构“文学史”

　　张旭东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种“长时段的共和国历史分期论”：“事实上，理解改革开放以后三十年和前三十年的关系，必然要借助第一个三十年（19191949）的中介，必然要把1949年以前的现代史纳入一种新的历史叙述和未来想象。在20世纪中国的整体框架里看，两个三十年的关系，实际上是两个六十年的关系，即19191979阶段和19492009阶段的交叠关系。重叠部分是中间的三十年（19491979），而这正是人民共和国的奠基时代。这三十年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20世纪乃至近代以来所有的可能性融为一体，放置在一个强大的国家体制之下，从而为后三十开辟可能性。”这个提法恰好说明了这一“分期论”的困难之处。实际上，他所强调的除了一种历史观的整体论外，明显把重心放在了19491979这三十年，即“重叠的三十年”。这种论述与目前学术界不断抬高“十七年”历史位置的倾向一致。
　　这种论述是否合理暂且不论，但是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认识视角，那就是，必须寻找到一个具有“原点”意义的文化时段来为历史阐释提供足够开放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80年代显然更具有讨论的意义（很有意思的是，恰好也是张旭东很早就从文化思想史的角度提出了“重返八十年代”的说法）。在我看来，19191979以及19492009这两个六十年如果存在某种结构性的关联，这一关联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80年代这样一个历史“中介”产生意义的。80年代不仅是前此六十年的终结，同时也是一种“重启”。比如“启蒙主义”和“人道主义”是80年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动向，也是“五四”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导向，正如很多学者所指出的，80年代实际上是借助“回到五四”的思想资源来终结19491979年的政治文化实践的。但是在另外一方面，这种“重启”不是简单“回归”到纯粹意义上的“五四”，而是回到一个经过社会主义革命思想渗透、改造、形塑过的“五四”。也就是说，80年代已经天然地包括了“五四”的传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传统。也正是在这两个传统的张力之中，80年代占主导思想地位的“改革”就是一个包含复杂维度的“意识形态”：它不仅包括对“五四”以来民主、自由、科学、理性的想象，对社会主义公平、平等、激情的渴求，同时也有对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的崇拜以及与此相关的对身体、情欲、消费、财富、城市化的向往。从这个意义上说，80年代就不仅仅是一个关涉到“起源”的时代，它既是“起源”也是“终结”，既是“原点”也是“终点”，或者说，它是一段真正叠加的“历史”，这一叠加，不是简单的时间段落上的重合，而是一种“质”的意义上的“生成”。80年代就是一个浓缩的取景器，在这里，蕴含了一切“大历史”所具备的要素：“时间”和“空间”互相指涉，清晰的历史界线被抹平，断裂性和连续性互相纠缠，“主体”被多种意识形态裹挟，并最终形成一种如安德森所言的空洞的时间观念和幻想的共同体意识形态。
　　很多学者已经意识到了80年代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段之于文学史的意义：“今天可以看到，关于‘新时期文学’的文学观念、思潮和知识立场，基本是在八十年代形成的。目前站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课堂讲授和研究第一线的老师，也多在这十年建立起了自己的知识观念、知识感觉和知识系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八十年代’无可置疑地成为观察整个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高地’，一个瞭望塔。由此，也许还能够更为深刻地理解什么是‘当代’文学。”“‘八十年代文学’是一个与‘改革开放’的国家方案紧密配合并形成的文学时期和文学形态。在‘改革开放’这个认识装置里，‘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变成被怀疑、被否定的对象，由此影响到对过去作家作品、文学思潮和现象的重评与此同时，被看作‘十七年非主流文学’的作品和现象，则被‘回收’到八十年代在这个意义上，‘八十年代文学’被看作是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历史性超越’，是一种‘断裂’，它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又一次意义深远的‘转型’。”需要指出的是，把“八十年代”指认为“认识装置”是一种认识上的推进，但依然拘囿于80年代文学（史）本身，而没有把80年代文学（史）纳入一个历史哲学的高度上来谈论。正如上文中提到的，80年代既包括“起源”、“终结”、“原点”、“装置”等，又远远多于这些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来讨论80年代文学（史），一方面要借助这些“知识化”的认识概念来激活已经被固化的“知识”，但更重要的是必须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作为80年代历史的一部分，文学史如何在80年代的历史叙述中确定自己的位置并找到一个“根本性”的东西。我觉得这是目前“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史）”需要首先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回答好，“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史）”就可能面临某种“学科化”的危险（一如“现代文学”学科在今天的境况），有可能成为一种纯学科内的知识和智力的实验。这应该不是“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史）”的初衷。
　　这里的问题是：80年代文学（史）与80年代历史的关系是如何被结构起来的？或者说，在这种结构中，什么才是80年代文学（史）的根本性的东西呢？如何才能找到这一根本性的东西呢？
　　前不久我准备写一篇关于路遥的《人生》的文章，在搜集相关资料的过程中惊讶地发现，近二十年来关于这部小说的评论和研究都在低水平线上重复。在一部新近出版的《路遥评论集》中，收录了自1983年到2007年发表的三十多篇研究文章，但就我的研究需要而言，仅仅有两篇文章提供了有限的利用价值，一篇是蔡翔的《高加林和刘巧珍〈人生〉人物谈》，一篇是李劼的《高加林论》。在我看来，这两篇文章的价值就在于不是简单地复述文本已经预设的故事、人物和意图，而是试图在一个“大历史”的视野中把人物、故事从文本里面剥离出来，“缝合”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去。比如蔡翔认为，刘巧珍“不是通过他人来体现自己的价值，而只是希望由他人来实现自己的价值。这种褊狭的认识取代了她的全部的自我意识”。由此他指出：“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正是努力提高每个人的社会价值，每个人就应该珍惜和提高自己的价值一场个人命运的悲剧却推演出一个社会变革的主题。”李劼在文章中通过文学人物谱系的方式，分析了“从阿Q到高加林人物形象的变迁，向我们提示了‘五四’以来六十多年的时代变换，美学观念的演进以及文学思潮的更迭”。但让我不满足的是，这种分析依然是在文学史的框架内展开的，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文本与其所根植的“大历史”之间复杂的纠缠关系。在我看来，今天重读《人生》，不能仅仅把它看作一个文学史问题，或者说，文学史问题不是《人生》的根本性问题。我们知道，在80年代，类似“进城”经验的书写是很多的（如《鲁班的子孙》、《陈奂生上城》等），但为什么是高加林成为一个经典的文学形象并得到广泛的阅读和转喻呢？在我看来，这里面文学性的东西所起到的作用其实是很有限的，真正的原因在于它是一个“参与性”的文本，它更典型地回答了一个关键性的社会问题和精神问题，那就是在80年代“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一代青年人如何改变自己的历史位置并参与到历史实践中去，以及在参与中如何协调自我与他者、自我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意识到并分析到这个层次，那么对于《人生》的历史阐释和文学史定位就会缺乏深度。
　　通过这个个案，我想说两个问题。第一，80年代文学（史）的根基在今天看来是参与性的，而不是修辞性的，即使是在极端的“先锋文学”文本中我们也能看出这种特点。作为文本的文学史并不能解释80年代文学（史）的多种维度（历史的、社会的、哲学的），因此，“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史）”，就必须具备“大历史”的视野，从思想史、政治史、文化史等不同的角度进入，这样才能见诸全面。第二个问题是：当学科的历史并没有给我们提供足够多的材料、论据、观点和理论的时候，我们怎样建立起研究的“历史感”？这个问题其实一直是“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史）”研究中面临的一个方法难题。程光炜曾专门论及该问题：“首先把它‘历史化’，建立一种知识谱系和系统，然后再通过它重新去整理别的文学年代。如果我们花上几年甚至更长一点时间集中精力去面对一个文学年代的问题，对很多沉埋在批评状态、历史尘埃中的作家作品、现象和问题开展非常耐心的大规模的发掘工作，深入细致地研究具体问题，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当代文学’的历史意识和理论意识，我想自然就会慢慢出来了。”也就是说，只有把80年代这个历史时期不断“历史化”、“问题化”，只有将这种作为文学史哲学的“大历史”观念和作为方法论意义上的“学科历史感”的确立有效结合起来，“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史）”才可能具有真正的生产性。
　　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确定了80年代文学史的“根基”、寻找到相关有效的文学史哲学和方法论，是否就一定能够建构起一个有效的“文学史”？我觉得并不一定。必须同时考虑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把大历史“文本化”？詹姆逊在《60年代断代》中曾经说过，“所谓的‘时期’无论如何不可解作某种无处不在且统一的共同思想和行为方式，而是指共有一个相同的客观环境，因此也才有林林总总、各式各样的反应和创新”。文本正是对共同的“历史时期”的各式各样的反应，或者说，历史总是通过文本来建构起自身，没有文本，也就谈不上历史。
　　我还是想通过一个个案来论述这个问题。在80年初有一场著名的人生观大讨论“潘晓讨论”。从世俗的意义上说，这场讨论开启了整个80年代青年人的思想启蒙，因其日常化和平民化，它的意义可能比“人道主义大讨论”等更具有普遍意义。我的问题是：这场讨论是一个社会问题还是文学问题？或者说，这是一个历史的问题还是一个文本的问题？我这么设问是因为，目前对于这场讨论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在社会学的视野中展开的，却没有意识到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学问题。贺照田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在相当意义上，‘潘晓讨论’可以说集中表露了当代中国大陆精神伦理所以演变至今天这样一种状况的历史和观念背景。因此，当时不论是阮铭的文章《历史的灾难要以历史的进步来补偿》，还是经过中宣部组织修改审定的署名本刊编辑部的文章《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其核心都在呼吁青年投身他们认为正确的历史进程中。这样呼吁当然没有错，但却不能真正深入讨论精神、主体方面的深层含蕴，当然也就不能准确理解‘潘晓’所以从她的经历中引出如下结论‘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的了’背后真正的历史与观念机制。当然也不可能真正贴近、解决潘晓的问题。因为潘晓的问题不可能仅仅通过政治、经济路线的调整加以解决。”贺照田首先是把“潘晓讨论”纳入80年代政治、经济的语境中来讨论的，但是他又明显地意识到了，仅仅从政治、经济等角度并不能回应并解决它。贺照田或许会试图从思想史、文化史等角度去理解这个问题，但是对于文学史研究者来说，对“潘晓讨论”的理解却不能简单落实到问题之解决的层面上。在我看来，要把“潘晓讨论”放置于“大历史”的语境中，就不能忽视这一讨论所具有的“文学史维度”。这一维度是，正是通过“文学修辞”和“文学青年”这两个至关重要的“文学方式”，这场讨论才能成为一个话题和事件，并被阅读、传播和想象。文学修辞是指这场讨论中的“信件”实际上不是“普通”的信件，而是经过了“文学修辞化”后的“文学作品”。“文学青年”是指参与该讨论的主体（信件的作者和读者）都具有文学青年的身份意识和精神自觉。正是在这两重机制的作用下，社会问题被文学化了，而历史同时也被文本化了。进一步说，如果追问80年代文学（史）的原点（起源），“潘晓讨论”和《人生》可以说是互为历史并互为文本的：“潘晓讨论”提供了“大历史”的框架，但同时把大历史文本化了；而《人生》则提供了文学史的框架，但同时内含了“大历史”所具备的复杂要素。
　　上述两个个案从某种意义上包含了今天“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史）”需要面对的问题：一方面不能离开“大历史”来谈论所谓文学本身的历史。文学本身是没有历史的，只有把根基建立在“大历史”上，不回避它，理解并参与它，才能找到自己的真正的历史位置。文学史不是故事，也不是叙事之一种，而是与“大历史”血肉关联的整体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不能离开文学史来讨论空泛的历史形而上学。因为历史的问题历史本身并不能予以解决，而必须通过思想史、政治史、文学史等等来予以问题化和“历史化”。文学史是“历史”具体化和问题化的一种有效的方式，必须借助这样的历史化，真正的历史感才能够建构起来，惟其如此，文学（史）才是活的，而不是死的。对“八十年代”这样一个意义重重“叠加”的历史时期和“文学年代”而言，文学史研究怎样不“文学”，又怎样回到“文学”，是一个充满了张力的问题。因此，对于今天的文学史研究而言，平衡“大历史”和文学史的结构性的矛盾不仅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也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是一个如何把我们的思考能力切入历史和文学深处，发现、挖掘经验和回收、重组知识的搏斗过程的问题。如果今天“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史）”研究能够在这些方面予以创造性的思考，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建构一个80年代文学（史）本身，我想，这会为当代历史提供更多的启示。
　　注释：
　　张旭东：《试论人民共和国的根基写在国庆60周年前夕》，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11月24日。
　　张旭东：《重返80年代》，《批评的踪迹》，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
　　程光炜：《历史对话的可能性人大课堂与八十年代文学前言》，未刊。
　　程光炜：《八十年代研究丛书前面的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蔡翔：《高加林和刘巧珍〈人生〉人物谈》，载《上海文学》1983年第1期。
　　李劼：《高加林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
　　比如程光炜就曾在“先锋小说”和80年代的城市改革之间建立起了有效的历史联系（参见程光炜《如何理解先锋小说》，载《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2期）。
　　程光炜、杨庆祥：《文本、历史和方法》，未刊。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60年代断代》，张振成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贺照田：《当代中国精神的深层构造》，载《南风窗》2007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