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全球化时代社会科学遇到的挑战

　　我今天要谈的很多问题其实大家平时都思考过，都受到过困扰，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究竟现在社会科学有没有遇到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开始形成了对社会科学所遇到的危机的讨论，尤其是对十九世纪以来所形成的这套社会科学提出置疑，但是我总感觉最近这十年才是社会科学遇到的挑战外显化的时期，因为这一段时间社会学危机比较明显，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当然，十年以前我们也看到人文科学有点被社会科学边缘化了，但主要是在过去的十年中，整个社会科学，包括以前的一些很重要的学科，像社会学、政治学、法律学等等，似乎都不像二战后前三十年那么举足轻重了。
　　在二战刚结束的那三、四十年里社会科学所具有那种给社会的孕育、发展、变迁和治理提供合法性、提供依据和提供阐释的地位和作用现在似乎正在丧失，它越来越让位于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乃至于财会、金融、计算机等技术科学或自然科学。在国内我们讨论的比较多的当然是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就好像是别的社会科学学科被经济学所取代，实际上我认为现在经济学也遇到了不少的挑战，因此，不仅人文学科有一种失落感，人文学者被边缘化了，其它的学科也遭受了挑战。前不久有一群在自己的领域里比较有见识的社会科学家们联合起来，写了几篇文章，形成了一个小册子，叫做开放社会科学。这本书很小，但是它探讨的问题正好是我今天所要讲的问题的出发点，也就是说社会科学奠基于十九世纪，在此之前就有了社会思想、社会理论和社会哲学等东西，但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科学差不多是在十九世纪产生的。
　　社会科学从其产生的第一天起，就是我们今天所赖以生存的基本制度框架的产物，也是为这个框架和制度提供合法性和依据的主要源泉。这个框架就是民族国家体系。在十九世纪以前，世界并不是按照民族国家的体制来组织的，很多地区的小封建制国家或者殖民帝国存在的时间都很长。但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民族国家，即那种拥有权益、边界、领土等东西，有自己的国民经济、国家防务和国家安全，以及在这个框架制度下存在的国民待遇、国民权利和国民义务等，这一套制度基本上都是在十八世纪后期到十九世纪初就在欧洲奠定了基础，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地区和人民都陆陆续续被组织到了这个框架下面。
　　最具有说服力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原来所描绘的那种边远的、落后的和土著的广大殖民地地区，它们在二战后都经历了一个独立的过程，然而有趣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本来是要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宗主国和争取独立，但是它们独立以后也基本上都复制了前宗主国的殖民主义者在自己的本土上所建立的那一套社会组织形式。经济和社会生活都被组织到了国家的框架里，政治、法律，乃至于艺术、教育和知识文化的再生产也都成了国家建设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社会科学实际上就是这个有机部分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独链条，因为它提供了国家赖以立国的合法性和知识上的源泉。所以知识的再生产不只是一套传授技术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体系，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教育，由于近代以后社会生产的规模不断扩大、组织趋于集中，所以知识的再生产和传授也具有这么一个特质。学校之所以要建立小学，从技术上说就是以为有很多东西都必须趁早学，等过了一定的年龄学起来就很难了；有些知识必须连续地学，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还有一些知识，特别是那些关于现代社会的知识需要集中地学习。这三个技术要件使得现代办学成为必要，但这只是一个技术方面的原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要通过教育把每个人组织和培养成为具备一个国家公民所必须的知识、技能、人格力量的人，并且应该能够成为国家建设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方面，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是社会科学最有影响的时期，很多人都怀有这样一种非常虔诚的想法：我们要像认识自然那样来认识社会。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他主张建立一个关于社会的自然科学，要像认识月亮、地球，认识植物和动物那样来比较我们自己所生活的社会。这种理念除了真诚和执着的追求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社会生活的组织过程本身也就是关于社会的知识再生产的过程，这而个过程除了要像认识自然一样去理解社会、寻找可能存在的社会发展规律之外，事实上也是不断地把社会生活的知识组织到我们的知识系统里来，并且要把它合法化，让大家不知不觉地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说，早期的社会科学就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其最重要的一个使命。
　　现代社会科学和所谓的现代社会可以说是孪生的关系，一个是另一个的产物，另一个又促成了它的发展。但是，现代社会科学第一次遇到比较大的挑战实际上是在上一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经济大危机。人们在十九世纪后期开始想要建立关于社会的科学，那时候我们以为俊喽云？婊？闹髡拍兀？我认为这和冷战的结束有一定的关系。由于苏东剧变、冷战结束，社会主义阵营消失了，以前最大的民族国家体系框架下的矛盾好像一次性地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以国家形式来组织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组织国防、国民经济，赋予其公民权利与义务，所谓的社会主义体系从一战以后苏联出现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此后似乎国家体制就一次性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所以我们就迎来了一套套的对全球化的解释，有人叫它而不同意说，等等。
　　现在一说到全球化，就容易让人想起技术、经济等好处，所以大家都认为要去拥抱它。而事实上冷战结束所提出的新问题已经超出了所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原来意义上的分歧或者苏美之间的争霸的范围，冷战的结束意味着经济的组织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跨国公司，另一个就是与跨国公司相关的一整套社会宣传、鼓动等媒体的运作。媒体本身现在已经成了第二大跨国帝国，第一大跨国帝国是跨国集团、跨国公司，第二大跨国帝国就是组织和释放信息的媒体。媒体和经济都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而我们人呢，还继续被组织、界定和认同在原来的国家框架里面，所以我们自己遇到了一个矛盾。
　　这个矛盾不仅是1997年遇到的金融风暴，也不只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发展中国家，不只是所谓的东方古国遇到了来自西方的挑战，这一挑战仍然存在，只要有原生的传统文化和西方后起的工业文明的挑战。但反过来说，西方文明并不完全是连成一块的，而且即使是西方的传统文化也遇到了全球化的挑战，受到了来自新的跨国公司、跨国经济等的挑战，在西方我们也可以看到大量的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东西抬头。也就是说在传统意义上的任何一个西方国家也都遇到了来自全球化挑战，全球性的媒体和它本身的语言、文化、历史、艺术和人们的思维方式之间出现了一个很紧张的关系。
　　我倒是比较同意有的人觉得不要对全球化过于迷信，其实有些东西是古已有之的，罗马时代就有了帝国时代，后来又有了十八世纪的经济扩张、二十世纪的世界大战都已经具有了全球的性质。二十一世纪以来也有一些新东西，比如说信息的全球化，信息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前所未有的，它给所有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文化和历史提出了挑战，可能相对而言挑战不是那么尖锐的就是那些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但是即使在英国这样的国家，其传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也遭到了大量的跨国现象的挑战，不论是经济还是政治方面。如果一味地讲经济全球化，而忽略人的全球化，人的跨国、跨地区、跨行业和跨时代的流动，历史上有过很多流动，但那些都是某一时期内某一些人的迁徙，还没有能够形成像今天这样的大规模、全球化的人口流动，而且政府都是把这些事情当作个案来处理，而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如果真的已经出现了一个大量的跨国侵袭的资本、技术和产品流动，我们怎么可能把人拴在原来意义上的地域范围内、甚至是行业范围内呢？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了，最典型的就是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其原因不只是狭义上的因为城乡存在经济的差别，而在于信息的作用，或者说是由于信息使他们意识到了这些差别，城乡差别从古至今一直都存在着。现在的各国政府基本上是消极地、被动地、用个案的方法来处理为数有限的跨国流动，这种处理有两种：一种就是高级的科技、技术人才，各地都在抢着要，另一类就是大量的没有技术、没有资金、衣衫褴褛以及所谓缺乏教育的人。90年代以来，由于各种原因，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这种现象使得目前的国家体制，包括国与国之间的合作、法律体制、移民体制都受到了冲击。
　　更大的一件事就是最近发生的恐怖主义，恐怖主义也是冷战结束以后的一个新挑战，因为冷战结束的一个假设就是最大的民族国家内部的冲突没有了，迎来了一个和平的时代、没有敌人的时代，或者是历史终结的时代，但实际上恐怖主义一直都存在着。其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是哪一批人干的，而在于究竟产生恐怖活动的机制是什么，如果没有找到的话，即使解决了这一次恐怖活动，但是下一次从任何一个角落里又会产生一次新的恐怖主义。所有恐怖主义都有一个特色，就是它不是以国家的形式来组织的反抗，以前的战争总是在国家之间进行的，而恐怖主义至少到现在为止还不是以国家的名义来组织的，但是现在我们还是用比较个案的办法来处理恐怖主义的。
　　社会科学遇到的另一个挑战来自于技术科学，以前有很多问题是要靠社会科学家来解决的，现在则越来越多的是由自然科学家们解决的。因为要规范组织社会生活、要用理性的办法来解决，而且所谓的社会生活越来越多的和生态状况等有关系，而不只是我们原来所理解的跟政治、宗教、文化和艺术有关，这种情况下，好像自然科学的那些方法更能够进入重新组织社会生活的过程。这也给社会科学家和社会科学的学生们带来了一个困惑，就是说：咱们还有存在的地方吗？社会生活还需要我们这样的人吗？有社会科学研究者和没有他们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所学的可能都是关于国家框架下面的社会生活，那种知识早已经过时，姑且不说这一点，即使光看现在自然科学的解释、说辞，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套作法和影响，就使社会科学的合法性遭到了置疑。
　　社会学家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不是说经济学家、自然科学家在抢我们的饭碗，而是说这门学科本身所存在的矛盾，由于很多学科被制度化、专业化了，被包裹的很精美，另一方面，
　　就变得与世界没有多大关系了，特别是跟不上全球化的时代。现在每一年都会召开很多次学术会议，但是他们很大程度上说的都是远离战后、尤其远离冷战以后的变迁。历史研究当然是必需的，不管是中世纪的、罗马的，还是清代的历史都需要研究，因为历史跟今天还是有关系的，历史学科仍然是一个最重要的学科，这都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多进城打工的人，他们根本不在乎社会科学家们说了什么，那些进入跨国企业的高级工程师们就更不在乎了，我们的政府管理部门也不理会社会科学家们的研究，那我们还要社会学科干嘛呢？
　　而这个挑战早就不只是中国的科学家遇到了，这种现象是世界性的。有很多人是挺有学识的，可是学科专业化迫使他每年要发表很多论文，他自己的专业反而没有时间去研究，而是不得不按部就班地按照规定去炮制那些所谓的著作，结构他的精力、智慧和闪光的东西就湮没在那些跟别人一样的繁琐工作中，而那些所谓的著作又根本没有人看。还有一些人是被专业化的制度束缚住了，现在国家要求教授们每年要交一定数量的稿子，我觉得这种作法背离了原来把社会现象当作自然科学一样去认识的精神，我们怎么能要求教授以年为单位作学术论文呢？
　　除了全球化的人口流动之外，还有一个大挑战就是全球化的文化所构成的挑战。现在中国早就不是像满清时期那样面临西方文化的冲击，中西文化的碰撞产生了是要亡国灭种、还是要中体西用，抑或是全盘西化的问题。现在早就不是这个问题了，其实后发的国家都面临着一个和发达国家发生碰撞的问题，但是后发的国家和地区在进行民族国家建设的时候还遇到一些很普遍的、世界性的东西。费正清指出，当中国还没有完全完成民族国家的建设时，世界体系就已经变成了一个正在走向全球化的体系，因此我们遇到的就不仅是像八国联军时代、甲午战争时代那种一个民族国家的挑战，而是所有的民族国家同时遇到了一个全球化文化的挑战。
　　所以我认为挑战应该是双重的，但是处在落后、和正在建设民族国家的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很容易把它还原为西方文化或者美国文化，然后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关于民族主义的叙说。其实这种叙说是有很大的误导性，因为它漏掉了另外一个可能更大的方面全球性的文化挑战，而且这种挑战不能简单地被说成是英国文化好还是美国文化好的问题，而是全球的传统文化都遭到了挑战。传统的英国文化欣赏的可能是莎士比亚、雪莱、狄更斯，是英国绅士的那种贵族文化，对于现在出现的新现象，他们也有一个适应、不适应，喜欢或者不喜欢的问题。反过来说，现在全球化的领头军并不都是西方发达国家，当今最红的歌星是台湾的、韩国的、日本的，或者不知道是哪的，也无所谓是哪的，我们的文化也变得越来越全球化和流动化了，现在的体育、吃喝等变得如此重要，原来的社会科学框架已经无法解释了。
　　究其原因，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身份的多重性，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简单地把自己塑造成什么，把这个当成自己的理想，现在大家都很喜欢体育明星，但是没有几个人会梦想去当体育明星。身份的多重性也表明，原来那种静态的、某一种身份的确定性如今变成了一个很模糊、头疼的问题，很多人都处在无所谓角色的精神状态下，于是问题又回到了民族国家建设上来了，建设民族国家实际上就是要建设一代国民、培育一种人格。全球化时代、信息时代使每个人都具有了多重角色，所以原来民族国家体制下的那种教育方式及其对个人的期望等都遭受了挑战。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文化也超出了从满清到八十年代以来的我们如何回应西方文化、儒家文明怎么对抗伊斯兰教文明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变化，在研究比较资本主义、比较文化的时候得出的结论就很有可能是跟时代和社会现实脱节的。我们不是要以功利主义为原则来处理社会知识再生产，但是有很多东西确实需要加以改变，才能适应新的时代。
　　总的说来，当前社会科学提供知识和提供合法性的作用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社会科学不能给我们提供一种能够被人们认可的社会存在的合理理由，它就将失去其安身立命的基础。相反，一个时代的社会科学如果能够回应那个时代的问题，其研究基本上能够为大多数人的困惑找到答案，那么它的根基就会比较牢靠了。
　　200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