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立家：社会“燃点”问题是最大危险

　　中国发展文本的现代解读纷繁庞杂，既有“崩溃论”的噪音，也有“奇迹论”的奢谈。因此，如何理性地认知和客观地分析中国的发展实际，以免被所谓的赶超美国论模糊我们的视听，干扰我们改革发展的决心和信心，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国经济能否持续高速发展的关键
　　习惯上，我们把那些匪夷所思的事称为“奇迹”。而中国30年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则是社会主义改革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我们正确的改革策略和人民群众积极性充分调动的结果，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在我们的“政策设计”之中，没有什么“奇迹”可言。我们的改革与发展说到底是一个不断完善社会主义体制机制的过程，或者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过程，这一过程还正在“持续之中”。未来30年，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较第一个30年要严重得多，改革正在步入深水区，利益分配和利益格局的调整正在成为关键的“改革议题”，成为能不能成就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制度安排。
　　未来30年，中国经济能不能持续高速发展，续写改革开放30年的辉煌，除了从经济方面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消除一些生产要素方面约束以外，关键的制度前提是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和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的速度，使相对滞后的社会体制和政治行政体制尽快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为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创造较为完善的制度环境。
　　我们知道，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GDP总量仅有2680多亿美元，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解决社会的“普遍地贫困”问题。因此，改革的目标相对比较单一，制度设计也相对比较简单，就是让人民尽快地富起来，甚至为了发展，我们还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发展对策，这在当时的发展环境下无疑是正确的。但到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达到近6万亿美元，社会财富大幅度增长，社会的普遍贫困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贫困”问题变成如何实现社会“公正”的问题。而社会公正这一概念历来是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是一个社会合法性的基本价值指标。
　　改革发展的成败取决于我们的智慧和“社会良心”
　　未来30年，中国改革步入一个新阶段，踏上一个新台阶，改革的重点和中心任务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种转变是由我们社会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决定的，换句话说，是由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制度逻辑决定的，不以人的愿望和意志为转移。对发展的片面认识或自我陶醉都是对国家、民族和历史不负责任的表现。
　　诚然，我们现在的GDP总量是世界第二，这当然是值得庆幸的事，说明我们的国家实力确实增强了。但仅就国际关系而言，无论我们愿意不愿意，自觉不自觉，中国作为大国的迅速复兴必然引起世界格局的重组，中国势必走到世界的前台，成为这个世界的“主角”之一。可以预料，未来30年，特别是在中国发展关键“爬坡期”的未来10到20年，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奉行“现实主义外交”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奉承”我们的言论，还是“骂杀”我们的言论，都是以维护自己“国家利益”为目的的“正常表现”。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我们发展过程中，那些为了遏制中国发展，或为新的资本主义危机寻找出路的人，会不断地给中国制造麻烦和发展障碍。事实上，各种资料显示，利用军事资源、话语资源、地缘资源、经济资源等“围堵中国”的“大戏”已经开场，这说明我们未来的发展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国际环境，对外关系面临重新“定位”和政策创新任务。能不能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取决于我们高超的智慧和良好的决策。
　　更为严峻的是，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内部，同时面临着艰巨而复杂的“制度和文化变迁”任务。为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人民的幸福与尊严得到普遍实现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和政治行政体制改革任务刚刚起步，异常艰难，其结果取决于我们的智慧和“社会良心”。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一个社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而是社会财富和价值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公平分配。社会发展过程的中断，除了外来入侵之外，大多是由社会内部分配不公所引起的。中国的发展转型，说到底是“社会结构性”转型，是社会价值和资源在社会公众之间公平分配的改革，是以公共精神对公共权力进行配置的改革，是从制度安排上确实实现了人民群众的选举权、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的改革。只有人民群众成为“改革主体”，成为改革的主导力量，我们才能建立一个“共享发展成果”的社会，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一个人民满意的社会，只有这样，我们也才能建立一个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影响改革发展能否持续的最大危险
　　我一直以为，中国改革发展能不能持续的最大危险，在于以下五个具有颠覆性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即：贫富分化问题、三农问题、腐败和特权腐败问题、失业问题、社会诚信问题。这五大问题既是未来影响中国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的“燃点”问题，也是我们的“改革顶层设计”要重点关注的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是“中国改革突围”的关键环节和突破口。只有这五大问题从制度安排上得到根本解决，我们才能获得一个稳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和制度平台，也才能有效地解决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问题，让人民满意，让人民具有幸福感。没有价值内涵和制度保证的经济增长，其发展结果有可能造就一个“失败的社会”，这就犹如一个快速行驶在路基不实的轨道上的高速列车，出轨是迟早的事，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有忧患意识，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意识到改革的紧迫性。
　　我们知道，在现代世界，GDP神话几乎弥漫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头脑，但事实上GDP只是权衡和反映一个国家经济表现的一个简单指标，只是家庭、企业和政府支出的总和加上净出口值。它不能反映一个社会的公平程度，不能反映一个国家个体国民的富裕程度，更不能反映社会公民的幸福程度。GDP不能解释一个国家在高速经济发展下的深刻的贫富分化，不能解释一个国家的国民为什么“勤劳而不富裕”，它也不能解释快速经济增长所掩盖的权力腐败。一句话，它不能解释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发展状况。而一个国家或社会是不是可持续发展，是不是一个和谐幸福的社会，关键还在于整个社会的制度体系，在于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在于公共政策的质量，在于公共服务的供给和社会保障。离开了这些关键性领域的改革，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就不可能实现，我们所坚持的社会主义理想也不可能实现。要知道，社会主义理想需要我们几代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的带头奉献和牺牲精神，离开了这种精神，我们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我始终相信，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浓厚传统文化氛围的国家，在国民具有勤劳、智慧、和平、服从、亲和政府等诸多优良品质的国家，只要我们的政府能够正确地、公正地行使公共权力，按照公共精神和公共利益的原则运用权力，清正廉洁，我们的经济社会就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就会安静祥和，人民就会幸福安康，国家就会兴旺发达，我们也就不会把中国的发展看成是“奇迹”，而会把它看成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发展过程。中国的快速发展是再正常不过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