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的经验

　　中医的经验是中国医药学者和广大人民在实践中累积起来的人体医疗经验。这些经验不但是属于过去的，世界医学史上的材料，也有些是现在的，可供现代医学作为研究的实践资料。表面看来中医和现代医学是无法统一，也无需统一，其实假如留心一下社会发展中医学发展的过程就可显见双方是可以统一，也必须统一的。 世界任何国的医学开端都是经验的，从公元前后到中世纪，医学集中于东西二方，即中国和欧洲，当时欧洲的医学在治疗上理论上也都是经验的，和中国医学并没任何分歧和大不同，经过文艺复兴欧洲的解剖生理有了唯物的实验方法，才逐步脱离经验，走向唯物和实验，到十九世纪后期欧洲医学才完全是唯物的实验医学，也即是现代医学。 他们在转变过程中，从旧到新、从经验到实验，对旧的即是希腊罗马以来的古代医学，是抱着怎样的态度。是不是对旧的医学不加甄别，不分清，一律摒弃不用?不是的，他们在转变的二三百年中，对旧的医学是抱着爱护珍惜的态度，凡合乎实践的经验可供参考的理论，精简整理通过实验使之现代化，不合乎事理的才决然淘汰。这样不但使古人的心得不一笔抹煞，同时也充实了现代医学的实质。 中医到现在还是经验的医学，以现代科学眼光来看中医，显然是比较落后，然而在客观的事实上有这样二个问题存在。第一中医有几千年的人体医疗经验，有广大人民的信仰，这个经验和信仰所结合的实践表演，是中国在过去是文化最古的国家之一，在现在是世界各国中，人口第一。人口的增长和保健事业分不开，而中国的医疗保健在百年前是中医单独承担的，即在今天全国人民对中医药的需要还是超过西医药。第二中医学术并没有像欧洲的旧医学在转变过程中，经过科学的整理，使合乎事理的部份通过实验而科学化，不合乎事理的部份扬弃。既然西方的经验医学可以精简整理而科学化，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中医的经验，祖国的民族文化遗产，不能或不需要通过实验而任其自然淘汰。 有人说中医的经验是靠不住的，不能和欧洲的经验相提并论，因为很多中药和中医理论早经过科学的考验，考验的结果认为可通过实验，而科学化的经验绝无仅有，例如中药就有人说过麻黄之后不会再发见像麻黄这样有用的中药。可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也出现了曲折的路线，今天限于客观条件作了所谓科学的否定，明天假如条件改变便不一定还是否定，也可能变为肯定。正因如此过去认为中医的经验可和科学结合的绝无仅有，现在却陆续有所发见了，特别是古人的累积经验，而且发见的不仅仅限于临床的药效，症候方面，治疗方面、生药学和药化学方面都有深刻的体会。这个发见使国内医药学者对中医经验的认识发生很大的转变。现在介绍一些中医经验以证实祖国民族文化遗产之一的中医药是一座丰富的医疗库藏。
　　中医治疟疟的经验
　　(一)发明物理的抗疟疗法 远在公元前二三百年中国医者已发明物理的抗瘧疗法，即是用针刺人体的经穴制止瘧病的发作，并且在总结经验时肯定了治疗的方法，即是要在发作前1—2小时刺方能见效。例如: 素刺激刺激篇＂先发其时如食顷而刺之，一刺则衰，二刺则知，三刺则已，过之则失其时也＂(1) 针刺可以制疾疾病疾病发作，在过去的科学观念认为是不可想像的，因此否定了这个经验。解放后经过各针灸家和中国医科大学实验(2)证明，针刺可以制止瘧病的发作，必须必须必须在发作前两小时刺，的确一针一针一针一针衰，二剌知，三刺已，假使不按照这个经验在发作时或间歇时刺，完全无效。这一事实不但说明中国医者老早就发明了物理的抗瘧疗法，同时也向世界医学介绍了新的医疗方向。 (二)第一个发见抗瘧生药和生药各各品种 抗瘧生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世界医学史上最早是十七世纪的金鸡纳皮输入欧洲(3)，但根据中医U所载，早在二世纪已发见比金鸡纳皮效力更强抗疟药抗疟药抗疟药抗疟药抗疟药抗疟药。到六世纪对该药的品种和有效量的推测已有正确的认识，例如: 本草经(4)(二世纪作品?)——＂常山主治温疟……蜀漆疟常山苗)主疟金庸金庸金庸金庸金庸金庸庸金庸(5)(二世纪作品)——＂瘧多寒者名曰牡疟，蜀漆散主之、温疟加蜀漆半分＂，蜀漆散虽以蜀漆为主药，但尚有云母和龙骨二味各等分，尚未能明白肯定蜀漆为治瘧专药，但是加上温疟加蜀漆半分，便明白指出疟疟疟疟疟疟治疟疟。 肘后(6)(四至六世纪作品)——所载治寒热诸疟方三十首，有常山者十四方，其中有二方单用常山一味: ①治瘧病方＂常山三两酒三升渍二三日，平旦作三合服，欲呕之，临发又服二合，郁郁②郁郁久不断者方＂常山三两捣筛，鸡子白和之丸，空服三十丸，去发日久三十丸，发时三十丸。＂ 外台(八世纪作品)对常山有下列认识: ①鸡子常山丸＂此方赐乔将军服之立效，＂ ②疗瘴瘧常山丸＂孟补阙岭南将来极效。＂ ③常山汤＂赐长孙祥极效，＂ ④桃仁常山丸＂比用不过再服，入口如神，＂ ⑤常山散＂纵久患者愈愈愈愈愈愈来愈愈。＂ 对常山有效品种的选择也累积着丰富的经验，例如:别录(六世纪作品)，常山生益州及汉中，宏景曰＂黄者呼鸡骨常山用之最胜。＂常山有好多种，黄常山又名鸡骨常山，是常山中最有疗效的一种，也即是含抗瘧有效成份最高的一种，这是陶宏景总结汉以来临床采用各种常山治疟的经验。 研究中药最令人头痛的是品种复杂真伪难辨，拿常山来说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整整五十年还没有把中国常山品种搞清楚，硬把日本常山认作中国常山，假定当时的学者们注意一下中医的经验，＂黄者呼鸡骨常山用之最胜，＂可能节省许多不必要的科学报告。 国内外学者研究常山一向把日本常山当作中国常山(例外的是木村康一)。也因此一向否认常山有抗瘧作用，直到1942年张昌绍氏用黄常山即鸡骨常山作临床实验，后来又将各种常山进行药理和化学研究，证实常山确能抗瘧其效力较奎宁强，常有作用的品种是黄常山又名鸡骨常山，和陶宏景的经验完全符合，然而一读张氏＂现代的中药研究＂所引＂斐氏(斐鉴)并主张将本草纲目中所载之常山(正品)或鸡骨常山称为黄常山＂，似乎纲目所载的宏景曰，＂黄者呼鸡骨常山用之最胜＂，的经验，尚未被学者们重视。 通过常山的科学实验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虽然抗疟药品中国早在二世纪已发见，比欧洲早一千多年，到六世纪又在生药学方面肯定常山的有效品种(正品)是黄常山又称鸡骨常山。
　　中医对麻黄的认识
　　中医用麻黄治喘也有相当久的历史，而且同常山一样对麻黄的产地和有效成份的掌握，也有深刻的认识，这些认识到现在也通过了科学实验。 现代医学发见麻黄可以治喘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事，在此以前西医并不承认麻黄可以治喘，可主治支气管喘息，还有西医以为中医用麻黄治喘是根据本草经，因为本经有麻黄主治咳逆上气的记载，其实咳逆上气不一定指喘，更不一定指支气管喘息，中医用麻黄治喘在古代已有很肯定的临床经验，例如: 伤寒论(9)(二世纪作品) ①＂太阳阳明合病，喘而胸满者，不可下，宜麻黄汤。＂ ②＂阳明病脉浮，无汗而喘者，发汗则愈，宜麻黄阳。＂ 金匮(10)(二世纪作品) ①＂风湿脉浮身重黄苓汤主之，喘者加麻黄。＂喘者加麻黄，一句已明白指出麻黄的药效是止喘。 ②咳逆倚息不得卧，小青龙汤主之。 ③欬而上气，其人喘，目如脱状，脉浮大者，越婢加半夏汤主之。 ④欬而上气，喉中水鸡声，射干麻黄汤主之。 小青龙汤、越婢汤，射干麻黄汤都是以麻黄为主药的方剂，所主治的＂其人喘目如脱状＂，＂咳逆倚息不得卧＂，＂喉中水鸡声＂，等等描写出支气管喘息发作时症状，也因此证实，中医在二世纪已用麻黄止喘，治疗支气管喘息疾患。 麻黄品种繁多渣渣，可因产地不同发生很大差别，如欧美产麻黄几不含有麻黄硷，亚洲产者亦只中国和印度含量最高，还有同一品种同一产地，麻黄所含的有效成份可因时节不同而有高下，根据目前研究中国麻黄所含麻黄硷以秋季为最(11)高令人惊奇的是近研的成果，古人在经验上也早有鉴于此，例如: 宏景曰(六世纪)，＂麻黄生产晋地及河东，今出青州彭城荥阳中牟为胜，蜀中亦有不好。＂ 别录(六世纪)，＂立秋采茎陰乾(12)。＂ 古人采药多有定时，而麻黄的定时是立秋后采茎陰乾。为什么要在立秋时节?这当然和临床的用药经验有关，古人虽然不知道秋花含花成份最高，但古人一定体会着凡立秋所采的麻黄茎入药，最易见效，因此累积了立秋采茎的经验，符合着物质最高的科学实验，并说明中医采用的麻黄，是在麻黄硷含量最高的时候采收入药的。
　　中医对糖尿的临床经验
　　中医的消渴症是包括西医的糖尿病，糖尿病主要的临床诊断是小便含糖，糖量高的小便尿味发甜，小便含糖量的多少，现在可用医化检验方法来测定，但以前只可从尿味发甜的程度上来推测。 欧洲第一位发见糖尿病患者小便甜的医者是Thomas Willis，(13)时间是十七世纪，但中国医者早在七世纪已知道糖尿病患者小便是甜的，例如外台(八世纪作品)引古今录验——＂渴而饮水多，小便数，有脂似麸片甜者，皆消渴病也。＂ 外台引近效——＂消渴病者，每发，小便至甜＂。(14) 每发，小便至甜，在临床诊断方面可肯定是糖尿病了，然而中国医学的经验至今还只是中国医者知道，千年以下的Thomas 皆皆皆皆皆皆却皆皆皆皆知。
　　中医对肺结核和颈淋巴结核同源的认识
　　中国在七世纪已知道肺结核是传染病，当时称传尸骨蒸肺痿如: 外台引蘇游＂传尸亦名转注——气急咳者名曰肺痿，骨髓中热称为骨蒸，内传五脏名曰伏连，不解疗者乃至灭门。＂ 对肺结核初期症候的描写也刻划入微如: 外台引救急论骨蒸＂渐渐瘦损，初者盗汗，盗汗以后，即寒热往来，寒热往来以后，即渐加咳，咳后胭脂色，团团如钱许大……＂ 还有在七世纪已知道肺结核和颈淋巴结核肠系淋巴结核是同源如: 外台引崔氏别录＂骨蒸病者亦名传尸——无问少长多染此病，婴孺之流传注更苦，发乾而耸或聚或分，或腹中有块，或脑后近下两边有小结，多者乃至五六，或夜卧盗汗……＂(15) 脑后近下两边小结，多者乃至五六，是颈淋巴腺结核，腹中有块也可能是肠系膜淋巴腺结核，这二种腺结核和肺结核并存，在小儿是常见的，但在欧洲直到十八世纪始由Laeunec提及，距中国唐朝初期已一千多年，现Laeunec大名已为举世结核病学者所熟悉，而崔氏虽中国医者亦未必都知道，至于向国外报道只余云岫医师生前出席远东热带病学会，曾向大会提出，引起与会学者们很大注意。(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