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傅连暲到顾方舟，他们的抉择注定愧疚，却无悔

　　1955年，江苏南通的医院里来了几位小患者。
　　医生在了解了这些小患者的症状之后发现，他们大部分前一天都还是好好的，第二天毫无征兆地就无法行走了。前所未见的病状，让医生们一时间束手无策，也让这些家长们陷入了极度的不安之中。
　　更令医生们感到惊诧的是，接连几天，同样的小患者急剧增加。
　　一种莫名的危机感悄然而生，相关部门立即组织调查，但没想到，在尚未调查出结果的时候。这种病症陆陆续续在全国各地出现：上海、南京、青岛广西南宁的发病率甚至暴涨三倍。
　　据统计，仅在江苏南通就有2000名小患者瘫痪，死亡人数将近500人，病死率高达27。75。
　　疫情肆意蔓延，恐慌也接踵而至。因为当时我国对这种病毒一无所知，而且就算保住了性命，也会落得终身残疾。
　　然而实际上，对于人类世界来说，这并不是一种全新的病毒。
　　早在1916年，美国纽约就爆发了这种病毒的第一次大流行：9000多个病例中，死亡达2343例。并且，之后的每个夏天，疫情都会如时钟般准时爆发，患者更是有增无减。
　　这种病毒，就是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
　　为了控制疫情蔓延，美国很早便开始了疫苗研究。1952年，毒理学家乔纳斯索尔克研制出了第一支预防脊髓灰质炎的有效疫苗。
　　这种疫苗很安全，也很贵。一针需要10美元，还必须要连打3针。对于刚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来说，这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可防不可治，为了祖国的下一代，脊髓灰质炎必须尽快消除。1957年，顾方舟临危受命。他在病毒定型之后，前往苏联进行学习和研究。
　　在苏联，顾方舟发现，除了美国使用的死疫苗之外，还有一种活疫苗，价格是死疫苗的千分之一，且口服方便。
　　可是，活疫苗顾名思义，病毒还活着，怎样保证他的安全性，成为了摆在顾方舟面前最大的课题。
　　经过反复地思考和研究，顾方舟提出了研制活疫苗的建议。在经过批准之后，他带领研究组集体赶赴云南昆明的大山之中，一砖一瓦地建立起实验基地，从零开始拼命研究。
　　在那个艰苦的年代，实验室的条件十分简陋，研究组的生活更是困苦交加。为了研制活疫苗，顾方舟承担着极大的非议和压力，但研究之路并没有因此而变得平坦。
　　一个又一个动物实验失败了，研究员之中，有人开始动摇了，顾方舟却依然坚定着自己的研究方向。
　　终于，实验体4号成功了。也终于，又一个重大抉择的时刻到来了。
　　动物体实验的成功仅仅是一个开始，能否让万千孩子远离脊髓灰质炎的折磨，必须要经过人体的临床试验。
　　和妻子短暂地告别之后，顾方舟坦然地拿起疫苗，对研究组成员说：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实验体5号。
　　顾方舟的决定令人震撼，但令人震惊的是他度过危险期后的另一个决定：让自己不满一岁的儿子试药。
　　有人说，顾方舟是残酷的，他没有任何立场替孩子做这个决定。
　　可是，别忘了，更残酷的是现实。晚一天研究出疫苗，就会有无法计量的孩子残疾，甚至失去生命。谁又能肯定，这其中不会包括自己的孩子。
　　舍己幼，为人之幼，这不是残酷，是医者大仁。
　　同样的场景，在《啊摇篮》里也出现过。
　　那是一场由百日咳引发的疫情，传染性极强，和脊髓灰质炎一样，除了预防，没有任何有效的治疗方法。
　　作为中央医院的院长，傅连暲在得知有人得过百日咳之后，决定以血克毒，采用相同血型输血的方法代替疫苗。
　　沈元晖强烈反对，她说太危险了，其他的保育员们也纷纷劝阻。只有傅连暲坚定着，他转过身指了指自己的女儿维芳，说：第一个给她输。
　　维芳输血之后，由于反应过于强烈，耳朵聋了。
　　看着平日里最乖巧懂事的维芳，再也听不到声音了，那个瞬间巫月直接泪奔了。
　　没错，家长没有权利替孩子做这样生死攸关的决定。可不论是傅连暲，还是顾方舟，他们身上所担负的，不仅仅是一个孩子的生命。
　　身为人父，傅连暲和顾方舟做出这样的抉择，都是愧疚的。
　　傅连暲含着泪说，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他只希望维芳长大之后不会怪他。
　　顾方舟在给孩子服下疫苗后，不敢眨眼地观察孩子的反应。那十天，大概是顾方舟一生中最痛苦折磨的十天，他害怕任何一种未知的结果。
　　可是身为医者，他们无悔。即使这样的抉择重新摆在他们面前，他们还是会做出同样的决定。因为这个抉择带来的，是几代孩子健康的未来。
　　铭记，感恩，是我们这些因他们而健康的人该做的事情。
　　理想照耀中国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