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也誊小抄!科举制度下的舞弊与反舞弊现象
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封建王朝遴选官吏的最主要方式。对于绝大部分读书人来说,要想改变命运,出人头地,参加科举走仕途是唯一的路子。科举制度的竞争激烈可想而知,舞弊也不可避免的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全过程,历朝历代时有发生。
古人的舞弊方式
舞弊从古到今,都不外乎一些基本的手段,比如藏掖考试资料进场,请有学识的人为自己替考等,然而,在科举制度刚刚起步的唐朝,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唐:托请,公荐,怀挟小抄
唐朝的科举制度中,允许"怀挟",举子们可以带着资料进入考场,如同现在的开卷考试。正是因为这样宽松的环境和氛围,舞弊几乎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大诗人温庭筠就是一个作弊的高手,然而他的方式不是抄袭,而是替别人答卷写文章,做"替考的枪手"远近闻名。
公元前858年的会试,考官们为了防止他进一步作弊,竟然将他的桌子另行摆出,在考试中,主考官全程都把他当做"重点监督对象"。
直到他写完了一千多字的文章提前交卷退场之后,考官们才松了一口气。然而万万没想到,在这一次考试中,在考官们的监视之下,他竟然已经替8位考生完成了试卷,最后也没有被严惩,但极富传奇性的故事却成为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唐朝时期,很多的王公贵族在接受了别人的托请之后,常常也找主管考试的礼部关照自己推荐的人,这个过程中,当然也就少不了请人办事,送礼送好处了。
在穆宗长庆年间,宰相段文昌即将出镇西川,因为接受了原刑部侍郎之子杨浑的珍藏书画,所以不得不找到掌管科举考试的礼部尚书钱徽,请他多多关照;同时,也有权贵找到了钱徽,让他关照自己举荐的名叫周汉宾的举子。
然而,到了出榜之日,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两个都是榜上无名,于是,段文昌马上向皇帝告状,状告钱徽接受了他人的托请,取士不公,最后,钱徽被贬黜,从此之后,托请和公荐也就成为了很多官员徇私舞弊的主要途径。
宋:"假手"和"挟书"
到了宋朝,托请和公荐变成了非法的行径,怀挟也被禁止,然而,考场中的举子们却想出了别的办法。
在宋太宗时期,根据《宋会要缉稿·选举》中的记载:"或假手以干名,或挟书而就试,渐成浇薄,宜用澄清。"
其中的"假手"指的就是替考的人,而"口传答案"或者是写小抄递给别人也成为了主要的舞弊方式。并且愈演愈烈,到了宋真宗景德年间,作弊之风达到了一个高度,皇帝不得不下令,暂停贡举,整顿考场的秩序。而南宋时期,竟然有人专门卖适宜作弊的小册子,"高价竞售,专为怀挟之具,则书不必读日期矣。"(《宋会要缉稿·选举》)
古代的小抄
明清:"冒籍"
到了明朝,作弊之风仍然没有得到制止,舞弊的方式反而更加多样,有的主考官竟然亲自当起了"枪手",更有甚者,有的主考官为了博得上司的欢心,竟然和官员联起手来作弊。
不仅如此,明代还有"冒籍"作弊的案例,因为明代按照解额的地区来划分参加考试的名额,很多的举子为了去名额较多的地区应考,竟然通过关系来改冒户籍,和今天买户口到分数线较低的地区应考是一个道理。虽然当时的朝廷也在三令五申的禁止,但是收效甚微。
见招拆招的反舞弊举措
既然古代舞弊之风如此盛行,那么作为统治者,怎样杜绝和改良这样的状况呢?
唐:举子结保
在唐朝,朝廷非常注重行政官员的选拔,开始实行举子之间相互结保的方式,如果有一人作弊,那么这一组结保人三年都不能赴考。
在《通典·卷一五》中记载:"礼部阅试之日,皆严设兵卫,荐棘幽之,搜索衣服,讥呵出入,以防假滥灼。"可见对于举子进场的流程越来越规范。
唐朝的统治者认为,科举制度并非只是为了追求形式上的公正,这样的形式背后,最终目的还是为了选择合适的人才。
为了避免考试中对于人才的"遗漏",唐朝还有"公荐"和"行卷"的做法,举子可以在考试之前,将自己写好的诗文选择优秀的加以编辑,投递给当时的文坛巨子和名贵公卿,以便得到他们的赏识,在同僚之间制造一定的影响力向考官"公荐"。
两宋:隔间就坐,校验笔迹
两宋时期,为了杜绝舞弊,朝廷出台了严密的政策,要求各科的举人们隔间就坐,监考和监察的分工需要明确规范,还有着"私相授受,犯者用不得赴考"的规定;
同时,还需要认真检验考卷上的笔迹,并且实施考场门口"上久冰冻,解衣露立,搜检军二名,上穷发际,下至膝踵,裸腹赤趾,防怀挟也"(见《霞外捃屑》卷五《应试文》)。"
明太祖朱元璋对此做法不以为然,他认为,这些举子都是读过圣贤书的学识之人,怎么能够用对付盗贼的方式来对待他们呢?然而,当时也没有更好的替代方式。
明清时期:规范律法,规范参考举子服装和干粮
在明清时期,统治者对于舞弊之人的惩罚加重,对考试中的每一项作弊行为都有严格的律法规定,然而,在组织舞弊的过程中仍然是难题不断。
到了康熙年间,只好规定考试的举子入考场时只能穿戴拆缝的衣服和单层的鞋袜,只能用小篮子提着自己带进去的食物和笔墨,可见,朝廷对于作弊的预防措施,能想的都想到了。
在乾隆十一年,才思敏捷的乾隆突发奇想,命令官员对次年举行的顺天乡试进行搜检,使用了大批的军役,凡是搜到一个夹带之人,就可以得钱三两,结果,在重赏之下军役们极其认真,搜到了结果是,头场夹带者21人,二场夹带者20人。
这个事件让乾隆皇帝大为愤怒,于是他一连下了七道谕旨,斥责作弊之人,从此以后,礼部在皇帝的震慑之下,变得更为小心和谨慎,落实更改了相关规定和细节,就连考生们的衣服和尺寸都有严格的规定,连他们带进考场的干粮都要掰开了检查。
从上面的案例中,我们不难发现,吏制的腐败往往和作弊脱不开关系,一些官员,自己经历过科举考试,深知考场中的人情世故,金钱利益,只要一入此途,定然和方方面面的一些人脱不开关系。
而操作者一旦深陷制度的囹圄之中,有了利益的干预,纵使政策的初衷是美好的,但是实施起来也难免南橘北枳。
参考文献:
1,《霞外捃屑》卷五《应试文》
2,《通典·卷一五》
3,《宋会要缉稿·选举》
4,《通典·卷一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