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我材必有用语言智能

　　语言智能在人类社会中主要有四种用途：
　　第一种是语言的说服功能，这是使用语言去说服其他人，使之乐意以特定方式从事某种行为的能力。虽然这是政治领导人和法律专家已经发展到极致的能力，但那些渴望再吃一块蛋糕的三岁儿童，也已经开始在培养自己的这种能力。
　　第二种用途是语言的记忆潜能，即使用语言作为工具，帮助人记忆信息——从财产清单到游戏规则，从寻找路径的方向到控制机器的程序——的能力。
　　第三种用途，是语言的解释作用。世界上许多教和学的过程，都是通过语言来进行的。历史上曾有主要依靠口头教学，即通过朗读诗篇、采集谚语和格言、或通过简单的口头解释来进行的教学活动。而现在，则越来越习惯使用书面语言来进行这种活动了。从科学的领域中，我们也能找到这方面的有力证明。尽管逻辑–数学的推理及其符号系统有着明显的重要性，但语言仍然是科学教科书中传授基本概念最理想的方式。此外，语言在促进科学的新发展以及解释这种发展时，也提供了十分关键的表达方式。
　　最后一种用途，是语言有解释其自己行为的潜力，即运用语言去思考语言的能力，也就是进行＂元语言学＂分析的能力。我们可从年幼儿童使用的语言中，发现这种能力的表现。他会说：＂你指的是X还是Y呢？＂——这就引导对他说话的人，去思考他先前用过的语言。
　　语言智能在个体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巨大差异。我们从儿童最初说话时所用单词种类的差别中（有的儿童首先说出物体的名称，有些儿童则避免用名词而喜欢用感叹词），从儿童盲目模仿年长者发出信号的程度上，就能看出这种差异（有的儿童模仿，而有的则几乎根本不模仿）。而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从儿童掌握语言主要方面的速度与技巧上，也能够看出这种差异。
　　有人在这方面就特别早熟，他在模仿成人及其风格与谈话口吻时，非常熟练。他在5岁的时候，就能以语言的流畅而使听众着迷。从那以后不久，他就开始写作，很快写成了整整一本书。他完全不考虑自己所写的东西是否会被人阅读，而是从写作中，从用笔的自我表达中，发现了他自己的价值。
　　作家把他们的写作技巧，看成是每天需要锻炼的肌肉。每日必写，是他们的口头禅。
　　在教育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与神经系统有关的阅读方式，可能取决于某种特殊文化所看重的法则。在西方以音素为基础的语言系统中，阅读尤其取决于大脑种处理语言声音信息的区域。但在那些偏重表意阅读的东方语言系统中，阅读则更主要取决于解释图像资料的神经中枢。（那些学会了阅读的耳聋者，也会有相同的依赖现象。）最后，对于日语来说，既有音节文字（假名）阅读系统，又有表意（汉字）系统，这两种阅读机制都集于同一语言之中。
　　而在这种能力之上的，还有那些表现出非凡雄辩能力的人，他们都有着极高的政治才能。当代非洲和亚洲的许多杰出领导人，都拥有公认的高超的语言技能。
　　英国公立中学毕业生或美国南部地区的许多人，从儿童时期起就十分重视政治辩才的培养，而且他们经过训练的这种才能，一直延续到老年仍未消失。实际上，我们这个社会对辩论口才的敬重，可一直溯源到政治权力一般由具有较高语言技能者掌握的古希腊时代。
　　如果认为我们这个社会已经渐渐不再重视语言能力的话，那就错了。请看一看美国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约翰·肯尼迪总统或罗纳德·里根总统，这些熟练演说家的政治效果很能说明问题。尽管如此，相比之下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确实不那么特别重视语言技能了。在某些时刻相对并不太重要的逻辑–数学形式的智能，当然也就和语言智能一样受到了重视。此外，尽管传统文化中的重点，依然是口语、辩论才干和文字游戏，但我们的文化却相对地更加重视书面语言，也就是更加重视阅读获得的可靠信息，更加重视通过书面文字恰当地表达自己的意图。
　　尽管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无疑都依靠了某些相同的能力，但要在书面上恰当地表达自己，还需具有额外的特殊技巧才行。在口头交流时，人们还需学会并且运用非语言的表达方式（如手势、抑扬顿挫的音调）。人们有时需要能够只用文字，来表达自己想要说明的论点，这常使初学写作的人感到困难。如果一个人在某种表达手法上变得越发娴熟，那么他在另一种表达手法上，很可能就更难成为优秀的人物。
　　长篇作品（如长篇小说、历史、课本）的写作，对文字的组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种要求与比较短的书面语言载体，如一封信或一首诗的要求不同；与对口头语言的载体（无论是简短的谈话、长段的演说还是心口相传的诗歌朗诵）的要求也不同。在信息量较少、内容比较紧凑的诗歌中，语言关注的重点是每一个词汇的选择，是词汇之间的转换；而小说语言关注的重点，必然是一系列思想和主题的表达，这些观念与主题相互之间，也许有着复杂的关系。当然，对于小说来说，词汇的选择仍然是重要的，但与思想、主题、情绪或场景的成功描写比较起来，必然显得次要一些了。当然，有些小说家，如乔伊斯、纳博科夫或厄普代克，表现得像诗人一样，喜欢精心选择辞藻。但另外一些小说家，如巴尔扎克、陀斯妥耶夫斯基，与他们比较起来，显得更加醉心于主题与思想的表现。
　　无论是写诗，还是在演说竞赛中获胜，字词的选择都被证明是重要的（如果不是万分重要的话）。
　　科学家当然需要依靠语言，把自己的发现公布于众。另外，正如我所注意到的，科学上的突破，常常是通过给人以深刻启迪的讲学，或通过精心撰写的论文，而为人所知的。同样，这里的重点并不在语言本身，而在于思想和理念的交流。当然，这种思想和理念的交流，可能已由其他的文字形式实现了，而最终，则完全靠图像、图表、方程式或其他符号做出恰当的表达。弗洛伊德最初也许需要这样一种比喻，即一个任性的骑手骑在一匹马上这样的隐喻，来说明自我与本我之间的关系；而对于达尔文来说，则受益于＂生存竞争＂的隐喻。这使得那些从未读过这些学者著作的人，甚至那些从未接触过他们提出概念的最初表述的人，最终也能理解并赞成他们的理论。
　　尽管语言可以通过手势、文字来传达，但它在本质上仍然是由耳朵听的一种音响系统和信息的产物。如果过分轻视人类的语言与听说系统之间的结构性关系，那么对于我们理解人类语言的进化、理解语言进化在当今人类大脑中留下的痕迹来说，都可能是有害的。同时，一位仅仅专注大脑解剖学定位的语言研究者，也许会忽视语言的惊人的灵活性，会忽视人类为交流与表达目的的需要，运用（无论是熟练的还是笨拙的）语言遗产的各种不同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