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50年（连载4在新疆的日子里）刘生文

　　4、在新疆的日子里
　　被父亲强行勒令退了学，我一下子跌进人生的低谷。颓废、绝望，孤立无援。除了一天去生产队闷闷不乐的编蓆子、搓草绳，一有闲空，我就偷偷地躲在牛棚里读《三国演义》、《西游记》、《说岳全传》、《唐诗三百首》，以此来打发绝望的时光。心情灰暗的时侯，我就摩仿古典文学中的诗词，一首一首往下写，有时侯，一天能写十几首。我写的那些狗屁不通的诗，大都反映了命运对我的不公，或者对现实生活的不满，或者漫骂队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祸事临头。
　　写诗的小本儿竞然不知什么时侯丢了，我感到忐忑不安。
　　有一天，我被传到大队革委会，在一间办公室里，坐着革委会的几个头，还有那个姓王的工宣队长。那个王队长用揶揄的口气问我:＂刘大诗人，知道为什么把你请到革委会来么？＂
　　一听王队长称我诗人，我就有一种大祸临头的预感。但我强装镇静，没有回答工宣队长的问话，还表现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
　　王队长被我激怒了，他从口袋里掏一个小本儿＂啪＂，重重拍在桌子上，给我上钢上线:＂刘生文，你反动透顶，你书写反动诗词，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污蔑革命干部，你不但没有丝毫悔罪态度，还想和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你该当何罪？＂
　　事己至此，我己无所畏惧，头掉了不就碗打个疤么！我开始回击:＂姓王的，老子就写反动诗了，你能把老子咋着？＂
　　我看到王队长浑身发抖，脸色铁青，双唇发紫，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起身走出去。
　　办公室里就剩下大队革委会主任高柏山，副主任刘生正，还有我。高主任责怪我:＂你吃了豹子胆，咋敢顶撞上面派下来的工宣队长，小伙子，你等着，你不会有好果子吃！＂
　　那天夜里，队上召开社员大会，批判我的反革命罪行。
　　队上那个看我不顺眼的政治指导员审问我:＂刘生文，你老实交待，你是不是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我血冲脑门子，没好气的回答:＂林彪掌着军权，都没弄成个事，我无一枪一卒，能颠覆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么？＂
　　有人说，刘生文这小子野心不小哇，还想当军委主席！
　　工宣队长上场了，他翻看我写诗的小本，当众念了几首我胡写的打油诗，又是一番上钢上线，还说我的反革命气烟十分嚣张，应该批倒斗臭，再踏上一只脚，让我永世不得翻身！
　　有人就举拳头喊口号:＂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刘生文！＂
　　一屋子人就举起拳头，参差不齐地喊起来。
　　从那以后，小会批大会斗，弄的我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回到家，一家人也批斗我，父亲说我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感到自己无路可走，我产生了外逃的念头。
　　1973年春节刚过，队上的落后青年刘生勤找到我，说他想上新疆，问我想不想去？我说想去，可惜我手头没钱，等弄到一些钱再说。
　　是四月中旬的一天，刘生勤找到我，他说弄到了一笔钱，说明天就让我跟他去新疆。我问这么急干啥？他说他偷了他老子的120块钱，正好他老子去南湖看舅舅，一两天就回来，不跑不行了。
　　第二天，我们神不知鬼不觉，就搭一辆便车去了玉门镇。
　　平时，我们跟蒲新文关系不错，刘生勤建议去玉门二中叫上学拖拉机驾驶技术的蒲新文，说多一个人，跑出去也好有个照应。于是，我们就去找蒲新文，没想到他就答应跟我们去新疆。当夜，我们就乘上开往新疆哈密的绿皮火车，第二天八点，我们在哈密站下车。
　　逃跑容易，每人花五块钱就坐火车到新疆了，但我们来新疆干什么呢？是要饭，还是当盲流（盲流俗称流窜犯）？闲下来，我们三人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呢！我们三人，刘生勤有100多块钱，蒲新文身上只有20几元钱，而我，身上却不足10块钱。最初的日子，我们每天还能吃一份红烧肉（每份四角三分钱），夜里就躺在火车站侯车室。日子过去十几天，刘生勤说身上的钱花光了，蒲新文也说身无分文。没有钱，就断了顿，举目无亲，我们濒临绝境。
　　天无绝人之路，见我们像幽灵一样在街上游荡，一个好心的大伯问我们，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
　　我们都低下了头，我们的困难，能对大伯说么？
　　听口音，那个大伯是酒泉人，我就斗胆问他老家是不是酒泉的？大伯高兴的点了点头。异地遇老乡，让我喜出望外，我就把遇到的困难告诉他。大伯不加思索，从口袋里拿出一卷毛票，说:＂这是五块多钱，你们先拿着应应急。到了新疆这地方，就别担心饿肚子。这个季节，正是桑葚成熟的时侯，市场上，一斤才三分钱，城外的村子有一条水渠，渠沿上长满了桑树，你们守着那么多桑树，够你们吃一阵子的。＂说着，大伯带我们出了城，走不多远，就看见大伯说的桑树。走到渠边，就能闻到桑葚的香甜。我们顾不了许多，就摘着吃起来，还不时的东张西望。大伯说让我们不用怕，就是来了人，也不会说什么的。
　　可树上的桑葚总会有摘完的时侯，我开始担心往后的日子该怎么办？
　　到了五月初，树上的桑葚就稀少了，挨饿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哈密城就在火车站南边，大倒是挺大，就是破破烂烂的，我们几个漫无目的在大街小巷游荡，累了，我就找个地儿坐下，从书包里掏出一本书看。一个长相好看的中年妇女停在我身边，我不知她想干什么，心里有点紧张。那个女人在我面前蹲下来，用柔和的口吻问我:＂小弟弟，你会写东西么？＂
　　我回答:＂我会写小说，会写散文，还会写诗，别的就不会写了。＂
　　那个女人喜出望外，她说:＂看不出你还是个文人。＂然后她问我是哪里的人，是干什么的，我就一五一十告诉了她。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我意想不到。她从衣袋里掏出一张五元的票子，塞到我手里说:＂小弟弟，你帮我写一份离婚申诉书，这五块钱就归你。＂我说我没写过这种东西。她说，你只管把问题写明白就行。我点头应允。接下来，她慢慢给我叙述了离婚的理由。原来，眼前的女人是个老师，男人是一个部门的头，却背着她和几个女人乱搞男女关系，她无法忍受，坚决和他离婚。听完她的叙述，我从书包里拿出纸笔，不到一个小时，就写好了。那个老师看了一遍，直夸写的好，还说我是个当作家的料。那个老师临走时，给我出了个主意，干脆让我摆摊替人代写书信，状子，说不上一天能挣个十块二十块，这样，生活费也就解决了。说完她匆匆走了，也就过了半个小时吧，她又来了，一个手里拿个小马扎，一个手里拿一块硬纸板，上面写着：代写书信，状子。
　　从此，我就天天坐在街上等人来找我写东西。有时一天能十块八块，有时一分钱也挣不到。通过给人代写书信，我想起了一件事，队里的富文生大叔，他大哥1959年跑到哈密，在哈密县红光公社红光三队落了户，他叫富常生，我经常帮文生大叔给他大哥写信，我想到去寻找富常生大叔。
　　一个晴朗的日子，我们三人踏上了寻找富常生的路。踏破铁鞋，历尽千辛万苦，在黄昏时分，我们终于找到了富常生的家。富常生看上去是一个厚道人，他问我们是因什么原因来新疆？我撒了个谎，就说家乡发了大水，就出来逃荒了。常生叔不仅信了，还痛痛快快收留了我们。
　　常生大叔没儿子，就养了三个丫头，大的叫琴琴，17岁，上高一，二的叫毛毛，15岁，上初一，小的叫秀秀，12岁，上小学五年级。很快，我就跟那三个小妹妹涽熟了。琴琴数理化学的好，语文学的一般，最怕写作文。有一天下午放学回家，坐在书桌前，抓耳挠腮，坐立不安，不知遇到了什么麻烦。我关切地问她，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她告诉我，高一年级举办作文比赛，语文老师要求每个学生写出一篇2000字以上的参赛作文，琴琴说她真不知道写什么。我问是命题作文，还是自由命题？琴琴说是命题作文，一共三个题目，分别是《我的理想》、《我的老师》、《一件难忘的事》。我问她:＂给我说说，你的理想是什么？＂
　　她告诉我，她的理想是将来当一个老师。我告诉她，这个题目能写好，你就写这个题目。她说，不知从什么地方入手，咋写也凑不够2000个字。我就启发她，引导她，帮她打开写作思路。琴琴受了启发，伏在桌子上写起来，一两个小时，就写了一千多字。我又帮她加工、润色了一遍，比草稿好了许多。她读了一遍，高兴的跳起来。
　　几天之后，琴琴放学回到家，说她的作文在全年级组得了一等奖，学校开了发奖大会，奖给她一个笔记本，一杆钢笔，一个文具合。琴琴是个憧得感恩的女孩，她说，要不是我帮她三番五次修改，依她的水平，怕是连最次的奖也得不上。
　　琴琴的作文得了奖，毛毛和秀秀说我这个哥哥偏心，只给姐姐辅导，不给她俩辅导。没办法，我就索性给毛毛和秀秀精心辅导。就那样，我就和常生大叔家的三个女孩形影不离，难分难舍。
　　常生大叔是个木匠，有时常常在家干些私活，能挣不少现钱。我对技术活天生敏感，就主动给他打下手，凿凿板凳眼什么的。大叔夸我心灵手巧，说如果我跟他学手，不出半年，就能当个好木匠。
　　有一天，大叔把我叫到木工栅，对我说了一件让我始料不及的事。他很认真的告诉我，说他膝下无子，想招一个上门女婿，让我留下来，等琴琴一两年高中毕业，就让我们结婚。大叔还说琴琴妈也同意，她跟琴琴说了，琴琴捂着脸笑呢。
　　这事太突然了，我不知该怎么应付。
　　大叔让我赶快去城里，把我的两个伙伴甩掉，说那两个人，又懒又没眼色，养在家里只能吃闲饭。大叔私下里给了我三十块钱，说最好让我的两个伙伴回老家去。说实话，为了逃避老家的那种政治斗争，我真想留在富大叔家。
　　那天夜里，蒲新文和刘生勤睡了后，琴琴笑着给了我一张纸条，我至今都记得，上面写了这样几句话:＂哥哥，我喜欢你，你就留下来，我们一家人都喜欢你。哥哥，将来我当老师，你当作家，我们会幸福的生活一生。＂
　　第二天，我们三人就离开了常生大叔家，去了火车站。我建议蒲新文赶快回去，回去给学校说点好话，说不上学校会让他继续学习。我让刘生勤也回去，这儿不是久留之地，我说自己不想接受大批判，想去流浪一段时间。蒲新文和刘生勤同意回去，我给他俩每人10块钱。当晚，我就把他俩送上车，我就睡在火车站侯车室，第二天回常生大叔家去。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当天夜里，我就被铁路警察扭送到哈密收容所，过上了忍饥挨饿的牢狱生活。
　　大约过了20天，刘生勤的父亲找到收容所，说我教唆他儿子偷走家里仅有的100多块钱，把他儿子拐跑了。就那样，我被当作人质押回了家。
　　世事无常啊！
　　回到家不久，文生大叔来找我，他把一封信交给我，是琴琴的亲笔信。信中告诉我，她爸爸去城里到处找我，最后找到哈密收容所，才知道我被家乡的人带走了。琴琴求我收到信，马上回去，说她想我都想疯了，说我如果不回去，他就不想活了。
　　我何尝不想回去，可我被民兵监视起来，插翅难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