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人类的福音

　　杂交水稻之父
　　这是一个被延宕了许久的话题，还得从袁隆平第一次走出国门说起​‍‌‍​‍‌‍‌‍​‍​‍‌‍​‍‌‍​‍​‍‌‍​‍‌​‍​‍​‍‌‍​‍​‍​‍‌‍‌‍‌‍‌‍​‍‌‍​‍​​‍​‍​‍​‍​‍​‍​‍‌‍​‍‌‍​‍‌‍‌‍‌‍​。
　　那是1979年4月，袁隆平应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之邀，飞抵IRRI总部所在地马尼拉​‍‌‍​‍‌‍‌‍​‍​‍‌‍​‍‌‍​‍​‍‌‍​‍‌​‍​‍​‍‌‍​‍​‍​‍‌‍‌‍‌‍‌‍​‍‌‍​‍​​‍​‍​‍​‍​‍​‍​‍‌‍​‍‌‍​‍‌‍‌‍‌‍​。 马尼拉和长沙之间没有时差，但那个温差实在太大，此时的长沙还是清明时节雨纷纷，而赤道热风中的马尼拉已是一个酷热无比的大蒸笼，不过，一个长时间追逐太阳的人，他对这样的温差也早已习惯成自然，感觉就像是一次南繁之旅，只是走得比天涯海角更远​‍‌‍​‍‌‍‌‍​‍​‍‌‍​‍‌‍​‍​‍‌‍​‍‌​‍​‍​‍‌‍​‍​‍​‍‌‍‌‍‌‍‌‍​‍‌‍​‍​​‍​‍​‍​‍​‍​‍​‍‌‍​‍‌‍​‍‌‍‌‍‌‍​。
　　拥有两千多万人口的马尼拉被誉为＂亚洲的纽约＂，它不只是菲律宾共和国的首都，也堪称是一座国际稻都。 1962年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出资，菲律宾大学提供土地，在马尼拉远郊建立了国际水稻研究所总部，这是亚洲历史最久也是最大的国际农业科研机构，其性质是一个自治的、非盈利的水稻研究与教育组织，以减轻人类的贫困和饥饿、提高水稻种植者和消费者的健康水平、保证水稻生产的环境可持续性发展为使命。 IRRI有着广泛的科研范围，很多研究课题都是由育种家和生理学家共同参与，如遗传改良、生物信息学技术在功能基因的发现与识别、基因与蛋白质的表达与功能研究、水稻品质研究、转基因研究等。 该所是最早与中国开展合作的国际农业研究机构之一，也是袁隆平和中国杂交水稻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第一座桥梁。
　　2016年9月下旬，一场台风过后，我对菲律宾的杂交水稻作了十余天的田野调查。 到了马尼拉才发现，我憧憬已久的IRRI总部其实并非设在马尼拉，而在马尼拉以南约一百公里的内湖省洛斯巴尼奥斯镇。 此时，离袁隆平第一次抵达这里已时隔三十七年，对于人类那已是遥远的记忆，而一座造型别致、很有现代感的大门，连同那一幢幢很有现代感的建筑，仿佛故意抹杀了岁月，没有太多的沧桑感，也不见遮蔽阳光的沧桑树影，那在时光和年轮中铺展开的稻田，播种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种子。 ——这是那些聪明绝顶的科学家不断创造水稻新品种的试验田，也是保存和传承全世界水稻品种的资源库。 这么说吧，如果某一地区的稻种在自然灾害或战火中毁灭殆尽，你在这里还能找到保存下来的种子和秧苗。
　　旷野中的一条路，被白得耀眼的阳光照得像一束光芒，当年，年届天命的袁隆平就是从这条路上走过来的，那还是他第一次参加国际水稻学术会议，第一次在世界上亮相，而中国杂交水稻也随着他的身影从此进入了国际视野。 那次会议有来自二十多个国家的两百多名科学家出席，几乎都是国际水稻研究界的名流大腕，而袁隆平在他们眼里还是一副陌生的面孔，冠盖云集之下，名流大腕们都在互相握手、热烈拥抱，其实也没有几个人注意他。 直到他用英语宣读论文时，很多人好像才突然发现了他，又像在重新打量他。 他那一口流利的英语和一副像稻农一样黝黑而质朴的脸孔，感觉就像两个人。 这与他无关，他从来不关注别人怎么看自己。 在一双双几乎是瞪着他、逼视着他的眼光下，他的意念全然集中在他的一个个论点上。 渐渐地，台下变得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在静悄悄地谛听一个来自中国的声音。 这篇题为《中国杂交水稻育种》的论文，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没有一句话是可以轻视或不值得关切的，袁隆平和中国杂交水稻艰苦卓绝的探索之路，又几乎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完成，与其说像一个神话，弗如说像一个秘闻。 事实上，这也是袁隆平第一次将中国杂交水稻的技术路线向国际水稻界公开通报。 而国际水稻研究所自1970年就启动了杂交水稻的研究课题，但由于一些关键性的技术难题一直难以从根本上突破，不得不于1972年中断研究。 以国际水稻研究所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几乎可以调动国际水稻界最具智慧的头脑，拥有世界上最尖端的科研设备，还保存了全世界最丰富的水稻品种资源、知识和信息，但他们却没有取得成功，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偏远山区的农校教师，怎么又会攻克这一提前判了死刑的世界性难题呢？ 这让很多人满脑子里充满了惊叹号和问号。
　　一位印度专家发问了，而且一问就问到了那个关键的难点上：对水稻这种自花授粉植物的杂种优势的利用，主要取决于异交率的高低上，异交率越高，杂种优势的利用率也就越高。 这是谁都知道的，但如何提高异交率又是最难的，中国杂交水稻的异交率如此之高，是通过怎样的方式达到的？
　　袁隆平用眼神跟那位长着一脸大胡子的印度专家打了个招呼，带着他那刚果布式微笑答道：＂我们采取的办法其实很简单，一是割叶，以此扫除花粉传播的障碍； 二是进行人工辅助授粉（Supple-mentary pollination），通过试验，目前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赶粉。 ＂
　　赶粉？ 一位澳大利亚专家特别好奇，他抢过话筒问袁隆平怎样赶粉。
　　袁隆平一边微笑一边打着手势比画说：＂在目前的条件下，这是我们自己摸索出来的一种土办法，先在制种田里间隔种植母本（不育系）和父本（恢复系），到了扬花期，当母本和父本花期相遇时，在晴天中午时分，用一根竹竿或两头牵扯的长绳扫过父本的穗子，使父本雄蕊的花粉振脱而出，这些花粉就会均匀地飘落到母本张开的颖花柱头上，这样就可以促进母本受精，提高异交率，从而产生更多的杂交一代（F1）种子。 ＂
　　这方法听起来还真是很简单，甚至很原始，但科技含量很高，而中国人竟然就在这种简陋的条件下，攻克了一道世界性难题，让满堂又发出了一片惊叹声。 尽管这些专家对中国杂交水稻尚未眼见为实，但通过袁隆平严谨而缜密的论述和绘声绘色的描述，那赶粉的场景仿佛历历在目。 当袁隆平回答了所有的疑问后，与会代表一致公认，中国杂交水稻无论在研究上，还是推广应用上，已经跨入了领先于世界的第一步，至少在中国人之前，还没有谁把一粒杂交水稻种子从试验田里推广到农民的田间地头，不是不想推广，而是还根本没有人像袁隆平一样培育出可以大面积推广应用的种子。
　　中国杂交水稻能在如此艰苦简陋的条件下迈出了世界性的第一步，让此前那些半途而废者又有了奋起直追的信心，就凭他们所拥有的科研设备、品种资源，只要借助中国杂交水稻技术，就有成功的可能。 就在袁隆平第一次走进IRRI总部后不久，当年10月，国际水稻研究所便与我国签订了合作研究杂交水稻的协议，中断了七年之久的杂交水稻研究课题又重新上马，而他们要延请的中国专家，袁隆平理所当然是第一人。 不过，从接下来的事实看，他们还是有点看扁了这位像稻农一样的中国专家了。
　　袁隆平第二次去菲律宾的时间有些不确定，据他最近回忆是1981年10月，但在《袁隆平口述自传》一书所附的年表中则为1980年。 这年5月，他先是应邀赴美担任杂交水稻制种的技术指导，随后才转赴马尼拉。 作为IRRI特聘研究员，他一开始在待遇上并未提出什么要求，反正有例可循，你给别的特聘研究员什么待遇，就给他什么待遇。 但一看IRRI给他开出的月薪，竟然是八百五十美元，他愤怒了。 诚然，八百多美元，这在当时的中国国内实在不低了，差不多是一般科技人员的十倍，但在IRRI却是实习研究生的标准。 袁隆平不是来这里实习的，而是来这里进行技术指导的中国专家。 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黑着脸向所长斯瓦米纳森（M.S.Swaminathan）提出了严正抗议，连那又黑又硬的短发也一根根挺立着，抗议之后他就准备拂袖而去。
　　斯瓦米纳森博士曾担任过印度农业部长，也是国际著名的水稻专家。 在他的印象中，袁隆平是一位衣着简朴但言行得体的中国专家，别看他外表像一个稻农，骨子里却有一种绅士风度。 他确实看得很准，但他此前还真没有看出这个中国人骨子里还有另一种东西——一股硬气。 此时，一看不对头，他赶紧向袁隆平连声道歉，那一向显得挺拔而傲岸的身躯，在一位中国专家面前一次次俯首弯腰。 但袁隆平还是执意要走，斯瓦米纳森赶紧用双手紧紧抓住袁隆平的手，热乎乎地极力挽留他，并把袁隆平定为特别研究员，将每月工资提到一千七百五十美元，比研究员还高出五十美元，一直挺着腰杆、黑着脸的袁隆平，这才答应留了下来。
　　但他一直有些疑惑，IRRI怎么会给他开出一个实习生的月薪呢？ 后来，斯瓦米纳森博士才对袁隆平透露了真情，那时袁隆平在中国国内的地位不说很低，也确实不高，又没有博士学位，而在IRRI进行技术指导、合作研究的不说博士，很多都是院士，如果给袁隆平同等待遇，他们担心这些国际著名专家不服气，钱还是小事，主要是担心他们觉得丢面子。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尽管袁隆平在1979年的国际水稻学术会议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与会的国家专家也一致公认中国杂交水稻的研究和推广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无论是斯瓦米纳森本人，还是其他专家，都还没有亲眼见过中国杂交水稻，也并不完全相信杂交水稻有那么神奇。 当然，还有一个不说袁隆平也能猜到的原因，那时候中国刚改革开放，国际地位并不高，而一个科学家的国际地位与自己祖国的国际地位往往也是成正比的，不一定是绝对的，但至少是相对的。 或许，就是这样综合权衡之后，IRRI才决定给袁隆平八百多美元的月薪，而相比于中国科研人员那么低的工薪，IRRI估计袁隆平应该可以接受。
　　袁隆平听了哈哈一笑​‍‌‍​‍‌‍‌‍​‍​‍‌‍​‍‌‍​‍​‍‌‍​‍‌​‍​‍​‍‌‍​‍​‍​‍‌‍‌‍‌‍‌‍​‍‌‍​‍​​‍​‍​‍​‍​‍​‍​‍‌‍​‍‌‍​‍‌‍‌‍‌‍​。 斯瓦米纳森既然说了实话，他也是实话实说：＂我们在国内是从来不争经济利益的，但到了您这儿，那就不一样了，我也不在乎钱多钱少，但不能不在乎中国科学家的尊严！ ＂
　　后来有人说，斯瓦米纳森和袁隆平是＂不打不相识＂，此言不虚，斯瓦米纳森对一个中国专家乃至对中国都有了更深的理解，而袁隆平对世界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尽管得到了应有的国际待遇，但他并不觉得有多高兴，这事让他打心眼里反思，如果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落后于世界，如果一个科学家在自己的祖国都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地位，在世界上也会被人们小瞧。 一切的真实就是如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尊重科学，尊重自己的科学家。 随着袁隆平在国内的地位节节攀升，尤其是他领导的全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获得国内第一个特等发明奖后，他的国际地位也显著上升了。 斯瓦米纳森博士就是这样直说的，＂我们看到中国政府给您颁发了‘特等发明奖’，而且您的伟大成果也让我们亲眼看到了＂，于是，才惊现了让袁隆平遭到＂突然袭击＂的一幕，那也是让无数中国人倍感荣耀的一幕，又不能不说，那也是让我们的某些同胞一直到现在还颇为纠结的一幕。
　　那次＂突然袭击＂发生在1982年秋天，袁隆平一如既往地来到马尼拉，出席IRRI一年一度的国际水稻学术会议，但这次的气氛却有些不同既往的庄重，斯瓦米纳森所长事先没有打招呼，在会议开幕前就请袁隆平到主席台就座，那还不是一般的请，他还特意走向袁隆平，微微躬身，一只手向前伸着，一步一步地引领着袁隆平走向主席台。 在这个庄严的行进过程中，在他们前方的屏幕上，投影机打出了袁隆平的巨幅头像，同时迭出了醒目的英文字母——＂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袁隆平看见了，他仿佛还是第一次看清楚自己的模样，而且是和＂杂交水稻之父＂叠加在一起，这让他感到很突兀，却也很镇定。 而此时，来自世界各国专家一齐起立，一齐看着他，这与他们第一次看他的目光是不一样的，那眼神里透出来的不是审视，而是向他行注目礼。 当袁隆平登上主席台后，斯瓦米纳森博士用充满了敬重的声音说：＂今天，我十分荣幸地在这里向你们郑重介绍我的伟大的朋友、杰出的中国科学家、我们IRRI的特邀客座研究员——袁隆平先生，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称为杂交水稻之父，他是当之无愧的！ 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 他的成就给世界带来了福音！ ＂
　　在一连串伟大的、杰出的、当之无愧的礼赞过后，全场再次起立欢呼，向他鼓掌致敬，一个中国科学家的身影，在目光、灯光和镁光灯的交相辉映下，如同一个迸发出奇异光辉的晶体。 他的世界级声誉由此开始。 随着一个＂杂交水稻之父＂的命名，袁隆平和中国杂交水稻，在第一时间就如同旋风般席卷了菲律宾各大媒体，随后又在中国和世界上产生了螺旋传播效应，一个＂杂交水稻之父＂像农人一样质朴的形象，带着他那标志性的刚果布式笑容，从此在国际上扩散开来，如今这个荣誉称号早已不用打引号，他成了袁隆平的另一个名字。 中国的袁隆平，从此成了世界的袁隆平。 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世界公民。
　　袁隆平没有谢绝＂杂交水稻之父＂这一称号。 对于他，这其实不是荣誉，也不是比喻，一切的真实就是如此，他倾注心血培育出的杂交水稻，就是他的亲生孩子啊，他为之付出的爱与精力，甚至远远超过了对自己的几个儿子的。 诚然，那曾经遭遇的屈辱，让他感觉到一个中国科学家要赢得国际同行的一致公认和尊重有多么不容易，而以中国杂交水稻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这是应有的、当之无愧的尊重。 对此，袁隆平感到＂很欣慰，很受鼓舞＂，但在会后，他又半开玩笑地对斯瓦米纳森说：＂您今天这样突然袭击，大张旗鼓地‘贩卖’我，可真叫我有点措手不及呀！ ＂这正是斯瓦米纳森特意要给袁隆平的一个惊喜，也是一次迟到的加冕和正名，斯瓦米纳森就是这样说的：＂今天，也算是我们正式为您正名吧！ ＂
　　只有正视，方可正名。 如果说袁隆平和他领导的全国秈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获得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特等发明奖，是来自祖国的最高肯定，那么袁隆平在1982年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则从一开始就不是中国关起门来的自我加冕，而是国际同行对袁隆平和中国杂交水稻的高度认可，是来自世界的庄重加冕。 有人把袁隆平称为＂中国杂交水稻之父＂也是对的，但袁隆平这个＂杂交水稻之父＂其实是没有定语的，他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从袁隆平和斯瓦米纳森等国际同行的交道看，还真应了中国那句＂不打不相识＂的老话，＂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这是袁隆平先生的一句名言，也是他发自肺腑的感慨，他把国际上给他的荣誉都视为中国的荣誉、中国科学家的荣誉。 诚如斯瓦米纳森所说：＂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 ＂
　　对于袁隆平获得的这一世界性荣誉，我在IRRI展览馆里找到了历史证据。 该馆从头到尾地展示了世界水稻发展史，而当历史漫长得要以万年来承载，能够在这里留下一个名字者也寥若晨星，哪怕是一笔带过的人，也是曾经创造和改写历史的人杰。
　　在展厅里我看到了一幅袁隆平以探究的眼光凝视着稻穗的照片，还有他当年攻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关的英文介绍，而就凭这一关键性突破，就已奠定了他作为杂交水稻之父的地位，更遑论他后来更伟大的成就了。 环顾整个展厅，这是一个赫然醒目、谁也无法忽视的存在。 以国际水稻研究所的权威性，我已经求证到了一个权威的答案，我深信这也是一个永恒的答案。 其实，袁隆平从未以＂杂交水稻之父＂自居，一个科学家的根本追求，从来就不是去争个什么第一，什么之父，袁隆平穷其一生的追求，可以说是从饥饿出发，从最初的目标到终极目标，就是为了让人类远离饥饿。 若要还原袁隆平，一旦偏离了这条主线，将会从根本上失真。 世界性的荣誉，其实也是一种世界性的责任，有人说杂交水稻是他和这个世界签下的生命契约，尽管这只是一个比喻，但袁隆平本人并不认可这一说法，＂契约关系经常是相互的，权利和义务之间往往是互相捆绑在一起的，我的义务保障的是你的利益，而你的义务保障的是我的利益＂，而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我的利益＂这一诉求，一心只想用一粒种子来拯救饥饿，让人类远离饥饿，免于饥饿的恐惧。 他觉得这是一种义不容辞的世界性的担当和使命。 袁隆平对此也感到有压力，即便在回忆中也能感觉到他有一种无形的沉重，他沉声说：＂国际上给你这么一个荣誉，你就不能躺在功劳簿上，还要继续努力啊！ ＂
　　自那以后，中国与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合作越来越密切，而一个杂交水稻之父和中国杂交水稻就是维系这种国际合作的一条紧密的纽带。 1980年秋天，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国际水稻研究所在长沙共同举办的国际杂交水稻育种培训班，那时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还没有成立，主要由湖南省农科院承办。 这还只是一个开端，还有待接下来继续叙述。 袁隆平除了担任培训班的主讲老师，还要经常出国进行技术指导。 迄今为止，他已三十多次赴马尼拉，或去IRRI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做技术指导，或是开展国际合作研究。 对于世界，他也像对待自己的祖国一样，除了传授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和技术，IRRI的杂交水稻研究重新上马后，选用的母本中就有中国赠送的三个＂野败＂型不育系。 通过袁隆平和其他国际水稻专家的悉心培育，许多国家都分享了这一宝贵的种质资源，陆续育成了许多优良的不育系和高产的杂交组合。 一粒粒来自中国的种子，一旦接触大地，便随风生长繁育，生出无穷数的种子，一点一点地改变着水稻王国的版图。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在1984年成立后，又为杂交水稻的国际合作搭建起了一个平台。 1986年10月，首届杂交水稻国际学术讨论会在长沙召开。 对于杂交水稻当时的现状及未来的发展，这是一次具有战略性的会议。 对此我在前文有所提及，但还有一些细节我此前未曾提及，特意留在这里叙述。
　　在开幕式上，斯瓦米纳森博士开宗明义，指出了杂交水稻对于人类的意义：＂发展中国家的耕地越来越少，人口却越来越多，唯一的办法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中国在杂交水稻方面的成功，为解决这个问题作出了榜样。 ＂——这短短的几句话，就把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说透了。 这其实是一个土地与生命的辩证法，地球只有那么大，土地是几乎永远不会增长，而且几乎开垦到了极限，而在有限的土地上人口却在不断增殖，若要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只有一条路，而且是几乎别无选择的一条路，那就是不断提高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而粮食增产的速度，必须赶上人口的增速，人类才不会陷入饥饿的绝境，生命才有最基本的保障。 而杂交水稻，就是袁隆平和中国科学家创造的一个让粮食大幅度增产的奇迹，一条神奇的路。
　　在记者招待会上，斯瓦米纳森博士又意犹未尽地说：＂长沙在世界上的知名度很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湖南农业科学院、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在这里。 ＂斯瓦米纳森还代表IRRI向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赠送了用中英两种文字镌刻的纪念匾，他对这个刚刚成立两年的研究中心充满了世界性的期待：＂我相信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不仅仅是湖南和中国的研究中心，同时还是全世界的杂交水稻研究中心​‍‌‍​‍‌‍‌‍​‍​‍‌‍​‍‌‍​‍​‍‌‍​‍‌​‍​‍​‍‌‍​‍​‍​‍‌‍‌‍‌‍‌‍​‍‌‍​‍​​‍​‍​‍​‍​‍​‍​‍‌‍​‍‌‍​‍‌‍‌‍‌‍​。 ＂——这也是很多国际水稻专家共同的期待和祝愿，菲律宾原农业部副部长、IRRI高级科学家费马尼博士就表达了他真诚的祝愿：＂中国有句古话，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但对于水稻科研工作者来说，应是上有天堂，下有长沙，因为，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就在长沙，这里是各国杂交水稻科研工作的圣地！ ＂
　　把长沙打造为国际杂交水稻之都，也是一个杂交水稻之父由来已久的一个梦想。 袁隆平在2013年与习近平总书记＂共话中国梦＂时也郑重提出来了，那就是举全国之力，打造一个集科研力量、种子资源、优秀人才于一体的综合平台，使它成为杂交水稻的国际培训中心、会议中心、展示中心、交易中心。 如果能够在杂交水稻的发源地打造这样一个＂国际杂交水稻之都＂，中国杂交水稻才能够更快地走向世界，一个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就会早日梦想成真。 这不仅是袁隆平的梦，也是中国梦、世界梦。 近年来，中国农科院一直在推进＂IRRI-中国合作伙伴关系＂，而IRRI与中国的精诚合作，也堪称是国际合作的典范，这样合作是双赢的，一方面是中国拥有领先世界的杂交水稻技术体系，还有不断更新换代的杂交稻种，通过IRRI所搭建的国际平台，让全世界都能得以分享； 一方面，IRRI也为我国提供了大量的优质水稻品种和基因资源，从而促进了我国水稻新品种的培育与利用，与此同时，双方在科研人才的培养和交流上也卓有成效，IRRI为中国培养了不少硕士、博士，他们都成了中国水稻领域的科研骨干。 中国政府对双方的合作也是高度赞赏的，2007年，还为IRRI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斯瓦米纳森所长退休后，国际水稻研究所依然延续着同中国的密切合作。 近年来，又在＂绿色超级稻＂＂全球水稻科学合作伙伴关系计划＂＂全球3000份水稻核心种质资源重测序项目＂等大型国际合作项目上进一步合作。 罗伯特·齐格勒多次公开表示，在全球稻米储备日益减少、国际米价高涨的严峻形势下，＂IRRI与中国的合作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双方合作前景极为广阔＂，接下来，IRRI将在资金和技术支持等方面进一步深入拓展与中国的合作，以帮助面临大米危机的发展中国家提高本国稻米产量，早日实现大米供应自给，让那些在饥饿中挣扎的生命早日得以救赎。 他一再强调＂双方合作前景极为广阔＂，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在发展杂交水稻技术方面无疑是世界的先驱，含有中国成功经验的杂交水稻技术当前正在许多国家推广，为提高这些国家的稻米产量起了关键作用。 许多发展中国家当前迫切需要提高稻米产量，杂交水稻无疑是他们最需要的技术之一，而杂交水稻的发展空间巨大＂。 ——这个巨大的空间到底有多大呢？ 这么说吧，如果杂交水稻是一场在中国稻田里掀起的绿色革命，目前仅仅还只是波及了世界，倘若这场绿色革命能在全世界的稻田里掀起，那又将是怎样一个波澜壮阔的情景？
　　第二次绿色革命
　　追溯第二次绿色革命，先得从那个＂绿色革命之父＂诺曼·布劳格说起。 关于他，我在前文也已反复提及。 无论对于我们的主人公袁隆平，还是我们的主题，如果对诺曼·布劳格和他的＂绿色革命＂没有比较详细的了解，就无从解读一个＂杂交水稻之父＂和由他开创的＂第二次绿色革命＂的世界性意义，袁隆平和杂交水稻的意义将变得十分狭隘。
　　布劳格比袁隆平年长十五岁，1914年出生于美国艾奥瓦州克雷斯科市附近一座农场，父亲是挪威籍美国农夫。 他从小在父亲的麦田和牲畜群中长大，后来考上了明尼苏达大学，获得了林学专业的学士学位和植物病理学博士学位。 布劳格的成长经历与袁隆平颇为相似，他经历了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这次大萧条带来的大饥荒，＂饿死了数百万人＂，这个数字比较含糊，到底有多少呢？ 一说有八百万人以上被饿死，约占当时美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七。 1931年是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仅纽约一地，一年中就有两万多人饿毙街头，这还是记录在案的数据。 大萧条时期出生的儿童后来被称作＂萧条的一代＂，身材矮小，当美国参加二战需要补充大量兵员时，因体质不合格遭淘汰的达四成。 当时，全美有三百多万儿童失学，女孩子为了养家糊口被迫以十美分一次的价格廉价地出卖自己的肉体。 人类一旦陷入大饥荒，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是一样的悲惨。 袁隆平青少年时代经历过、看见过的悲惨的一幕幕，布劳格也一样会眼睁睁地看见，那些饥不择食的美国人，也一样吃野草根、蒲公英，这都是给牲口吃的东西，甚至连牲口也不爱吃。 而那些可怜的母亲牵着孩子们在街道上、码头上转悠，一见有腐烂的水果、蔬菜扔出来，立马就扑上去同饥饿的野狗争抢。 还有更恶心的，美国小说家托马斯·沃尔夫就曾描述了他看见的一幕：＂无家可归的人在饭馆附近来回踯躅，把泔水桶的盖子掀开找腐烂的东西吃。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威廉·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中曾如是感慨：＂千百万人只因像畜生那样生活，才免于死亡。 ＂当时的美国已变成了地狱，据《富兰克林·罗斯福全传》记载，纽约大街在大萧条时期流行一首儿歌：＂梅隆拉响汽笛，胡佛敲起钟。 华尔街发出信号，美国往地狱里冲！ ＂
　　布劳格在经历大萧条、大饥荒后，毅然决然地作出了自己的人生选择：＂大萧条的黑色土壤让我投身农业。 ＂
　　这也是袁隆平矢志不移的选择：＂一定要解决粮食增产问题，不让老百姓挨饿！ ＂
　　美国的经济大萧条绝不只是美国的危机，以美国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力，必将波及许多国家，形成世界性的大萧条、大饥荒。 当美国进入罗斯福时代后，开始推行他卓有成效的新政，从经济危机的深渊中拯救了美国。 随着美国以至全球性的经济复苏，随之而来的便是人口剧增，这就必须有赶得上人口增速的粮食增产。 1942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开始与墨西哥农业部开展一个合作项目，以解决墨西哥因小麦秆锈病造成的大量饥荒，布劳格毅然辞去杜邦公司的高薪聘用，加入这个项目。 布劳格在墨西哥的稻田里一干就是十六年，经反复试验，培育出了抗病、耐肥、高产、适应性广的半矮秆小麦。 此后，他又将这种矮生小麦与一种日本矮生突变体小麦通过多次杂交，最终培育出了能够在大风严寒气候中获得高产的半矮生抗病新品种，在推广之后取得了令人惊奇的增产效果。 1956年，墨西哥的小麦产量比布劳格刚来时的1944年翻了一番，达到自给自足的水平。 到1963年，墨西哥百分之九十五的小麦作物都是布劳格的新品种小麦，当年，墨西哥的小麦收成已是1944年的六倍，一个饥荒中的墨西哥，最终成为一个小麦出口国。
　　布劳格培育的小麦新品种，从墨西哥开始，随后在全世界推广，但在推广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小的阻力，如印、巴等国，当地政府抱着狭隘的偏见，一开始就将布劳格的小麦新品种视为＂西方植物取代本土种植物＂而拒之门外。 科学无国界，说来容易，但每往前推进一步又谈何容易，一粒种子不光是要播种在田地里，还要播撒在人心里。 时至1965年，由于印巴战争给两国都带来了严重饥荒，两国才开始允许布劳格进行矮生小麦的试验，结果是，两国家都在＂绿色革命＂中获得了大丰收，小麦产量均以每年百分之七十的速度增长，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印巴两国的小麦增产量开始超过人口增长率，到了20世纪80年代，印度这样一个仅次于中国的人口大国，不但解决了饥荒问题，还成为了小麦净出口国。 科学无国界，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问题？ 1968年，美国国际发展机构（USAID）在年度报告中将印度次大陆的粮食增长现象称为＂绿色革命＂。 ——这也的确是一场足以改变世界颜色的绿色革命，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世界粮食产量翻了一倍，很多人认为，正是＂绿色革命＂转变了20世纪前半时期的全球饥荒局面，并拯救了大约一百万人的生命。 这个数字还可能低估了。 不过，布劳格的地位却没有被低估，作为＂绿色革命＂的先驱，他被公认为＂绿色革命之父＂。 1970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颁奖词对他给予了这样的评价：＂他帮助一个饥饿的世界，为之提供了面包，这种帮助超越了同时代任何人。 我们作这个决定是因为，得到面包的同时，也得到了和平。 ＂——这也足以说明粮食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关系是何其紧密，而农业科学也非同一般的科学或生物学，它超越了生物学的意义。
　　理解了诺曼·布劳格和他的绿色革命，就可以理解袁隆平和杂交水稻的意义了。
　　20世纪60年代初，当诺曼·布劳格在墨西哥麦田里的掀起一场绿色革命时，身在中国稻田里的袁隆平，还不可能与他有任何交集，一场改变世界颜色的绿色革命之风，也远远没有吹到了中国。 当小麦的杂种优势利用被诺曼·布劳格攻克后，世界上的五大农作物，水稻、小麦、玉米、油菜和棉花，只有水稻的杂种优势利用一直难以从根本上突破，而这就是袁隆平要攻克的一个大限，一道世界性难题，甚至比布劳格攻克杂交小麦还要难得多。
　　杂交水稻既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又被称为＂第二次绿色革命＂，这一说法从一开始就出自国际人士之口。 那是1987年11月3日，袁隆平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颁发的＂1986—1987年度科学奖＂，这是他第二次获得国际科学大奖，获得了一万五千美元的奖金，这在80年代也是一笔巨额奖金了，他全部捐献出来，作为杂交水稻奖励基金，后来又正式设立了＂袁隆平农业科技奖励基金＂，原始基金数额为人民币两百万元，主要来源于袁隆平先生的捐赠款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捐赠款，以奖励在这一领域有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很多当年参与协作攻关的科研人，如冯克珊、颜龙安等，都获得了袁隆平农业科技奖​‍‌‍​‍‌‍‌‍​‍​‍‌‍​‍‌‍​‍​‍‌‍​‍‌​‍​‍​‍‌‍​‍​‍​‍‌‍‌‍‌‍‌‍​‍‌‍​‍​​‍​‍​‍​‍​‍​‍​‍‌‍​‍‌‍​‍‌‍‌‍‌‍​。
　　一段插叙过后，这里还是回到＂第二次绿色革命＂这个主题上来。 就是在这次颁奖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先生在致辞中赞扬袁隆平在杂交水稻上所取得的开创性成果，是继20世纪70年代国际上培育出半矮秆水稻之后的＂第二次绿色革命＂。 这一说法很快就在国内外传开了。 在中国当代稻作史上，黄耀祥开创的＂矮化育种＂和半矮秆水稻，这是在中国稻田里掀起的第一场绿色革命，而袁隆平开创的杂交水稻，也就是当之无愧的第二次绿色革命。 ——这是中国稻田里掀起的两次绿色革命。 但若把目光扩展到20世纪的全球范围，人类至少掀起了两次绿色革命，第一次绿色革命就是诺曼·布劳格博士在墨西哥的麦田里掀起的，若从这个意义看，第二次绿色革命则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中国的稻田里掀起的，他也是当之无愧的第二次绿色革命之父。 这样说，我绝无贬低黄耀祥的开创性意义，这是有严格的科学前提的，那就是从自花授粉作为杂种优势利用这一突破性或开创性的意义去看。
　　诺曼·布劳格离中国并不遥远，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与袁隆平主持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合作，并于1996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
　　1997年8月，一次以探讨＂作物杂种优势遗传与利用＂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总部设在墨西哥的埃尔·巴丹的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CIMMYT）举行，来自六十多个国家的五百多名代表，几乎云集了世界各国农业科学界和遗传育种学界的大腕和精英。 尽管群星闪耀，光芒四射，但有两个看上去不那么引人注目却又一直为目光所追逐的身影，一个就是在墨西哥的稻田里掀起了一场世界绿色革命、被誉为＂绿色革命之父＂的布劳格博士。 一个是在中国的稻田里掀起了又一场绿色革命、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院士。 经大会组委会推举，决定授予五位在农作物杂种优势利用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或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国际农作物杂种优势利用杰出先驱科学家＂荣誉称号，而袁隆平既是开创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先驱，又在水稻大面积杂种优势利用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他获得这一殊荣没有任何悬念。 在授奖仪式上，国际水稻研究所的费马尼博士向代表们介绍了袁隆平的事迹，当他提到袁隆平被国际同行誉为＂杂交水稻之父＂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布劳格博士热烈地拥抱了袁隆平，有人称，＂这是20世纪两次绿色革命的热烈拥抱＂。
　　第二次绿色革命，不只是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袁隆平在中国稻田里掀起的第二次绿色革命，首先就传播到了美国的稻田。 美国曾在20世纪70年代研究杂交水稻，因三系配套未能实现，无法在生产上利用。 1979年5月，美国西方石油公司下属的圆环种子公司总经理威尔其访华时，惊奇地发现中国人正在种植美国人没有搞成功的杂交水稻，他立马意识到这是一个商机，向中国农业部种子公司询问这个发明的专利权属于谁。 那时中国还没有什么专利保护意识，赠送给他三个组合的杂交稻种（共一点五公斤）。 尽管威尔其得到的种子不多，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这是中国杂交水稻跨出国门、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威尔其回国后，当年就把这三个组合的杂交稻种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农业实验站的稻田里进行小区试种，结果比美国原有高产常规水稻良种Starbonnet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增产达三成左右。 一般来说，通过改良常规种子增产5％就非常了不起了。 这年底，威尔其又一次来到中国，这次他就是冲着中国的杂交水稻而来，不是来要种子，而是来购买专利技术。 经过谈判，他与我国农业部种子公司签订了在种子技术方面进行交流和合作的原则性协议。 1980年1月，威尔其第三次来华，双方签订了正式合同：由圆环种子公司先付给中国种子公司二十万美元首期技术转让费，中国即派出制种专家赴美国传授杂交水稻制种技术。 在美国制种，制出的种子在美国、巴西、埃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销售，每年从销售总收入提成百分之六付给中国种子公司作为后续报酬，合同期长达二十年。 ——这是一项对于两国和两国农业科学技术都很有意义的合同，也是中国农业第一个对外技术转让合同，杂交水稻作为我国出口的第一项农业科研成果转让给世界第一强国美国，拉开了杂交水稻国际化的序幕，这也是中国与世界在农业领域的第一笔知识产权交易。 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西方大国，按常理，应该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可这一次颠倒过来了，而颠覆这一切力量，就是中国人创造的＂东方魔稻＂！ 这一技术转让合同，在第一时间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足以用举世瞩目来形容。
　　1980年5月9日，袁隆平作为首席专家，与湖南省农科院副研究员陈一吾、慈利县良种场场长杜慎余等三人组成的中国杂交水稻专家组，飞越太平洋，抵达了位于美国西海岸的＂天使之城＂——洛杉矶。 这些来自大陆腹地的中国专家，还是第一次在世界上走得这么遥远。 威尔其和圆环种子公司的几位专家早已在机场等候着他们，像迎接天使一样迎接他们。 而在此前，他们还从未见过面，威尔其满面笑容地迎了过来，作为首席专家的袁隆平走在前边，第一个向威尔其伸出手，但威尔其和这位首席专家只是礼貌性地轻轻握了一下，然后就直奔袁隆平身后的陈一吾副研究员，又是拥抱，又是贴脸，口里连声地欢呼：＂您好，尊敬的袁先生！ ＂显然，威尔其认错人了，这也不能怪他，袁隆平长得又黑又瘦，简直就像个刚刚从稻田里爬上来的农民，威尔其估计他也是一位来帮专家们干粗活的农民，而陈一吾副研究员一看就是一位器宇轩昂、学富五车的首席专家。 等到威尔其明白过来，一下尴尬地笑了起来，威尔其那亲热劲儿，也搞得陈一吾挺尴尬的，而袁隆平笑得特别开心，他那一脸刚果布式的笑容，给威尔其留下了深刻印象，无论走到哪里，他再也不会认错人了。
　　袁隆平等人经历了十多个小时的长旅，从东八区的长沙飞到西八区的洛杉矶，时差还没有倒过来，感觉还停留在长沙的昨日。 但他们还来不及休息，又登车奔赴加利福尼亚南部小镇埃尔森特罗。 当晚，威尔其在饭店里为中国专家举行一个小型晚会，袁隆平唱了一首他在大学时代就最爱唱的美国黑人民歌《老黑奴》（Old Black Joe）：＂快乐童年，如今一去不复返，亲爱朋友，都已离开家园，离开尘世到那天上的乐园，我听见他们轻声把我呼唤，我来了，我来了……＂一个又黑又瘦的中国农学家，那低沉的、充满了沧桑与惆怅的歌声，给威尔其和在场的所有美国人，又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他们在小镇上住了一晚，才把时差倒过来，一早又坐车到达制种基地——加利福尼亚大学农业实验站。 此后，他们每天骑自行车往返于驻地和试验站之间，但美国人喜欢养狗，有一次他们经过一户人家时，这家养的狗狂吠着冲向他们，袁隆平和陈一吾骑的是挂挡自行车，一下冲出了老远，而杜慎余骑的是普通自行车，被狗咬住了裤子，他拼命蹬才挣开了那条狗。 不过，老美把狗训练得很好，一过它主人家的地界，它就不追，也不叫了。
　　说到圆环种子公司，就不能不说到西方石油公司，而这个石油王国的＂国王＂，就是被世人誉为＂20世纪最令人不可思议的大富翁＂亚蒙·哈默（Armand Hammer）。 他是1898年出生于美国的俄国犹太人的后裔。 和布劳格一样，他经历过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经济大萧条、大饥荒。 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与众不同的是，他的经营时常与政治联系在一起，他一直关心人类的和平，如果没有和平，一切资本和财富都会在炮火中毁灭，而和平又必须有足够的粮食来维持，一个饥饿的世界是不可能有和平的，这也许就是他在西方石油公司旗下创办圆环种子公司的原因之一。 哈默博士还专门抽出时间来与袁隆平他们会见。 当时已年过八旬的哈默博士，比袁隆平的父亲还年长七岁，但这位健康老人，生命力极其旺盛，看上去竟像六十岁的人。 他和袁隆平一见面就像老朋友重逢般的亲切：＂我感谢您的伟大发明为我们提供了无限的商机。 我看得出，您确实是一位毫无功利之心的中国式纯粹科学家。 从市场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您的科学发明可能正孕育着一个新兴的产业和一个遍及世界的巨大市场，意味着千万亿美元的新创财富，足以使世界崛起十个西方石油公司规模的新型财团。 光是中国市场，就可以使您成为第二个洛克菲勒啊！ ＂哈默博士还邀请他们出席西方石油公司股东大会，首席专家袁隆平被哈默博士邀请上首席，和哈默博士坐在一起，哈默博士把他作为西方石油公司最尊贵的朋友介绍给全体股东。
　　就在袁隆平回国后的第二年，1981年7月，美国西方石油公司特意来中国拍摄了一部彩色纪录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花园里——中国杂交水稻的故事》。 该影片除了在美国放映外，日本电视台随后也在国内播放，引起了轰动。 这里插叙一下，日本对杂交水稻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对袁隆平的科技成果也很尊重​‍‌‍​‍‌‍‌‍​‍​‍‌‍​‍‌‍​‍​‍‌‍​‍‌​‍​‍​‍‌‍​‍​‍​‍‌‍‌‍‌‍‌‍​‍‌‍​‍​​‍​‍​‍​‍​‍​‍​‍‌‍​‍‌‍​‍‌‍‌‍‌‍​。 日本后来出版了一本《神奇水稻的威胁》，称杂交水稻这一海外传奇给日本带来了风暴。 1991年8月，袁隆平应日本学会邀请，赴日本作两系杂交稻研究新进展学术报告。 1996年5月，袁隆平获日本经济新闻社＂日经亚洲奖＂。 1998年11月，袁隆平又获日本＂越光国际水稻奖＂。
　　从第一粒播种在美国稻田里的中国种子，到第一批在美国上市的优质杂交稻米，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袁隆平先后五次应邀赴美传授技术，他的助手尹华奇、李必湖、周坤炉等也都多次奔赴美国的稻田。 中国杂交稻在美国试种了三年，圆环种子公司德克萨斯州种子站于1981年至1984年将中国的五个杂交组合在二十多个水稻产区进行了品种对比试验，按产量位次，前六名都是中国杂交稻，而在美国各地的试种产量比当地当家品种增产幅度平均近五成（百分之四十八），并且早熟八天，适合机械化种植。 在由中国专家负责的大田对比试验中，＂威优6号＂亩产突破七百五十公斤（七百五十七点五公斤），比当地对照品种高六成以上。 1982年，在美国几个农场扩大了对比试种的面积，每个杂交组合在每个试验点种植六亩，并且完全按美国的栽培方法进行，结果仍然以中国杂交水稻的亩产最高，如＂南优2号＂，比当地对照品种竟然增产近八成，一亩地的稻田差不多打出了两亩地的稻子，而什么都没有改变，改变了的只有种子，如此神奇的增产效果，让美国人连连发出惊呼：＂东方魔稻！ 东方魔稻！ ＂
　　1989年12月，香港媒体报道了一则消息，中国培育的优质杂交水稻已进入美国市场，今年美国人将可以吃上香喷喷的中国大米。 ——这则消息不太准确，应该是美国种植的中国杂交水稻从试验田里走向了大面积的商品粮生产，又从市场走向了美国人的餐桌，中国杂交水稻不但在美国产生了显著的增产效果，并且米质优良，经美国稻米协会鉴定，其精米率也高于对照品种，符合美国稻米市场的要求。 这对那些关于袁隆平和杂交稻＂被强调的是产量，被忽视的是质量＂的是是非非，也是一个澄清真相的证据吧。
　　如今，全美水稻面积约为两千万亩，其中三分之一种的是中国杂交稻，平均亩产超过六百公斤，比当地良种增产四分之一以上。 袁隆平付出的心血与汗水，也让他收获了一项项国际大奖和世界荣誉，1993年，美国为他颁发＂拯救世界饥饿＂荣誉奖，2004年，袁隆平和塞拉利昂水稻专家蒙迪·琼斯博士共同分享了2004年度世界粮食奖。 这一奖项被公认为世界农业领域的最高荣誉，也被称为农业领域或粮食领域的诺贝尔奖，由诺曼·布劳格博士于1986年设立，每年由总部在美国艾奥瓦州得梅因市的世界粮食奖基金会颁发一次，目的是奖励那些＂为人类提供营养丰富、数量充足的粮食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奖金为二十五万美元。
　　在袁隆平获得的难以尽数的国际大奖和世界荣誉中，＂世界粮食奖＂是他特别珍惜的，当然不是奖金之高，而是有着很特别的意义，一是他对布劳格博士特别敬重，二是这次颁奖之年正是联合国确定的＂国际水稻年＂。 据袁隆平的秘书辛业芸回忆，她有幸陪同袁隆平先生和夫人赴美参加了颁奖活动，那是2004年10月17日，＂在衣阿华州府德梅因金色穹顶的州议会大厦大厅内，隆重的颁奖仪式在高亢嘹亮的号角声中开始＂，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在给袁隆平的颁奖词中赞誉：＂袁隆平教授以三十多年卓杰研究的宝贵经验和为促使中国由粮食短缺转变为粮食充足供应作出的巨大贡献，从他正在从事的超级杂交稻研究，为保障世界粮食安全和解除贫困展示了广阔前景，他的成就和远见卓识，还营造了一个粮食更为富足、粮食安全具有保障的更加稳定的世界。 同时，袁隆平致力于将技术传授并应用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十多个国家，使这些国家已经受到了很大的裨益。 ＂
　　这次颁奖会还真是别具匠心，还特意邀请了菲律宾农业部部长来现身说法。 菲律宾是个以稻米为主食的农业国，由于种子不佳，产量低，粮食一直难以自给自足，是世界上最大的大米进口国之一。 尽管国际水稻研究所就设在其首都马尼拉，也可谓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但从根本上缓解菲律宾粮食紧缺的还是中国杂交水稻。 为了甩掉粮食进口国的帽子，从1995年开始，菲律宾就把发展杂交水稻作为解决粮食和发展经济的战略决策来抓，袁隆平和一批又一批的农业专家奔赴菲律宾稻田里进行技术指导。 尽管由于其国内的诸多原因，菲律宾至今也没有实现粮食自给，但随着杂交水稻的不断推广，对菲律宾的粮食生产及安全保障已经产生了重要作用和影响，形势已经大为好转了。
　　说来还有一个得而复失又失而复得的小故事。 袁隆平一行参加完颁奖活动后，又乘机前往美国西南部的德克萨斯州休斯敦，由于人多行李多，把一件行李遗漏在休斯敦机场里了。 当时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不久，在机场这样高度警惕的地方，一件可疑的行李让机场工作人员如临大敌。 而他们在行李内触摸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那神经一下绷得更紧了，一下就想到这是恐怖分子故意留下的定时炸弹。 警方很快就赶来了，在初步探测了一番后，感觉又不像是什么危险品。 但他们还是特别谨慎，小心翼翼开包检查，一个造型别致的精美物件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一看上面的英文，就知道这是一座＂世界粮食奖＂的奖杯。 这样一个由美国人设立的世界大奖，在美国还很少有人不知道的。 那些紧绷着神经的警察和机场工作人员，从惊恐一变而为惊喜，又兴奋地惊叫起来：＂My God！ 一位‘世界粮食奖’的获奖者，竟然来到了我们休斯敦！ ＂
　　袁隆平获得了＂世界粮食奖＂后，又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2007年4月，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袁隆平飞抵华盛顿，参加美国科学院年会，正式就任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并顺访休斯敦美国水稻技术公司和旧金山孟德尔公司。 出发前，他的腰痛又犯了——这是长年累月在稻田里弯腰劳作落下的病根，很多人都担心老人去不了，但他说：＂为了中国人的荣誉，我无论如何也要去美国！ ＂他顽强而坚毅的性格又凸显出来了，去，一定得去。 他忍着一阵一阵如痉挛般的剧痛，准时登上了飞越大洋彼岸的飞机。 当一个七十七岁的中国老人挺着腰板，站在世界面前时，他的身材并不高大，在西方人看来还很瘦小，但他炯炯发光的双眼，显示了一个东方民族的渊博与智慧，让世界看到了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 而袁隆平的声誉早已越出了祖国的边界，他不只是中国的袁隆平，也是世界的袁隆平，几乎没有人怀疑，他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级顶尖科学家。
　　美国科学院院长、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西瑟罗纳说：＂袁隆平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增产的粮食每年为世界解决了七千万人的吃饭问题。 他的当选也为美国科学院增添了光彩。 ＂美国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帕尔伯格如此热情地、几乎像诗一般地赞誉：＂他把西方国家远远甩到了后面，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地利用了水稻杂种优势的伟大科学家，袁隆平为中国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这样也降低了人口增长率。 随着农业科学的发展，饥饿的威胁正在退却，他必将引导中国和世界过上不再饥饿的美好生活。 ＂
　　在中美合作中，中国在杂交水稻育种、制种技术上一直占有绝对优势，而美国的现代化农业科技水平也让袁隆平等中国育种专家暗自惊叹，在中国还处于用一根绳子、一根竹篙赶粉的年代，美国人就驾驶着辅助授粉的直升飞机，通过机翼振动来达到辅助授粉的目的。 袁隆平坐在直升飞机上，俯瞰着在机翼下迎风起舞的稻海，那还真是＂喜看稻菽千重浪＂啊，他也情不自禁地欢呼：＂太好了，效果真是好得很呢！ ＂
　　这样的飞机振动授粉，何时才能飞翔在中国的稻田上空呢？ 如今，袁隆平的愿望实现了，在三亚南繁基地也采用无人机辅助授粉技术，一天就可以给三百多亩稻田授粉，授粉效率比以前提高了十倍。
　　人类的福音
　　一座临水而筑、绿荫掩映的建筑，如今的容颜已略显陈旧，一看就有年头了。 但有些东西却不为岁月所改变，甚至有历久弥新之感。 我来这里时，正是一场夏雨过后，那经雨水洗净的玻璃幕墙如天空一样湛蓝，幕墙上是袁隆平先生题写的＂杂交水稻培训中心＂，在光影和云影间闪烁着像稻穗一样金黄的光泽。 这座建筑就是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中心的培训楼，楼前是一方荷塘，那浸润扩散着的水汽与清香带着一种特有的梦幻气息。 ＂绿树浓阴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唐人高骈的这句诗，放在这里还真是特别应景。 从2015年夏天到2016年夏天，我曾两次入住这座培训楼驻点采访。 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在长沙的夏夜还是一个能看见星月、听得见蛙鸣的地方。
　　我的＂邻居＂都是从世界各地来参加杂交水稻技术培训的学员，他们并非一般的学子，而是他们国内水稻界的拔尖人才，很多都是博士、教授和研究员。 他们来到湖南这个杂交水稻的发源地，走进马坡岭的中心试验田，不是为了见证奇迹，而是为了在世界各地传承和演绎这个奇迹​‍‌‍​‍‌‍‌‍​‍​‍‌‍​‍‌‍​‍​‍‌‍​‍‌​‍​‍​‍‌‍​‍​‍​‍‌‍‌‍‌‍‌‍​‍‌‍​‍​​‍​‍​‍​‍​‍​‍​‍‌‍​‍‌‍​‍‌‍‌‍‌‍​。 我和他们朝夕相处，也时常在荷塘月色下与他们交谈。 他们结结巴巴地说着中文，我结结巴巴说着英文，虽说难以深入交流，但也捕捉到了一些东鳞西爪的关于杂交水稻的世界信息。
　　很羡慕袁隆平先生，一口地道的英语加上他特有的亲和力，他一进入这些来自五大洲的学员中间，仿佛一下就拉近了与世界的距离，立马就与这些不同肤色的学员打成了一片，看上去就像一个水稻王国的酋长，但他又不是那种威严的酋长，更像是一个老天真、老顽童，像年轻人一样活泼敏捷，这是他的好心态，也是他的真性情。 我在一旁观察，这五大洲的学员围着一个中国老人，就像五大洲围绕着一粒神奇的中国种子。 是的，袁隆平创造出了一粒改变世界的种子，他本人何尝又不是一粒种子啊！ 他谈笑风生，妙语连珠，让我想起宋人梅尧臣的一句诗：＂池塘梦句君能得，咳唾成珠我未闲。 ＂只是那池塘梦，已换作杂交水稻覆盖全球之梦。 过不了多久，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员，就会从这里把中国种子带回他们的祖国。 这一粒粒种子，像一粒粒钻石，透明，闪闪发光。 但钻石从来就不属于穷苦的农人，而这些种子一旦在他们的祖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它所创造的价值真的钻石也无可比拟。 中国人从未把杂交水稻作为自己的独门秘籍，尽管他们为此而付出了世人难以想象的心血，当从一开始，中国杂交水稻还刚刚在自己的国土上大面积推广种植，就毫不保留地把这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推向了世界。 一粒粒神奇的中国种子，又何尝不是世界的种子、人类的种子！
　　从杂交水稻国际培训到国际推广，有一个历史的见证人，方志辉。 从1991年到1998年，他一直在袁老师的直接指导下负责省农科院的杂交水稻国际培训的具体教务工作。 追溯杂交水稻国际培训，从1980年秋天就开始了。 袁隆平除了培育一代代杂交水稻种子，也一直把培育人才视为关键任务，他希望有更多的精力培养更好的接班人，除了国内的，还有来自世界各国的。 国际培训，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国外学员来华培训，一种是走出国门培训指导。 这里先说第一种模式，自1984年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先后受国际水稻研究所、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委托，几乎年年都要举办杂交水稻国际培训班。 从1999年开始，我国商务部本着支持＂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的意愿，将开办＂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TCDC）国际杂交水稻技术培训班作为援外项目，为开展技术援外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在长沙先后举办了近五十期杂交水稻国际培训班，为亚、非、拉的五十多个发展中国家培训了两千多名技术人员，还有一些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技术人员也在这里培训。
　　自1980年开班开始，袁隆平就是培训班的主讲人。 尽管他已是一位享誉世界的杂交水稻之父，却依然不改当年在安江农校任教的本色，除了在教室里、实验室里指导学员，他还把学员带进了他的试验田，把试验田变成了世界的课堂。 而当这些学员培训结业，依依不舍地告别时，每个人都怀揣着袁隆平用英文编选的教材和杂交水稻的种子。 在连续举办五年培训班后，袁隆平编写了一本中英文对照的《杂交水稻简明教程》，1985年由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是当年学习杂交水稻技术的第一本入门书，如今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已卖到了一百五十多块钱一本。 随着国际培训班的日益拓展，袁隆平又在此基础上编写了《杂交水稻生产技术》，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出版，发行到了四十多个国家，后来，联合国粮农组织又于2001年将这本书翻译成西班牙文再次出版，发行范围更广了。 这两本书，并非高深的科学著作，却是全世界杂交水稻研究和生产的指导用书，如同拯救饥饿的福音书，传播到哪里，就会给哪里的人们带来改变命运的福音。
　　一位叫西比亚帕的喀麦隆学员忆述：＂我们在这里参加杂交水稻技术培训期间，天天吃大米，非常快乐。 在喀麦隆大家最喜欢的就是大米，但平均每个星期只能吃两次。 我们希望杂交水稻的推广，让喀麦隆人民每天都能吃上大米。 ＂学员们还专门写了培训班班歌If We Hold On Together（《让我们一起携手向前》），他们也像种子一样，把中国的杂交水稻技术带到了世界各地，在异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而中国政府和科学家的无私襟怀，也为拯救人类饥饿带来了福音。 这些学员还经常写信来，很多人都想再来他们的第二故乡——中国长沙，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培训楼，就是他们在中国的家。
　　这一批又一批的学员回国后，成了世界各国杂交水稻的技术骨干。 这也为方志辉接下来做杂交水稻国际推广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1999年到2005年的七年间，方志辉担任隆平高科董事兼国际部总经理。 他说，这是他人生的第二阶段，从杂交水稻的国际培训转向了杂交水稻的国际推广。 这七年间，他和团队的足迹遍及世界上五十多个国家，在三十多个国家种过杂交水稻，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碰到杂交水稻国际培训班的学生，那可真是桃李满天下。 当然，最早蹚开这条路的还是他的老师袁隆平。 在杂交水稻的各方面，袁隆平都是先行者和播种者，他和自己的科研团队（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先后提供了难以尽数的杂交组合在世界的稻田里试种推广，据不完全统计，仅南亚和东南亚就提供了五十多个优势杂交组合，并逐渐为这些国家建立起了一套发展杂交水稻的人才和技术体系。
　　在世界粮食版图上，水稻是仅次于玉米的第二大粮食作物，全世界一半以上人口以稻米为主食。 一本由国际水稻专家G.L.Maclean等人编著的《水稻知识大全》，在前言中列举了一系列关于水稻的世界之最：在只种一种粮食作物的农田中以稻田的面积最大，地球上以稻米为主食的人口最多，水稻是全世界穷人最大的食物来源。 而全球的主要稻作区又集中在亚洲，全世界九成以上的稻米产于亚洲，＂在亚洲，稻米和粮食可视为同义词＂。 亚洲稻作区又主要集中于东亚、东南亚和南亚这三大地区。 2013年，全世界水稻产量排前十位的国家中有九个都是亚洲国家，其中前五位分别是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和越南，均属于这三大稻作区。 20世纪90年代初，联合国粮农组织把发展杂交水稻作为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的首选战略。 若要解决全球粮食危机，势必提高水稻产量，而首先又要从亚洲着手。 为此，联合国粮农组织选择十五个国家作为援助国，袁隆平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聘为首席顾问，同时还聘请了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十多名专家作为技术顾问，其中大多是他的助手和学生，袁隆平带着他们在异国他乡的稻田奔走。 在杂交水稻国际推广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在菲律宾、印度、越南、缅甸、孟加拉国等亚洲国家开展，方志辉说＂那还是一个很神秘的阶段＂，很多国家对中国人发明的那粒神奇的种子都倍感神秘，而中国科学家要去的那些国家，也让他们觉得挺神秘的，那一个个如同秘闻或传奇的故事，就在他们推广和指导杂交水稻的过程中发生了。
　　这里先从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印度说起，与中国一样，印度是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稻作大国，也是继中国、越南、朝鲜之后的第四个推广商品杂交水稻品种的国家。 印度政府通过国家粮食安全任务（NFSM）及东印度绿色革命（BGREI）等多种作物开发方案，致力于培育和推广杂交水稻。
　　在1990年至1993年间，袁隆平肩负着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顾问的使命，连续三次奔赴印度的稻田。 一天晚上，他和助手准备从印度中部的特伦甘地邦首府海德拉巴乘火车到一个水稻育种站，那儿有很多农民和农业技术人员正在焦急地等待他们的技术指导。 可他俩赶到火车站时，车站门口已被许多吃不饱肚子的穷人围得水泄不通，有的敲打着饭盆、有的挥舞着旗帜在那里抗议示威​‍‌‍​‍‌‍‌‍​‍​‍‌‍​‍‌‍​‍​‍‌‍​‍‌​‍​‍​‍‌‍​‍​‍​‍‌‍‌‍‌‍‌‍​‍‌‍​‍​​‍​‍​‍​‍​‍​‍​‍‌‍​‍‌‍​‍‌‍‌‍‌‍​。 这也是袁隆平亲眼看见的部分真相。 由于印度的发展极不均衡，很多穷人依然生活在饥饿半饥饿的状态，据联合国的数据，全球严重营养不良的儿童中，约有一半生活在印度。 眼看火车站已被占领，晚上的火车开不了，袁隆平只得临时决定，租一辆出租车连夜赶路。 那是一辆破破烂烂的出租车，而那条通往乡村的道路也是破破烂烂，比中国20世纪60年代的路况还差，一路上还时不时就会冒出几条慢腾腾的老牛，旁若无人地肆意横行。 牛在印度被印度教徒敬奉为＂圣兽＂，当一辆老爷车遭遇了一条条老牛，就必须停下车来让牛先过。 当袁隆平两人以极其缓慢的速度赶到那个水稻育种站，已是第二天上午了，袁隆平和毛昌祥在颠簸中一直眯着眼躺在车上，却哪里能睡着。 但两人一下车，看见早已等候在那里的稻农和育种站的技术员，仿佛终于盼来了救星，一下拥上来围着他们，袁隆平两人在感动之余又打起了精神，挽起裤腿就下田了。
　　印度是个等级森严的国家，科技人员也是如此，每次去田间察看采样时，职位越高的研究人员往往走在最后面，到了田边，他会站在田埂上，指手画脚地对技术员发出指令，而技术员也不下田，而是用棍子指着某棵秧苗，让田间劳力下田去采样。 袁隆平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首席顾问，这个职位高不可攀，毛昌祥也是国际技术顾问，在印度科技人员眼里，这个职位也是很高的。 但这两位中国的科学家，却从不站在田埂上指手画脚，他们一到田边就挽起裤腿，打起赤脚，亲自到稻田里去观察、采样，这让印度科技人员非常惊讶，但袁隆平他们却觉得很正常，很平常。 在印度，他们从不请用人，衣服都是自己动手洗，见了穷人就给钱或给吃的。 在印度，司机的地位低下，属于仆人之列，但袁隆平却客客气气地邀请司机同桌吃饭。 这让当地的官员和科技人员很看不惯，三番五次好心提醒他们，别搞坏了当地的规矩。 袁隆平总是付之一笑，依然我行我素，你有你的规矩，我有我的道理。 一位杂交水稻之父，连同这些来自中国的专家，在降低了身段后反而获得了当地老百姓更高的尊重，而他们还给印度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获。 当时，印度水稻的平均亩产仅两百公斤，相当于中国1949年之前的水平。 在袁隆平等中国专家的直接指导下，印度培育出了比对照品种增产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三十的杂交组合。 那时两系法杂交稻在中国也处于研发阶段，袁隆平就开始指导印度育种专家开展两系法杂交稻研究，还为推动印度杂交水稻大面积商业化生产献计献策。 印度人很精明，也很实在，1996年，印度杂交水稻种植面积约为一万公顷，很多地方都是种着试试看。 这是对的。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杂交水稻竟然有如此惊人的增产能力！ 印度赶紧大面积推广，在十年间就扩大了一百倍，到2006年时达一百万公顷，2014年已超过二百五十万公顷（八百多万亩），平均亩产已直逼四百公斤。 这个产量同中国相比不算高，但印度自己同自己比，翻了差不多一倍了。 2012年印度已经成为全球最大水稻出口国，也是产量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大水稻生产国。
　　对杂交水稻的心态，各国也有各自的不同。 如印度的杂交水稻，从其最初的雄性不育细胞质资源到方法技术均来自中国，也离不开袁隆平等中国杂交水稻专家的技术指导，但印度水稻种植的生态条件与中国不同，必须培育适合印度生态条件的杂交稻品种，他们更多是从中国借鉴杂交水稻技术，来培育自己的种子，打造自己的品牌，并一直有着赶超中国的心态，应该说，这是一种很健康、很进取的民族的心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是有可能的，但若急于求成，难免也会闹出一些笑话。 这里就有一个＂震惊世界＂的新闻。 据英国《卫报》报道，2011年，在印度比哈尔邦的一个名叫Darveshpura的小村庄里，有一个名叫苏曼特·库尔马（Sumant Kumar）的农民，采用水稻强化栽培技术（SRI），竟然创造了每公顷二十二点四吨（亩产一千四百九十三点三公斤）的世界纪录，旋即便在印度国内外掀起了一次狂欢的盛筵。 这个印度农民创造的＂世界纪录＂有两个兴奋点，一是他播种的为传统种子（常规品种），既非杂交稻，更非转基因，这有力地证明了＂常规稻也能高产＂； 还有一个兴奋点，他是通过水稻强化栽培技术（SRI）来达到超高产的。 那么事实真相又如何呢？ 经印度国内和一些国际权威媒体调查发现，首先澄清了一个真相，苏曼特·库尔马种植的并非传统的常规稻种，而是拜耳公司的转基因稻种，所谓＂传统种子＂创造的神话不攻自破。 而该单产纪录是由＂创造世界纪录者＂自己测定，测产过程既没有相关专业人员监督，更没有遵循严格的现场测产程序，这么说吧，就等于自己给自己评卷打分，没有一份来自官方或学术机构的证明或证书（产量验收证明）。 如果这样的自报产量你也相信，鸡毛真是可以飞上天了。 事实上，这个＂奇迹村＂在过去三年里已经放了很多创造世界超高产纪录的＂超级卫星＂，2011年上半年，该村一位农民据说创造了马铃薯产量的世界纪录，而在2011年的下半年种植季，当地又有一位农民创造了小麦产量的印度纪录和世界第三纪录。 对于这些＂创纪录＂的奇迹，如果没有经过严格的现场测产和监督程序，全世界任何一个相关领域的专业机构都不会采信，对此均是采取不信、不看、不理的态度。 该消息在印度一些媒体上疯传了一段时间后，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在南亚地区，除了印度，还有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国都在推广杂交稻，这一片片稻田里都留下过袁隆平奔走的足迹。 但亚洲最重要的稻作区，还是东南亚，又主要集中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越南等东盟国家。 袁隆平奔波的许多国度，都是贫穷落后、内乱频仍的国家，时常会遭遇莫测的危险，什么事情都有可能碰到。
　　缅甸是享誉世界的亚洲谷仓，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稻米王国＂，稻米在当地作物中占据了半边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缅甸每年出口的大米占世界大米出口总数的四成，是世界头号大米出口国，稻米的质量很好，如缅甸魔米——波山米，主产于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南部海淡水交汇地区的稻田，由于只在雨季种植，潮水涨落带来的淤泥成了水稻生长唯一的有机肥，米质好，口感松软香甜，在东南亚也被称为＂缅甸魔米＂，又被誉为＂珍珠米＂，但波山米产量极低，一般老百姓享受不到，也消受不起，主要为富贵人士享用，这也证明了，优质低产、价格高昂的稻米，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成为普通大众的口粮。 从1988年开始，缅甸把发展农业放在第一位，积极寻找复兴农业的方法，其中一条就是为农户提供高质量的种子。 袁隆平以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顾问的身份，带着助手和学生毛昌祥、邓小林等人在缅甸指导、试种杂交水稻。 但在缅甸推广杂交水稻非常艰苦，交通极为不便。 坐火车，铁路破旧、高低不平，在几乎没有道渣的路轨上，就像坐碰碰车，颠簸得要命。 袁隆平和几个助手虽说被安排在最好的卧铺车厢，但上铺不能睡，下铺也不能睡，有时候还会从上铺颠下来。 不仅如此，在铁道沿线甚至是火车上还有神出鬼没的叛乱分子，炸铁路，炸火车，这种爆炸性恐袭事件在缅甸时不时发生，一旦碰上了就在劫难逃。 袁隆平每次说到此事，总是淡淡一笑说：＂这些惊险的场景不是发生在抗战时期的中国远征军身上，而是发生在我们的水稻专家身上。 ＂
　　无论走到哪里，袁隆平都不会远离稻田，他很少住宾馆，而是住在稻田边上的水稻研究所里。 在缅甸中央农业研究院的水稻试验田里，袁隆平带着几个助手白天在稻田里工作，晚上就住在简陋的研究所里。 由于缅甸人信佛，不杀生，导致眼镜蛇在稻田里四处乱窜，无孔不入，有时候还会钻进屋子里、柜子里。 一次，袁隆平打开抽屉，感觉手心嗖地一凉，从抽屉里突然窜出了一条条小眼镜蛇，一共有八条​‍‌‍​‍‌‍‌‍​‍​‍‌‍​‍‌‍​‍​‍‌‍​‍‌​‍​‍​‍‌‍​‍​‍​‍‌‍‌‍‌‍‌‍​‍‌‍​‍​​‍​‍​‍​‍​‍​‍​‍‌‍​‍‌‍​‍‌‍‌‍‌‍​。 那蛇尾巴从他手上蹭过去，冷森森的，那可真是连汗毛都竖起来了。 除了毒蛇，还有毒虫、蚊子和蚂蟥，而打蚊子，竟成了他们苦中作乐的比赛项目之一，几乎每天，每个人都要打死满满一瓶蚊子，但热带雨林地带的蚊子有着惊人的繁殖能力，他们浑身上下都是蚊子叮咬的疙瘩，密密麻麻的，比蚊子还多。
　　越南是中国的近邻，在越南九千多万人口就有七千多万人口以稻米为口粮，从人口和粮食的比例看，越南对稻米的依赖程度远高于中国。 由于其传统稻种产量较低，又饱受战乱之苦，越南一直难以实现自给，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要靠来自中国的无偿援助和从其他国家进口大米。 由于越南北方在地缘上与云南、广西的气候和生态差不多，又加之其发展道路和中国十分相似，越南成了最早引种中国杂交水稻的国家之一。 从1992年起，越南便在其紧邻中国的北部省区试种杂交水稻，但他们和印度有所不同，由于生态条件与中国南方省区相近，可以直接从中国进口杂交稻种，如此也就能产生更直接的推广和增产效果，其种植面积从最初的一万多公顷（约十六点五万亩）推广到近七十万公顷，超过了一千万亩，其全国水稻的平均产量（含杂交稻）为三百公斤，而杂交水稻比常规品种增产四成以上。 以越南清化省为例，该省80％的农田都种植中国水稻。 越南种子联合会清化分会的一位负责人曾公开表示：＂农民们只想种植那些产量较高的水稻品种，因而他们很青睐中国水稻品种，虽然越南杂交水稻种子的价格比中国种子更低，但是他们依然选择中国水稻种子。 ＂经过十多年努力，这个长期解决不了温饱的农业国，现在已通过推广杂交水稻而成为世界上仅次于泰国的第二大米出口国。 他们所用的杂交稻种子，百分之八十以上从中国进口，生产出大米之后又源源不断地出口中国，而且像泰国米一样抢手。 但越南水稻产业这种两头都在外的格局，也难免让他们有些担心对中国依赖太大，套用范仲淹的一句话说是＂进亦忧，退亦忧＂，这其实也是很多国家引进中国杂交水稻的一种心态。 其实咱们中国又何尝无忧？ 方志辉就忧心忡忡地对我说：＂由于我们国内有些种业公司为抢占国际市场而内部竞争，恶性降价，结果只能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
　　泰国是享誉世界的＂东南亚粮仓＂，是亚洲唯一的粮食净出口国和世界主要粮食出口国之一。 泰国的稻米出口量居世界第一位，泰国的稻田约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一半，但单产水平总体不高，其主推品种都是常规籼稻品种。 由于大量稻米用于出口，他们具有很强的市场质量意识，他们不种质量差、卖不出好价格的品种，但既高产又优质的中国超级稻，也渐渐受到泰国稻农的青睐。 为了表彰袁隆平对杂交水稻的贡献，2004年泰国公主诗琳通给他颁发了＂金镰刀奖＂，这是泰国农业领域的最高荣誉。
　　如今从长江、湘江到湄公河流域，这遥远的距离上已被迎风茂长的杂交水稻连绵成一片。 走笔至此，又有一个新闻关注点。 2016年3月，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在京召开，而作为全国政协常委的袁隆平再次请假，这已是他连续三次缺席两会，而他的每一次缺席都会引起各式各样的猜测，这位八十七岁高龄的老人是不是病了？ 或出了什么情况？ 多少年来，袁隆平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公众的心，只因他与中国粮食的安危息息相关。 其实，袁隆平的缺席与时令有关，每年全国＂两会＂都是在惊蛰和春分这段时间内举行，中间还有一个龙抬头（春耕节），对于春播秋收这都是很关键的节气，而此时，袁隆平正扑在南繁基地的稻田里，忙着第五期超级杂交稻攻关。
　　就在＂两会＂闭幕不久，一个谜团很快揭晓了。 那是3月23日，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在海南三亚举行，而在＂澜湄合作＂中，农业为五个优先方向之一，杂交水稻被列入了农业合作的重点项目，如果中国超级杂交稻能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诸国推广，将成为世界粮仓的有力支撑。 会议期间，李克强总理和泰国总理巴育、柬埔寨首相洪森、老挝总理通邢、缅甸副总统赛茂康、越南副总理范平明等五国领导人一起参观了超级稻展区，一度在公众的视线里消失了的袁隆平，又精神抖擞地出现在被三亚的阳光照亮了的镜头里。 袁隆平带着一脸灿烂的阳光，带着他那刚果布式的笑容，用流利的英语讲解了杂交水稻的最新高产技术和推广现状。 迄今，已有三十多个国家推广种植中国杂交水稻，2015年在海外推广面积将近六百万公顷，均取得了大面积、大幅度的增产效果，而现在的中国超级稻同原来的杂交水稻相比，既高产又高效、优质，生长适应性更强。 袁隆平指着这次展出的＂超优千号＂说，这一品种属于半高秆超级稻，株高一米二左右，其优点是穗大，具有高度抗倒伏的特性，米质也不错，再生力也是目前超级稻品种中最强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