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袁隆平，学习袁隆平下稻田精神

　　呼唤教育科研人员下＂稻田＂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 冉乃彦
　　教育研究虽然在不断推进，但仍然让人忧虑：一方面是蓬蓬勃勃进行的教育实践中，提出了很多教育困惑；另一方面，为数不少的科研人员，也发表了很多理论文章。然而总好像＂两股道上跑的车＂，有的科研人员是在资料堆、电脑里生产大块文章，而教师感觉那些高谈阔论、不痛不痒的理论文章，没什么用处。
　　可以预计，这样研究下去，一万年也研究不出真正的能够推动教育发展的科研成果。
　　目前电脑里＂种水稻＂何以可能？
　　袁隆平如果不是长年奋斗在田间，怎能研究出水稻的高产？而有的教育研究却不是在学校、在课堂进行，大量时间是在电脑桌前，这种不肯下功夫＂下稻田＂的研究，很容易变成假研究。虽然这是不正常甚至是危险的现象，然而它却长期存在着。这些怪现象得以存在的原因，除了观念问题，制度问题和队伍培养问题外，可能还有三个容易忽略的原因。
　　1、 教育的复杂性、滞后性，让＂假研究＂钻了空子。
　　教育的特殊性，一表现为复杂性。影响教育发展的因素往往是多种因素的综合，极少是单一的，这就为那些＂不下功夫的研究＂甚至是＂假研究＂提供了借口，他可以强调其他因素的影响，为自己不成功的研究找到空子可钻。二表现为教育的滞后性。教育是慢功夫，百年树人，教育研究的效果往往不能立竿见影。由于当前无法进行检验，那些＂不下功夫的研究＂甚至是＂假研究＂也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滥竽充数。
　　2、 很大比例的科研人员＂他们的优势来源于知识和书本，也因此过度依赖于知识
　　和书本。＂＂三门研究人员（出入于家、就读学校、科研单位门）＂如果再不下功夫到教师、学生那里，到教室、到教育实践中去学习，继续＂过度依赖于知识和书本＂，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但无助于教育事业发展，还可能产生危害。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面对一个现实问题的时候，这些科研人员往往是从书本上怎么写的、教授是怎么说的，寻找答案。因为在他头脑中，缺少从实践获得的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信息和体验。
　　3、 有一些似是而非的糊涂认识，在理论上进行干扰。有些科研人员不承认＂实践
　　高于理论＂，提出＂实践和理论是平等并行的＂有的把个别现象上升为理论，认为＂教育理论有充分的理由反对实践，远离实践，如果靠的太紧了，理论反而成了错误的理论。＂
　　＂一个理论工作者，如果对＂实践高于理论＂缺少彻底的理解，没有坚定的信念，就不可能处处坚持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的检验中去，就不可能自觉地深入到实践中去，如饥似渴地吸收、提炼来自实践的信息。长此下去，教育研究和教育的发展怎能不受影响。＂
　　＂下稻田＂才能进行真正的教育科学研究
　　综观中外历史，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国内从孔子到陶行知，国外从夸美纽斯到苏霍姆林斯基，几乎所有卓越的教育家，都是出自教育的第一线，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这个事实也有助于我们思考，教育科学究竟应该怎样进行研究？
　　苏霍姆林斯基在《和青年校长的谈话》一书中写道:＂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科研工作最紧张的时刻就是上课和听课：自己上课，听别的同志上课。课，就是教育思想的源泉所在，课，就是创造活动的源头，就是教育信念的萌发园地。每天我至少要听两节课，这不仅是因为学校的工作制度要求这样做，而且首先是因为我需要有不断滋养我的思想的源泉，而课正是这种源泉。每当我面前出现以前并不引人注意的某种教育工作情况，虽经认真观察和百般思考而仍不得其解的时候，我便连续听五节、七节课，力求找出这个令人心神不安的问题的答案来。＂
　　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创始人，中国科学院院士王选曾经风趣地说过：＂经常看大量文献，但不干活的人，会出一些馊主意！经常看大量文献，也干活，洞察力比较强。＂ 笔者认为这种区别对于科研人员来说，是最本质的。因为＂馊主意＂性质的科研成果只能给教育事业带来祸害。而只有＂下稻田＂＂干活＂的人，才能＂洞察力比较强＂——这种品质有助于掌握客观规律。
　　阿莫纳什维利是苏联继赞可夫、苏霍姆林斯基之后又一位杰出的教育家。阿莫纳什维利数十年如一日亲自教课，在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中，逐步形成了自己重要的观点。苏联教科院院士兹维列夫说，＂阿莫纳什维利的每一条思想都有丰富的实际经验做后盾＂
　　科尔伯格是心理学史上颇有影响的＂道德两难问题讨论法＂创始人，他在好几个国家推广应用时发现，＂曾经实验很成功的教师几乎没有一个人继续实施道德讨论模式＂。科尔伯格承认＂犯了心理学家的谬误＂。他从挫败中悟出：＂道德两难问题讨论对于研究者是一种有效的工具，但对于教师和学生却是无效的或无意义的＂ ＂道德发展心理研究不是在教育实践中产生的，因此，直接搬到学校教育实践中去，必然有其局限性＂。后来，他考虑到道德教育实践是综合性情境下的活动，于是改变了做法，进行了＂公正团体法＂的实验，又在教育实践中取得了成功。
　　笔者认为，前人的经验教训可以集中到一句话：只有＂下稻田＂才能进行真正的教育科学研究。
　　＂下稻田＂对教育科学研究的六点价值
　　我之所以长年亲自到第一线任课，75岁仍然兴趣盎然地在给四年级同学上课，是因为我尝到深入实际的甜头，坚信只有＂下稻田＂才能取得真知。
　　1、 真正的客观性
　　所有的科学研究，最忌讳主观性，对违反客观性的研究，应该是＂一票否决＂。
　　如果不亲自到第一线任课，想掌握客观性，只能是通过听别人的汇报，看别人的报道。这种吃＂别人嚼过的馍＂的方法，往往和客观实际有很大距离。因为每个人的实践，总是有自己主观的设计，主观的取舍。＂盲人摸象＂局限性的看法，＂见仁见智＂不同价值取向，都在所难免。
　　如果亲历教育过程，就能够面对学生，亲自体验，进行目中有人的教育思考。＂下稻田＂，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客观现实都会如实呈现出来，总会使你原有的认识更接近客观。例如，对于＂90后＂怎么看？有各式各样、有的甚至是对立的看法，我在首医大附中高一年级教了一年课后，对＂90后＂的看法，越来越接近实际。
　　在高一上＂心理学与哲学＂选修课中，笔者发现他们很少全盘接受，更不会唯唯诺诺，而是通过独立思考，提出自己的创见。如，＂不要自我埋没，不要虚假的谦虚。＂；＂我们要学会及时的放弃。‘放弃’并不意味着失败，也许‘放弃’还会成为我们成功的某一因素。＂；＂人这一生，就是在不停地肯定自己，然后在否定自己中度过的，所以敢于否定错误的自己才是肯定的；才是对的，才是可以进步的。＂
　　通过口头和书面的交流，结合学习，我总结出90后的六个特点：
　　（1） 张扬个性，思维独立，创新能力突出；
　　（2） 有孤独感，渴求友谊，但又不善合作；
　　（3） 信息丰富，不善鉴别，易跌网络陷阱；
　　（4） 竞争加压，学习焦虑，身心负担很重；
　　（5） 生活优越，抗挫折能力弱，依赖亲情，但又关系紧张；
　　（6） 探讨人生，产生困惑，酝酿新价值观。
　　虽然产生困惑，甚至出现错误，但他们却是在酝酿着时代所需要的新价值观。这些看似矛盾现象，恰恰说明，90后是在积极探讨人生，终究未来是他们的，是需要他们自己选择价值观，走自己的路。
　　2、 真正的全面性
　　客观存在，一定是全面存在。只要你愿意，深入到具体实际中，就能得到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情况。只有你进入课堂，才能全面真实地了解、体验客观教育教学过程。马克思指出：＂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新华文摘2011.17:38）进入课堂，才有可能体验 ＂多样性的统一＂，把握＂许多规定的综合＂。
　　有了这个具体的微观分析，才可能把微观分析和宏观分析统一起来。
　　有一次，上《告别亲人》这一课，教师备课十分充分，朗诵十分动情，教师自己被课文感动得痛哭流涕，但是学生却无动于衷……
　　只有在课堂上，你才能看到这个事物的另一面；才有可能发现问题，继续刨根问底，找到原因。（课下我调查，发现孩子们对那＂遥远＂的历史并不了解，弄不清志愿军是打日本？还是打国民党？怎么可能与老师的感情产生共鸣）
　　＂下稻田＂之所以能够得到真正的全面性认识，还有一个科研人员不容易体验到的原因：只有你长期和其他老师同样备课、上课、批作业、处理学生问题时，你才融入教师队伍之中，不再是敬而远之的＂另类＂，才可能听到教师的真心话，获得全面的真实认识。
　　在我的实验学校，有一位小有名气的年轻教师，曾经悄悄对我说：＂我这次参加全市的赛课，学校花了八千块钱，分八次请了八位特级教师和专家，一次一次地让我修改教案，而且明确告诉我‘我给你加上的话，一句话也不能改’。最后，我发现，教案中没有一句话是我自己的了。我内心好痛苦！＂
　　这种难得听到的真心话，使我对＂做课＂＂赛课＂，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3、 真正的及时性
　　一切事物都在不停地发展，时代在前进，环境在变化，学生在成长。科学研究如果不能及时掌握当前情况，那么＂与时俱进＂就成了空话。偶尔也听到教师抱怨：听了一个＂老掉牙＂的专家报告，念的是发黄的讲稿，举得是十年前的例子，观点和现实已经对不上号。
　　这种＂过时黄历＂的出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人长期躲在电脑前搞研究；而这种长期脱离实际的研究，如果拿来指导实践，肯定会害人不浅。因为即使对80后教育成功的经验，对90后、00后进行教育并不会全部适用。
　　比如，对毛主席的认识，每一代人就有很大的不同。
　　在幼儿园的第一节课，我做了比较充分的备课，我设想幼儿会怎样看待我，他们可能会怎样说，我应该怎样对应。
　　上课了，面对31个瞪大眼睛瞧着我的孩子，我笑眯眯地问：＂孩子们，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没想到，立刻有一个小男孩站起来，大声地回答：＂你是毛主席！＂。我愕然了，看着一双双期待的眼睛，我语无伦次、狼狈地说：＂我、我不是毛主席，我是冉老师，我以后每星期三来给你们上课……＂。
　　我虽然事先做了各种回答准备，但是从来没有想到居然出现了这种问题。回家以后脑海中一直盘旋着这个问题……，慢慢，我悟出来了。这就是我们当今面临的教育对象——零零后的孩子。过去，人们议论过80后的孩子是用＂尿不湿＂长大的一代，90后是吃洋快餐、超市食品长大的一代。但是零零后的孩子，人们还来不及研究，但是他们已经兴高采烈地登场，顽强地、主动地在表现自己了。
　　教育必须要有时代感，不仅看到时代对教育提出的新要求，还要看到时代对新一代产生的特殊影响。当今，时代发展太快了，前代人熟悉的事物，有的后代人已经不了解了。六、七年前，我曾经对小学一年级学生做过调查，＂四大领袖＂的照片，全班只能够指认出三位，还有的把周总理误认成毛主席了。而今天的回答说明零零后的孩子对于过去的政治领袖更是没有清晰的印象了。他们可能更加重视精神上的崇高追求，而不是对个人的崇拜，毛主席在他们心目中，充其量只是一个＂贵宾＂。今天的教育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在这个真实的基础上展开我们的教育工作。
　　4、 真正的辩证性
　　真实的教育过程，是一个复杂的两个主体的互动过程，具有生命活力的生动过程，它充满了辩证性。在有些理论文章中，这些丰富生动的过程很容易被掩盖，甚至被曲解。
　　在＂下稻田＂过程中，你必然接触那些＂原生态＂。也许是孩子的一个眼神，也许是一个不经意的动作，却反映了孩子的内心世界
　　对于＂孩子受了欺负怎么办＂这个问题，家长往往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甚至有一部分家长教育孩子＂别人要打你，你就打他；你如果你不打他，回来我就打你＂。七个家庭教育的专家曾经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竟然出现六种意见，可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那么简单。
　　有一次，我把＂受了欺负怎么办？＂这个问题交给二年级小学生讨论，没想到他们的答案，比有些成人高明，既可操作，还挺有道理。
　　这个班23个人，主张用＂（各种方式）打＂解决的5人；主张＂不理他＂的5人；主张＂想其他办法＂的13人。主张＂不理他＂的理由是：＂你把人家打坏了，还得上医院给人家瞧＂；＂老师说了，不应该打人＂；主张＂打＂的理由是，＂如果不理他，就走了，这太不公平，你应该再欺负他一下。你这次不理他，下次还会再打你。给他点厉害看看＂。主张＂想其他办法＂的理由是：＂我们不应该打人，那是野蛮；但是不理他，他不知道自己错了，还会接着欺负别人＂；＂我们应该想其他办法＂，＂告诉他：老打人，养成打人习惯，人家就不喜欢你了＂；一个胖胖的小姑娘说：＂ 我不打他，但我有好办法，在幼儿园的时候，有一个小男孩总欺负人，有一次，他想打我，我就紧紧抓住他的两只手，高声大喊‘我也不是好惹的’，结果把他吓哭了＂。
　　这个小姑娘的做法，有两点值得赞赏：一是她不怕＂有恶劣行为＂的小男孩，不是怯懦地躲开，而是敢于制止；二是，不是用野蛮的方法对待野蛮的行为，而是用＂威慑＂的办法，显示了＂正义＂的威力，把歪风给压住了。
　　一个＂受了欺负怎么办？＂的问题讨论，可以看到孩子们是怎样辩证分析事件的双方，那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看到如何通过实践达到新的统一，看到成人与孩子们看法的不同……总之，只有＂下稻田＂才能接触到、感受到充满了辩证性的教育现象和孩子们的思维过程。
　　当然，科研人员亲自上课，不止和其他教师一样，完成教育教学任务，体验、享受全过程；还要带着研究的目的和任务，吸收营养，检验理论，观察动向，发现问题。科研人员通过＂下稻田＂的过程，可以更加理解教师，才可能将理论让教师真正接受。正如＂历史学家可以从内在逻辑的角度来梳理历史过程的本质内涵，但历史过程中的当下主体有时却无法领悟到这一点，他们往往会站在经验主义的角度来解读当下的事实。＂教师往往也容易从自身经验解读教育现象，领悟理论相对比较困难，只有理解教师的科研人员才能帮助他们，而不是埋怨他们，激励他们用理论指导实践，逐步成为科研型的教师。
　　科研人员有没有决心＂下稻田＂，实质上是在心灵深处对＂实践高于理论＂＂群众是真正
　　的英雄＂是否确信的问题。更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教师队伍在不断发生变化，＂脑力工作者不再是一个少数精英的专权岗位，而是普及化的工作，无数大众的头脑正在被解放，基于自己实践，基于本土经验、知识素养良好、理论创造能力很强的新大众正在迅速崛起。＂
　　尤其在今天，如果坚信教育科研必须依靠两个队伍——理论工作者和一线教师，科研人员更不能把自己看得高高在上，不可替代。那么，呼唤教育科研人员下＂稻田＂，则更是应有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