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走向远方的聂耳

　　聂耳本来是距离昆明百里之外的玉溪人，但他从小跟父母在昆明＂流浪＂​‍‌‍​‍‌‍‌‍​‍​‍‌‍​‍‌‍​‍​‍‌‍​‍‌​‍​‍​‍‌‍​‍​‍​‍‌‍‌‍‌‍‌‍​‍‌‍​‍​​‍​‍​‍​‍​‍​‍​‍‌‍​‍‌‍​‍‌‍‌‍‌‍​。 父母开药铺，他则到学校里念书​‍‌‍​‍‌‍‌‍​‍​‍‌‍​‍‌‍​‍​‍‌‍​‍‌​‍​‍​‍‌‍​‍​‍​‍‌‍‌‍‌‍‌‍​‍‌‍​‍​​‍​‍​‍​‍​‍​‍​‍‌‍​‍‌‍​‍‌‍‌‍‌‍​。 在这个阶段，他一步一步接近神秘的＂五线谱＂、小提琴、手风琴和钢琴，一步一步接近他的音乐理想​‍‌‍​‍‌‍‌‍​‍​‍‌‍​‍‌‍​‍​‍‌‍​‍‌​‍​‍​‍‌‍​‍​‍​‍‌‍‌‍‌‍‌‍​‍‌‍​‍​​‍​‍​‍​‍​‍​‍​‍‌‍​‍‌‍​‍‌‍‌‍‌‍​。 他常到翠湖漫步，在水月轩、听莺桥、湖心亭都有他的足迹、身影、声音、气息和思想。 这是一个迷人的地方，他爱上了这里，常常和他的＂儿童乐队＂来到翠湖堤上，一会儿合奏，一会儿独奏，一会儿唱歌，通宵达旦，尽欢而归。 那时的昆明大地，到处弥漫着各种古老音乐的气息，就像一块音乐魔毯，与聂耳幼小而敏感的心灵发生了牢不可破的关系。 聂耳在这块大地上，得到了他生命中最不能缺少的＂声音＂。 他每听到一种＂声音＂，哪怕是街上的叫卖声、牛车碾过石板路的声响、鸟叫声、风雨声……他都异常激动，都能用各种符号把它们记录下来。 任何来自大地的 ＂声音＂，对他来说都有一种意味深长的特征。 他利用他那两只可以捕捉一切声音的耳朵，捕捉这块大地上特有的＂花灯调＂、＂洞经调＂、＂滇剧＂和＂山歌＂等等。 一次，聂耳路过一个庙堂，庙里的乐师正在演奏民间洞经音乐《蓬莱宫》。 那曲调时而高昂欢快，时而低沉忧伤，穿插其间的打击乐，节奏明快，动人心弦。 让聂耳久久不舍离去。 事后他带上纸和笔，找到那位吹笛子的乐师，请他重新演奏了一遍。 聂耳则恭恭敬敬、认认真真地将曲谱记录下来。
　　聂耳的根就在玉溪，这里有他的足迹、身影、声音、气息和思想。 那是一个迷人的地方，聂耳在那里吃饭、睡觉、唱歌、练琴、读书、写日记、听母亲讲故事……在他18岁以前，他几次离开这里，又回到这里。 这里是他内心深处永远保留着的唯一的泉水，滋润了他短暂的一生。 他多次回到玉溪，拜访民间歌手，还组织＂玉溪青年改进会＂到社会上演出。 在一次联欢晚会上，他凭着自己惊人的记忆，为大家演唱了他看过多次的玉溪花灯小戏《四狗闹家》。 他发现故乡的＂声音＂给了他一个远大的抱负，他隐隐约约觉得自己可以应用那些充满生活气息的民间音乐旋律创作中国的交响乐，他要到更远更大的地方去寻找另一种＂声音＂。 因此，他于1928年11月30日，穿上用云南土布缝制的衣服、操着富有特色的玉溪方言，卖了一张火车票，从昆明出发，进入越南，再转道广东，他要去那里实现自己从军报国的理想。 可是，残酷的现实毁灭了他的这个梦想。 他只好沿路返回昆明，继续在上学。
　　1930年7月，聂耳再次沿着滇越铁路，走向更大的远方……他来到了越南海防，搭上了通往上海的客轮。 几天之后，他来到了大上海，并作出了一个改变他命运的决定：一个人在那里生活和奋斗。 他一边＂流浪＂，一边求学。 他时而活跃在舞台上，时而伫立在繁忙而喧嚣的码头，时而又饿着肚子与最底层的城市工人生活在一起，时而又走入种稻谷的农民中间。 他＂混＂在各种各样的人群里，与他们一起干活，用笛子、二胡、口琴、小提琴的声音，去美化他们的心灵，去激发他们生存和斗争下去的勇气。 他关注着这些挣扎和流浪在祖国大地上的苦难者，他了解到了他们的力量，感觉到了这种力量的深刻使命。 他是个歌唱者，更是个预言家。 故乡的古老旋律在这个时候开始发挥出巨大的力量，他用自己的爱心和洞察力去感受它们，用在上海学到的知识和技能去消化它们，使他获得了汹涌澎湃的创作激情，获得了深厚和神奇的创作力量。 他利用一直回响在他耳边的云南花灯调＂玉峨朗＂，创作了电影插曲《山野情歌》。 1934年的某一天，他因为思乡而感到有一股清澈的湖水在心中荡漾，他知道那湖水就是他魂牵梦萦的翠湖。 于是，多年前那曲从民间乐师那里得到的洞经音乐《蓬莱宫》，以不同的节拍、节奏、调式和速度，在他那不到24岁的年轻的心中，扩充着、延伸着、变化着，他的眼前出现了月映湖面、银波荡漾、游人怡然欢畅的情景。 他迅速把那种感觉变成了一种＂声音＂，写在纸上。 这便是《翠湖春晓》。 这首充满地方个性色彩的民族管弦乐曲，以舒展、流畅、明朗、清新、轻柔、委婉、热情、欢快的旋律，表现出春回大地、万物复苏、人们无限向往美好未来的情景，深深打动了上海听众，并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在中华大地上传播。 今天，《翠湖春晓》已被国际音乐界视为中国民乐的经典作品，翠湖也随着它的优美旋律而名扬海内外。
　　与此同时，《饥寒交迫之歌》《开矿歌》《打砖歌》《卖报歌》《码头工人之歌》《大路歌》《义勇军进行曲》等34首充满力量和人情味的歌曲，从聂耳那不到24岁的年青的心中奔涌而出，并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在中华大地上传播。
　　实事求是地说，在聂耳之前，中国还没有谁能够如此完美地体现出音乐的惊人的力量和深度，如此完美地再现出中华民族精神。 他利用音符和旋律，揭示了劳苦大众的本质力量和历史使命，并像雕塑一样把他们的伟大形象展现在我们面前。 聂耳非常清楚，在历史的某些决定性时刻，艺术应该自觉自愿地为时代服务，为劳苦大众服务。 人们从他的歌声里，听出了他对中华民族精神威力的伟大信心，听到了时代的最强音。 中国人民的力量，被他最强烈地表现出来，中国人的民族血性被他深刻、全面而诗意地呈现出来。 他的歌声以前所未有的光亮、热情和力量，在黑暗的现实面前，照亮了一条前进的路，呼唤着每个中国人的觉醒。 在中华大地上，每个人都会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 起来！ 起来！ ……1945年9月3日，在米苏里军舰上，同盟国国家通过无线电向全世界人民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 紧接着，播送每一个同盟国的战斗乐曲。 中国选定的就是这首《义勇军进行曲》​‍‌‍​‍‌‍‌‍​‍​‍‌‍​‍‌‍​‍​‍‌‍​‍‌​‍​‍​‍‌‍​‍​‍​‍‌‍‌‍‌‍‌‍​‍‌‍​‍​​‍​‍​‍​‍​‍​‍​‍‌‍​‍‌‍​‍‌‍‌‍‌‍​。 乐曲一响，人们的心灵就被深深震撼了，＂起来！ 起来！ ＂、＂前进！ 前进！ ＂成为那一天最雄壮的歌声，成为抗日战争以来最响亮的号角，从此一直回响在世界人民的心里。
　　聂耳是全中国、全世界的音乐天才。 他的歌声曾经让敌人和反动派恐惧。 反动派使用最卑鄙的手段，损害和贬低聂耳歌曲的战斗力量。 他们把聂耳的歌曲灌制成唱片，把雄壮无比的调子弄成萎靡不振的声音，歌词也被唱得阴阳怪气。 他为此多次抗议，并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有一次，聂耳陪一个外地朋友去跳舞。 在舞场，他发现自己的歌曲被用来伴舞，音调已远离它的本质力量，那些漂泊不定的灵魂更加丧失做人的立场和尊严，人人都是一派醉生梦死的样子。 他走过去对乐队的指挥者说，你们演奏的是我的歌曲，按照音乐界的传统，乐队演奏某一作曲家的作品，如果作曲家本人在场，那么就应该请他来指挥。 乐队的指挥者一听，立即把指挥棒交给聂耳。 聂耳对大家说，我的歌曲是呐喊和狂呼，不是毛毛细雨，不适合给你们伴舞。 现在，我指挥乐队重新演奏一遍，让你们了解我的音乐的真实面目。 在聂耳的指挥下，一曲荡涤人心的乐曲在舞场响起。 众人止住了舞步，似乎有一种力量在他们的心海中掀起了波澜。 他们看到了聂耳像海燕一样的身姿，听到了音乐像一种万能语言在说服着他们的内心。
　　敌人越来越害怕聂耳的歌声。 在聂耳24岁的时候，敌人把他的名字写在了＂黑名单＂上。 为了躲避迫害，他计划第一步先到日本进行作曲和音乐研究，再到欧洲进修学习。 但是，他刚到日本就令人难以置信地溺死在海边。 全中国、全世界因此失去了一个最有良心的人、最有独创性的音乐家。 如果他能活得更长一些，那他的音乐理想将更加动人，人们的精神或灵魂也将得到更多的激励和感化，闪现在他的歌声里的不朽的中华民族精神之光，也将更加耀眼。 但是，他走了，带着强烈的痛苦和深沉的思索走了，也带走一个又一个秘密。
　　事实上，聂耳的出现，对于当时的中国、现时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来说，都包含着毫无争议的深远意义。 新中国成立初期，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我国的代国歌。 这个＂代＂字一＂代＂50多年。 虽然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曾经一度重新征集国歌，甚至把《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进行改写。 但是，人们立即发现，新歌词虽然有了某些所谓的时代特征，但与《义勇军进行曲》的原词相比，缺少了发自内心的震撼和含着泪水的微笑。 原来，《义勇军进行曲》用尽善尽美的语言和音符，再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和本质力量。 人们从这首歌曲里，不但懂得了历史，而且获得了思想。 这种奇妙的创作，对于田汉和聂耳来说，大概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吧？ 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词和曲都保持了原貌。
　　我们很难想象，如果当初没有滇越铁路，聂耳能走向远方，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吗？ 我们也很难想象，当今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义勇军进行曲》，没有聂耳的歌声，我们的大地将是什么样子？ 我们的灵魂将如何干涸和寂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