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滇南时空的近代化与工业化

　　对于滇南的历史，我一直存在一种复杂的＂幻觉＂——当法国人修筑的＂滇越铁路＂于1910年3月31日直通昆明，如同巨兽的火车冲进城区时，在老百姓惊惧的目光中，铁路和火车却开始像魔术一样，改变着人和城、城和世界、世界和城、城和人的关系​‍‌‍​‍‌‍‌‍​‍​‍‌‍​‍‌‍​‍​‍‌‍​‍‌​‍​‍​‍‌‍​‍​‍​‍‌‍‌‍‌‍‌‍​‍‌‍​‍​​‍​‍​‍​‍​‍​‍​‍‌‍​‍‌‍​‍‌‍‌‍‌‍​。 或者说，他们与它们之间都是一种力量，相互改变着对方​‍‌‍​‍‌‍‌‍​‍​‍‌‍​‍‌‍​‍​‍‌‍​‍‌​‍​‍​‍‌‍​‍​‍​‍‌‍‌‍‌‍‌‍​‍‌‍​‍​​‍​‍​‍​‍​‍​‍​‍‌‍​‍‌‍​‍‌‍‌‍‌‍​。 这种＂改变＂来得很快，几乎是猝然而至​‍‌‍​‍‌‍‌‍​‍​‍‌‍​‍‌‍​‍​‍‌‍​‍‌​‍​‍​‍‌‍​‍​‍​‍‌‍‌‍‌‍‌‍​‍‌‍​‍​​‍​‍​‍​‍​‍​‍​‍‌‍​‍‌‍​‍‌‍‌‍‌‍​。 多年来，我一直在＂苦思冥想＂，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一种＂关系＂能像昆明这样一座封闭而古老的边地高原城邦与一条国际性的滇越铁路的关系，更让人感到传奇、复杂、尴尬和不可思议的了。
　　实事求是的说，从这条铁路开通的那一刻起，云南就摇身一变，成为中国第一个拥有＂国际铁路＂的省份，昆明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封建古城邦一跃成为中国与外部世界直接联系的重要＂门户＂，成为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直接发生联系的前沿城市。
　　在没有滇越铁路之前，滇南一带未免显得封闭、陈腐、压抑、老气横秋，又自以为是。 当滇越铁路直插云南腹地之后，来自外部的种种力量，一路呼啸北上，迅速改变着这座古老高原的一切。 最明显的变化是随着铁路的开通，昆明迎来了各种商机，居民由此增多了，商业也随之兴盛起来。 城南的广聚街（金碧路）、南校场（宝善街一带），城东的咸和街、米厂心，城西的庆丰路、凤翥街等地方很快变成了商业闹市。 南门外从三市口到得胜桥、塘子巷则成了昆明的商业中心，当时著名的＂云津夜市＂就出现在这个地带上。 此外，马市口到金马碧鸡坊一线，街铺纵横，繁盛异常。 当时，昆明城内有衙门30多幢，街道150多条，巷道400多条。 一批与商业的繁荣相关联的钱庄、牙行、会馆和戏院也不断出现了。 ＂日本伞＂也偷偷摸摸进来了。 它的柄是由粗竹竿做成的，又精致又耐用，价钱又便宜，第一年售出600把，第二年增至12000把，再过一年就翻到了20000多把。 卖本地＂土伞＂的老板一致大叫＂倒霉＂。 与此同时，洋瓷碗与土碗、洋刀与土刀、洋火与火草、洋碱与土碱、洋烟与土烟、洋袜与土袜、洋食品与土食品……都统统卷进＂你死我活＂的大战。 在整个昆明市场上＂欧美世界之舶来品，无不纷至沓来，炫耀夺目，陈列于市＂。 中外客商争先恐后地涌进昆明，开商号，设货栈，可谓＂异域货物，充斥阛阓＂。 到1923年，昆明商业已有84个行业、近代商行达36个、店铺4325个、洋行15个。 法国滇越铁路公司的一份报告说：＂通过铁路输入的外国商铺有：罐头、炼乳、饼干、香槟酒、咖啡、饮料、香烟、腌鱼、熏鱼、手表、钟、缝纫机、化妆品、香水、香粉、香皂。 建筑材料有瓦铁皮、窗玻璃、水泥。 在铁路通车之前，这些东西与建筑材料等等，在这里是无人知晓的。 ＂与此同时，滇西及川、康所产的山羊皮和猪鬃，集中到昆明加工后，一部分成为军需和民用物资，一部分出口到美国、日本、英国、法国。 另外，滇、川、黔、藏、缅甸、越南所产的各种药材，大多集中到昆明批发销售。 有30多家商号专做药材生意，他们把药材打包，通过滇越铁路，发往全国各地，大约在一个月左右，可运达北京、天津、香港、上海、浙江、四川、陕西等地。 昆明作为商品集散地和商贸中心的商业功能逐渐显示出来。
　　昆明的城市面貌也在随之＂魔变＂，新型建筑材料如红毛泥（水泥）、玻璃和钢筋的从铁路上大量涌进，让许多昆明人家＂风气大开，屋宇多取西式＂，＂巨富之家勿论矣，中人之家亦多效仿＂。 在塘子巷、巡津街、金碧路、正义路、华山西路一带，出现了许多法式建筑或中西合璧的洋房，形成了几条以西式建筑为主的新街道。 我们今天在昆明还可看到一些具有魅力的近代建筑，如会泽院、讲武堂、卢汉公馆、云南商会、北京路天主教堂、甘美医院等等，也就是在那个时期兴建起来的。
　　人们的生活也开始变得＂崇洋＂和＂时尚＂起来，汽车、自行车、人力车逐渐取代了马车和轿子。 有些人出入于西式餐厅和咖啡馆，＂有些富有者甚至衣必革履呢羽（呢羽，泛指毛织品与丝织品，清中叶以后多指自国外输入者）西服，吃必西餐洋酒，住必西式洋楼，用必舶来品，以显其富贵和新派＂。 当时的《滇声报》说这种＂崇洋＂和＂时尚＂之风，＂上行下效，一日千里，进步之速＂，让人担忧，所以呼吁＂当道诸公，以身作则，举凡一切衣服、饮食，崇尚俭朴。 ＂
　　那时的巡津街由于与盘龙江东岸塘子巷一带的火车站隔江相望，又与昆明的商埠区金碧路毗邻相连，占据了应有的地理＂优势＂，深得洋人青睐，迅速成为老昆明城里一条较为另类的街道——＂洋人街＂。 在短短几年之间，这里就洋楼林立，梧桐树影影绰绰，一幢幢洋房依次显现——有法式别墅，有商务酒店，有英美烟草公司，有美国三达水火油公司，有法国龙东公司、徐壁雅洋行，有欧洲大饭店，有甘美医院，有云南邮政官局等等，也有昆明的官富人家来这里建造的西式豪宅。 街上随处可见的是各国洋人，以及法国、美国、英国、希腊、意大利、德国、荷兰、日本等八国国旗。 这条街成为那个时代古老昆明里最时尚和最＂摩登＂的地方。
　　一个名叫李长之的现代作家、学者，于1937年9月下旬，应国立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先生之聘，与吴晗、林同济、严楚江等人一同来到昆明的。 他曾在一篇题为《西南纪行》的文章里，描述了他一进入昆明时的见闻：
　　一下车走不远，就望到所谓的巡津街，这里是邮政局所在的地方。 其中有中国旅行社开社的商务酒店，很洁净而精致。 这地方宛然是法国风味的租界，幽静而疏朗，有点像海防。
　　那一天，李长之和林同济他们一行，也许被这条街上的商务酒店所吸引，就决定暂时下榻在这个洋酒店。 那时，这个酒店虽然名为中国旅行社开办的，其实是一家外资经营的＂洋酒店＂，老板娘是一个法国人，也有人说希腊人或白俄罗斯人，总之是一个洋人。 在中国人面前，这位老板娘未免显得有些高傲，她也许把这些中国一流的年轻教授、学者，视为愚昧而可笑的＂支那人＂，所以在接待他们时，表现出了另眼相看的一面，不仅＂态度冷淡＂，而且＂言语支吾＂，显得很不耐烦。 这对即将上任云南大学法学院院长的林同济教授来说，是无法忍受的。 他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这家＂洋酒店＂，而到附近的金碧路上寻找＂国粹＂似的中国旅店。
　　无独有偶，几个月之后，梁思成与林徽因也在经历了颠沛流离之后来到昆明，他们夫妇都觉得巡津街似乎让他们看到了老昆明最美丽的一面，因此选择在这条街上的＂止园＂栖息，后又迁至离＂止园＂不远的9号楼房。 他们觉得自己非常适合居住在这样的＂洋人街＂上，他们在这里住了整整一年，后来是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空袭，才不得不迁至昆明北郊的兴国庵和龙头村。
　　梁思成夫妇在这短短的一年里，以巡津街的居所作为他们生活的根据地，迅速展开紧张的工作。 现在想想，他们夫妇俩当时的工作与生活同这条＂洋人街＂的美学趣味好像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他们经历的每一天每一件事都似乎充满着生命的幽默感​‍‌‍​‍‌‍‌‍​‍​‍‌‍​‍‌‍​‍​‍‌‍​‍‌​‍​‍​‍‌‍​‍​‍​‍‌‍‌‍‌‍‌‍​‍‌‍​‍​​‍​‍​‍​‍​‍​‍​‍‌‍​‍‌‍​‍‌‍‌‍‌‍​。 在这里，梁思成重新启动了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大规模调查工作，让中国营造学社起死回生，他与林徽因、刘敦桢、刘致平、莫宗江和陈明达一起，对西南地区包括昆明、滇西进行了3次实地调查，收获颇丰，多民族丰富的历史建筑，填补了他正在撰写的巨著《中国建筑史》的空白。 另外还有近百幅昆明古建筑的珍贵照片进入了他们的《中国古建筑图典》。 在这期间，他们夫妇俩还应邀一起为西南联大设计新校舍。 在当时经费和材料奇缺的情况下，可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两位年轻的建筑学家也只能设计最简易的房子，真是大材小用了。
　　云南大学也在那个时候从＂私立＂升格为＂国立＂，当时的省主席龙云的太太为了表示对云大的支持，捐款建盖女生宿舍——映秋院。 校方决定聘请林徽因为建筑设计师。 林徽因接受这项工作之后，躲在她的洋房里，很快设计出了一幢具有中国传统的楼房。 限于当时的条件，竣工后的映秋院并不富丽堂皇，但显得更加简洁、朴实、典雅和幽美。
　　在＂洋人街＂居住的日子里，林徽因的心情好极了，她在这里接待友人，与中外客人谈笑风生。 当时的青年作家施蛰存和沈从文，都是巡津街9号的常客，林徽因与他们在一起谈文学，谈诗歌。 林徽因还在这里拍了两张与洋房为背景的照片，如今已收入《林徽因文集》。 那时，林徽因看到的昆明是一个＂天清气朗、熏风和畅、遍地鲜花、五光十色的城市＂。 她发现昆明得天独厚，具有某种与生俱来的特质，使得＂所有美丽的东西都守护着这个花园，如洗的碧空、近处的岩石和远处的山峦……＂。 她还真切地感受到，她所住的9号楼房，因为阳光、花草、树木的作用，竟然发生着幻梦般的变化，＂如同戈登•克雷早期舞台设计的效果＂。 在那个时刻，林徽因突然感到自己如若＂能创作出合适的台词＂，就将是一幕＂精彩的戏剧＂，因为她已生活在天然的西式＂布景＂之中，不能脱身。 她在愉悦之中，曾提笔给美国汉学大师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写信，告诉她＂昆明永远那么美，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 我窗外的景色在雷雨前后显得特别动人。 在雨中，房间里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浪漫氛围——天空和大地突然一起暗下来，一个人在一个外面有个寂静的大花园的屋子里。 这是一个人一生也忘不了的。 ＂
　　著名作家老舍先生也曾在1935年来过昆明，他一下火车，就瞥见了巡津街这一片洋房。 他在《西南东北》一书中写道：
　　进了城，气象很不差，贵阳是远赶不上它的，街道很整洁，大街多是以大石板铺成。 街道以及洋式建筑，很带有法国化的色彩。 我的留法多年的朋友说：＂昆明真像法国的小城镇。 ＂
　　从得胜桥往西走，至金马坊附近，这是金碧路的中段。 这段道路在清末的时候，被开辟为＂商埠第五区＂，吸引着外省人像潮水一般纷纷涌向这里，其中最多的是广东、广西商人，他们在这里开设＂怡和泰＂、＂怡兴泰＂、＂德昌泰＂、＂慎和号＂、＂广同丰＂、＂粤安隆＂和＂广永隆＂等商号，经营五金和药材生意，很多人因此发家致富，成了大老板。 当时的昆明人总是把这些两广商人甚至外省的有钱人通通叫作＂老广马＂，所以这一段大街就成了＂广聚街＂或＂广马街＂。 到了民国时期，广聚街得到拓宽，路面镶上了规整的石板，街道两旁种上了梧桐树，铺面大多是二三层的西式建筑，共有英美烟草公司、法国沙法理洋行、希腊哥卢士洋行、日本保田洋行等8个洋行，还有英国传教士创建的＂锡安圣教堂＂、越南侨民开的＂南来盛＂咖啡馆。 那时，在这段街上，也有两家粤菜馆，一家是＂冠生园＂，另一家是＂陈记龙＂，他们除了出售广式早茶、广味香肠、叉烧肉、烤乳猪等粤菜之外，也经营西餐，人们来这里，依然可以吃到正宗的咖喱鸡、猪排、牛排、三明治、咖啡等等。 这里成了一条洋气十足的大街，逐渐打破了昆明这个古老、平静、祥和的城市气氛，所以广聚街也在人们口里也逐渐＂升格＂为更加响亮的＂金马大街＂。
　　在这条金马大街上，有云南白药创始人曲焕章的大药房，那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三层西式建筑，铺面5间，耳房6间，后厅5间。 建筑材料以钢筋、石头和从越南运来的＂红毛泥＂为主。 整座建筑的外观，看上去是一座结实的石房子，四周设有紫铜护栏，屋内的每一根石柱都光滑大气，每一处石雕构件都精雕细刻，处处显示出＂一代药王＂的不凡气派。 曲焕章白天在一楼为病人诊治，或会见客人，晚上则请人记录他口述的《曲焕章草木篇》和《曲焕章求生录》。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走上三楼，把自己反锁在一个小房间，一个人静悄悄地在里面配制他的神药，第二天再由助手装瓶包装，送往一楼诊所，同时发往全国各地，乃至港、澳、新加坡、雅加达、仰光、曼谷、日本等地。
　　南屏街也是在那个特殊时代，逐渐变成了昆明的＂华尔街＂，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和各省市的多家大银行纷纷迁入了昆明，大多落脚在南屏街上。 据统计，当时在南屏街上的金融机构有中央银行昆明分行、中国交通银行昆明分行、中国农业银行昆明分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 省外的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昆明分行、四川美丰银行昆明分行、新华信托储蓄银行昆明分行、川盐银行昆明分行、金城银行、兴业银行、川帮亚西银行、聚兴城银行、川康平民商业银行、和丰银行、重庆银行、和成银行、浙江帮金城银行； 省内的有兴文银行、劝业银行、富滇银行、益华银行、侨民银行、光裕银行、永丰银行公司、云南实业银行、昆明商业银行、昆明市银行、昆明县银行、腾冲帮建国银行、鹤庆帮其昌银号等等，共30余家，不仅在昆明发展史上是全所未有的盛况，而且成为全国金融界的一支主力军。
　　我们常说金钱如＂粪土＂，这是恰如其分的比喻。 但这样的＂粪土＂却让古老的昆明如同春天的韭菜，在一夜之间吸足了肥力之后，疯狂地生长起来，繁荣起来，喧嚣起来。 大批资金魔术般地涌入这座高原边城里，一部分流向工业和城市建设，而相当大的一部分却转化为商业资金。 整条南屏街上，信贷、汇兑、融资、进出口结汇等银行业务一片繁忙。 我们可从以下两个数据就可感受到当年昆明金融业高潮迭起的盛况：1942年，仅中央银行昆明分行兑入和兑出的美元、英镑、印币、缅币等外币余额就达2109万元，其大进大出的资金就更是在上百亿之多。 另一份数据是1945年6月的统计资料，当时由中央银行昆明分行汇入云南的款项总额就达1350亿元，而同期汇出的款项总额仅为510亿元，出入两抵，入境款项余额高达840亿元，是1938年的8000倍。 这些资金以其魔幻般的巨大威力，对昆明乃至西南各省、东南亚各国产生着各种各样的影响。 那时，在昆明市内，可谓工厂密布，万商云集，昆明不仅成了我国西南地区的工商业重镇，也是通往东南亚的重要通道和商埠。 这里的文化教育、卫生医疗、邮政电信、防空救护、电影娱乐等百业顿时兴盛起来，城市面貌也在迅速发生着神奇的变化，＂篆塘新村＂、＂靖国新村＂和＂吴井新村＂就在那个时候兴建起来。 市内的广聚路、三市口、马市口、三牌坊、崇仁街等街道，成了商业最繁盛的地区。
　　在南屏街上，有＂林太＂和＂艺城＂高级家具店，有＂鸿翔＂高级女装店，有全市最大最高级的＂明星＂理发店，有＂大鸿运楼＂餐馆，有＂西方＂咖啡店，这些高级店铺，大多是上海商人来此开办的，不仅商品众多，服务一流，而且把门面装饰新颖别致，一家赛过一家，家家生意都很兴隆。 一些富商官僚在这里一掷千金，相互攀比，挥霍无度，尽情享受物质生活给他们带来的快感。 男士们穿的是西装革履，戴的是奥米加手表，别在胸前的是51型派克金笔，喝的是啤酒和可口可乐； 女士们穿的是各式胸衣、玻璃丝袜、高跟皮鞋，把头发烫成波浪一般，嚼的是口香糖，用的是力士香皂、旁氏面霜、香水、蔻丹指甲油、口号、香粉等高级化妆品。 有钱人在那个时候借机拼命赶时髦，过着骄奢淫逸、附庸风雅的生活，而一般老百姓却可以到这里来开开眼界，饱饱眼福​‍‌‍​‍‌‍‌‍​‍​‍‌‍​‍‌‍​‍​‍‌‍​‍‌​‍​‍​‍‌‍​‍​‍​‍‌‍‌‍‌‍‌‍​‍‌‍​‍​​‍​‍​‍​‍​‍​‍​‍‌‍​‍‌‍​‍‌‍‌‍‌‍​。
　　有了物质享受，生活依然感到空虚乏味。 那时，一位具有商业眼光和过人胆识的女士——刘淑清出现了。 她是云南省主席龙云手下一名高级军官的遗孀，丈夫死后来到昆明，龙云给她了她一大笔抚恤金。 这个不同寻常的女人有她自己的世界观、发展观、生意经和金钱观，她已经看到了当时昆明＂大逸乐＂和＂大众＂两家电影院的＂土＂与＂旧＂，已远远落后于时代了。 她也许还认为那些犹如＂粪土＂的钱财还应该化为更高级的精神享受。 于是，她通过个人的影响力，邀请龙云夫人顾映秋和卢汉太太龙泽清出面，共同由兴文银行和劝业银行的老板、滇军99师师长朱晓东的儿子朱嘉锡投资，于1940年在朱晓东的地产上兴建了一座新型电影院——南屏电影院。 这座电影院一落成，就一举成为当时中国最豪华的电影院，被誉为＂远东第一影院＂。 它的建筑设计师是上海华盖建筑事务所的著名的建筑学家赵深，外形设计成一架大飞机，采用西式建筑风格，内部空间组合灵活，场内大厅呈半圆形，既可以放电影，又可以演戏。 场院分为楼厅和正厅，楼厅全是沙发软席，正厅的座位为倒仰式。 场内还设有会客室、衣帽间、酒吧间、咖啡间、宪警室、卫生间等等。 放映机是1939年美国实用动力公司最新推出的一个品牌，正音机是最新型的亚尔西亚，银幕为美国最新上市的＂无孔无视线＂橡皮银幕。 可以说，这个电影院从外观形象，配套设施，到内部座位、音响设备、视线效果，都堪称一流。
　　1940年4月1日，这个电影院正式开业，刘淑清任董事长，首映的是《银翼春秋》。 那几天，场场爆满，盛况空前，给每一个前来观看电影的人带来了全新的感官享受和心灵的震撼。 更令人感动的是，电影院首场的收益，全部捐赠给了抗日残废兵工厂和抗属工业合作社。
　　此后，刘淑清与美国好莱坞的派拉蒙、米高梅、二十世纪福克斯、哥伦比亚、联美、华纳兄弟、雷电华、环球等八大影片公司签订租片协定，优先向南屏电影院提供片源。 这些美国影片公司也看到了昆明这个市场的巨大潜力，尽量让昆明抢映好莱坞大片，其速度之快，几乎与美国同步放映。 那时，正值好莱坞的全盛时代，昆明观众有幸在第一时间欣赏到了《乱世佳人》、《月光宝盒》、《魂断蓝桥》、《大独裁者》、《北非谍影》、《战地钟声》、《左拉传》、《翠堤春晓》等一流影片，有幸从银幕上认识了众多世界级著名影星，如麦唐纳、奥勃郎、罗吉斯、黛维丝、希拉、考尔门、鲁滨逊、鲍育、方达、卓别林等等。
　　这个电影院也放映过少数英国、苏联、印度电影。 每当放映外国影片时，先由电影院的专职英文秘书翻译出故事梗概、人物对白，编印成精美的电影说明书，免费赠送给观众。 在放映前，还要由英文秘书介绍电影内容，放映过程中，又用幻灯片打出字幕，千方百计让中国观众看得明白。 偶尔，这个电影院也会放映国产影片，如《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和《八千里路云和月》等等，也曾产生过轰动效应。
　　那时，前来这里观看电影的主流客人有两类，一类是西南联大的师生他们在紧张而艰苦的教学活动之余，看电影成了他们的一大精神享受。 也正由于南联大师生的到来，一些外语水平较好的学生随之进入了现场翻译的队伍，甚至连吴宓等教授也热心于对一些外国优秀影片的翻译，这样就一改昔日＂土翻译＂随意窜改电影对白，随意调侃剧中人物的风气，现场气氛和效果更佳。 另一类是前来帮助中国抗日的美国＂飞虎队＂的官兵，他们在严酷的军事训练和生死相随的战斗空隙，前来观看本国的影片，让这些身处异国他乡的美国大兵既激动，又有一种归乡的感觉。 在通常情况下，这里每天晚上都会出现美国大兵，也正因如此，只要有哪个美国大兵在电影院门前稍稍一站，就会有中国人上前与他们搭讪，向他们兜售各色四川丝绸、成都银器、缅甸玉石等等，或者与他们兑换和交易新旧滇币、法币、美元、越南比索和缅甸印度的卢比等等，也不管他们听不听，愿不愿交易，就开始不断通报着每小时的比值行情。
　　也有的中国女郎看上了美国大兵，同他们一起看电影，与他们发生了＂国际恋爱＂，甚至坐上他们的吉普车，在南屏街上兜风。 这让很多中国人感到很不适应，认为不仅败坏了风气，还丢了昆明人的脸。 其实，很多中国女郎与美国大兵的恋爱也是很严肃的，有的还走进了婚姻殿堂。 至于那些在街上喝酒、兜风惹事的美国大兵，只要遇上他们的宪兵，就要受到纪律的制裁。
　　在这条街还有一个几乎是与南屏电影院同时兴建的娱乐场所——昆明戏院。 这是由当时的昆明市政府投资建设的，被上海商人蒋伯英一眼相中，从而设法把它租赁下来，自任常务董事，决心用他有限的资金、气魄和胆识，在昆明创出自己的一条路来。 蒋伯英是因为战乱而流落昆明的，他早就看到了这个戏院暗藏着的商机，他认为在那么繁华的一条南屏街，仅有一家南屏电影院是不够的。 为了＂拿下＂这个大戏院，他不惜血本，传说他曾向当时的昆明市长送了一辆很洋气的小轿车，才取得了这个大戏院的租赁权。
　　蒋伯英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是独特的，在戏院正式开业时，他请来了在全国京剧界享有盛誉的科班——厉家班，在昆明戏院里大唱特唱京剧折子戏，如《伐子都》、《打渔杀家》和《北汉王》。 这个戏班子是由厉氏兄妹5人组合而成的，个个都是响当当的名角，生旦净丑，各具风采； 唱念做打，功底非凡。 他们一登场，就征服了昆明观众，赢得了满堂喝彩。 每晚的卖座率节节上升，甚至超过了新滇大舞台上演《狸猫换太子》时的盛况。
　　但是，四个月之后，蒋伯英却另辟溪径，把热气腾腾的戏院转向电影放映，因为他已看到了南屏电影院在选片时的一个巨大＂漏洞＂——慷慨地丢下了国产影片。 于是，他将计就计，避开南屏电影院的风头，反其道而行之，专门在国产片上很下功夫，放映了多部古装片和一般市民生活片，如《李三娘》、《木兰从军》、《啼笑因缘》、《翡翠马》等等，吸引了一大批喜爱国产电影的观众，生意可谓火爆。 可是就在1940年6月23日夜间，机房不幸失火，整个大戏院被烧毁了。 面对巨大的灾难，蒋伯英从容应对，毅然站立起来，一切从头开始，并于当年11月奇迹般地重建起了昆明戏院，并迅速开业。 此时的蒋伯英看准了中国观众特别喜欢国内明星，如周旋、陈云裳、李丽华主演的影片，就通过各种渠道，垄断了上海各电影公司摄制的影片在西南地区的放映权，他在重建后的昆明戏院首映的就是周旋、舒适主演的《董小宛》，可以说是一炮打响，不仅恢复了当初的生机，而且激起了更多人的热气和关注。
　　此时的南屏街，长500余米，宽20米，其中行车道14米，人行道6米，街道两边种上了法国梧桐。 街道两边除了银行林立之外，还有各式各样的高档商店，如百货店、服装店、新潮理发店、高级餐馆、时尚酒吧、舞厅、电影院、大戏院等等。 街上车水马龙，小轿车、吉普车、黄包车、人力车，你来我往，川流不息。 梧桐树下，一些穿着入时的富豪，打扮奢华的太太小姐，操持着南腔北调，熙来攘往，好不热闹。 特别是到了晚上，整条大街灯红酒绿，流光溢彩，纸醉金迷，颇像大上海的南京路，又俨然纽约曼哈顿的一条小＂华尔街＂。
　　事实上，云南的＂工业时代＂已随着这条铁路的开通悄然而至。 滇南一带原先对外交流的几条古驿道和红河航道，迅速被滇越铁路所取代，过去马帮无法运进来的大型设备，随着火车的鸣叫声＂飘然而至＂，铁路沿线一些精明的商人开始把商业资本转向产业资本，水电业、火柴业、五金机械业、纺织业、烟草业、制革业等等，在滇南各个小城镇诞生并发展起来​‍‌‍​‍‌‍‌‍​‍​‍‌‍​‍‌‍​‍​‍‌‍​‍‌​‍​‍​‍‌‍​‍​‍​‍‌‍‌‍‌‍‌‍​‍‌‍​‍​​‍​‍​‍​‍​‍​‍​‍‌‍​‍‌‍​‍‌‍‌‍‌‍​。 其中水电业曾为云南创造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全国第一。 1910年7月至1912年4月12日，全国第一座水电站——由昆明＂耀龙＂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的石龙坝电站，在滇池流向金沙江的出水口螳螂川建成。 当时，那些重达数十顿的＂庞然大物＂，如水轮机、发电机、变压柜等等，都是直接从德国西门子公司购买，由轮船运抵海防，再经过滇越铁路运到昆明。 之后又将这些＂庞然大物＂一一肢解，由300多昆明人，像蚂蚁搬家似的把那些机器设备，一件一块地从火车站搬到德胜桥，用木船通过滇池和螳螂川，运至平地哨。 但平地哨距离石龙坝尚有7公里，300多昆明人又用滚木滑行的办法，一寸一寸地把它们往前拉，往前推，一个半月后才把全部机器设备安全运抵石龙坝。 这座水电站建成后，不仅为昆明近代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最早的能源供应，而且使得近代文明最重要的标志之一的电灯，令人惊骇地进入昆明的千家万户，而那时内地的多数城市还在烛光和油灯的笼罩之中。 有了电，紧接着就有中国商人买来了法国的＂吸水机＂，把翠湖九龙池的水＂吸＂到五华山上，再用管道送到一些有钱人家，昆明因此又成了全国最早使用＂自来水＂的城市之一。 当时德国《西门子杂志》也利用他们国家＂一些卓越的知识分子和有关方面敢于开拓的人士＂来评论昆明，说＂在这个国家偏僻的内地，在那个远离世界潮流与西方文化隔绝的地方，也已有人将西方技术成就移植到自己的土地上。 ＂
　　在这样一个越来越＂近代化＂和＂工业化＂的高原地区，在中国其他省市还依然保持和迷恋着自己的＂速度＂时，滇南各地却神奇般地接受了各种有利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新生事物＂。 沿途的开远、蒙自、个旧、河口等城镇，在铁轨的震颤中迅速成长起来，有了自己的新学校，有了自己的新市民，有了自己的新科技，有了自己的新思想。 云南人似乎通过一条在史书上始终＂荒诞＂的铁路，最早体验和享受到了＂开放＂与＂敢为天下先＂所带来的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