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百年沧桑谁主沉浮？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伴随着百年党庆的来临，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到100年前，那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他们是谁，又为了谁。
　　回顾这段历史，就不能不提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佳话。＂陈＂是指陈独秀，＂李＂是指李大钊。他们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一个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因为建党时期陈独秀活跃在上海、广东，而李大钊则在北京，两人一南一北，联手共建中国共产党。当时有首嵌名诗记述这段历史：＂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1…1920年2月的一个凌晨，北京朝阳门驶出一辆旧式带篷骡车，在通往天津的土路上卷起了一路行尘。
　　这辆不起眼的骡车上坐着的两名乘客，就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思想界的两个领军人物——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为何要冒着严寒、趁黑赶路呢？
　　这要从1919年6月11日说起，当日，为了营救在五四运动中被捕的学生，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并在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散发，遭到反动当局逮捕。
　　陈被捕后，全国舆论一片哗然，各界强烈谴责北洋政府。慑于舆论压力，京师警察厅于9月16日释放了陈独秀，但规定陈独秀行踪要受警察署严密监视，离京必须报告。对此，陈独秀未予理会。
　　应章士钊邀请，1920年1月29日，陈独秀由北京去上海为西南军政府筹办西南大学。事成之后，他赶往武汉讲学。
　　陈独秀的＂高调＂演讲在武汉引起轰动，报纸上连日登载报道，这引起湖北官吏惊骇，命令陈马上离开武汉。
　　2月8日傍晚，陈独秀由武汉返回北京。一回到住处，警察就登门＂拜访＂。
　　李大钊认为陈独秀总受到警察监视骚扰，长久下去肯定不是办法，于是他做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决定：
　　既然陈独秀的一举一动已经受到监视，在北京很难开展革命活动，那就不如转移到环境相对宽松的上海去。
　　此时，北京的火车站周围肯定已经布下了密探，当然不能让陈独秀在北京乘火车南下。那么，又该如何不为人知地尽快离开北京呢？
　　看来，只有一条路了，就是赶紧租一辆骡车连夜赶出北京，转道天津，然后再乘火车或乘船前去上海。
　　天津是李大钊的第二故乡，他熟悉当地情况，于是，他决定亲自护送陈独秀前往。
　　他之所以要坐在车外，是因为自己是河北人，讲的是北方话，可以在沿途应对一切交涉，而陈独秀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开口的，一开口就难免会露出南方口音，遭来怀疑。
　　那辆旧式带篷骡车一路南行，经廊坊转道天津。北京至天津150多公里，坐骡车赶路，需费时两天。两个同路人，一边赶路，一边交谈。
　　这便是关于＂南陈北李＂在这段行程中＂相约建党＂的猜想。
　　2…其实，陈独秀和李大钊之间关于建党早有＂相约＂。
　　早在1918年下半年，李大钊就连续发表了《论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论文，满腔热忱地讴歌社会主义革命＂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声……
　　试看将来的全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而陈独秀也发表了《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指出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他说：
　　＂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步的大关键。＂
　　假如说，陈独秀于1919年1月在《除三害》一文中提出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政党时并没有明确是何种性质的政党。
　　那么，在三个月之后，陈独秀和李大钊在他们联手创办的《每周评论》上刊登《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中关于纲领中的一段：
　　＂劳工革命的第一步，我们最希望的，就是把无产阶级高举起来，放他们在统治地位……＂就可以看作是他们对组建共产党的共同认识，也可以认同是他们之间的一种＂相约＂。而这种＂相约＂很快就体现在了＂南陈北李＂遥相呼应的建党准备之中：
　　1920年2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上海工读互助团；1920年3月，北京工读互助团也相继成立。工读互助团拟定了实施步骤：
　　第一步巩固团体的基础；
　　第二步扩张我们的团体，实行主义的宣传；
　　第三步联络各处的同志，结成一个大团体，实行世界革命。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大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4、5月间，陈独秀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这两个研究会的建立，既为建党作了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也为建党作了组织上的准备，是实现建党的第一个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步骤。
　　尽管在以后的岁月里，＂南陈北李＂再没有过像在京津道上那样可以畅谈的机会，但是，心心相印、心心相约的那一道辙痕始终都在延伸。
　　在那一道辙痕的延伸中，走来了一个我们绝对不能不提的人，那就是由共产国际派遣而来的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帮助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人，他直接走进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进程。
　　在1920年4月初，维经斯基首先走进了北大红楼一楼东南隅的两间西向的屋子。这是北大图书馆的所在地，也是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办公的地方。
　　维经斯基对中国的五四运动早有耳闻，而李大钊对十月革命后的信息又格外关注，因此，在几次座谈会上报告了十月革命以后的实际情况及其对外政策后，维经斯基对李大钊说：中国应该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这是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
　　3…维经斯基的这个想法与＂南陈北李＂的＂相约＂不谋而合，李大钊自然十分认同和向往。
　　但是，既然＂相约＂，就须＂相谋＂。
　　在李大钊看来，作为建党的发起人和组织者，没有任何人比陈独秀更具有凝聚力和号召力了。因此，李大钊立即写了一封信，介绍维经斯基去上海同陈独秀商谈。
　　在1920年4月下旬，拿着李大钊亲笔介绍信的维经斯基走进了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这里，原先是安徽都督柏文蔚的住处，恰好柏文蔚搬离上海，而陈独秀又曾经当过他的秘书长，因此，就成了陈独秀寓所。
　　随后，《新青年》从北京迁来上海，这里同时又是《新青年》编辑部。对于维经斯基的到来，陈独秀十分高兴，他坦诚地对维经斯基说：
　　＂我同李大钊相约，在南北方联手共建中国共产党，你们的来访正是求之不得。＂
　　维经斯基与李大钊和陈独秀的会面，加快了建党的步伐。
　　1920年6月间，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5人在陈独秀寓所聚会，决定成立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会上起草了具有党纲、党章性质的若干条文，确定通过劳农专政、生产合作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
　　8月征询李大钊的意见后，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由于实际上起到了各地组织发起的作用，亦称＂中国共产党发起组＂。
　　作为李大钊与陈独秀的联络人，张国焘经常来往于京沪之间。
　　8月底，陈独秀要他将上海的建党意见转告李大钊，即＂上海小组将负责苏、皖、浙等省的组织和发展，希望李大钊从速在北京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发展＂。
　　李大钊随后复信说，＂上海所拟议的要点都是切实可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着发动起来＂。
　　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最初成员只有李大钊、张申府和张国焘三人，由李大钊任书记。
　　在11月底改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时，又有一批先进分子加入，包括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朱务善、李骏、张太雷、李梅羹、宋介等人。
　　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和北京共产党小组相继成立后，全国各地群起响应——从1920年秋到1921年春，全国及海外先后成立了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旅日、旅法等8个共产党早期组织。
　　各地早期党组织的相继成立，为正式成立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4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并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
　　经过几次交谈，他们一致认为应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
　　李达、李汉俊同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当时党的组织共有七个地方单位，要求各地党部选派代表到上海参加。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了中共一大。
　　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
　　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大会。
　　中共一大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被毛泽东称为＂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这一大事变，是＂南陈北李＂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商议＂相约＂的；
　　是忠厚耿直、顽强不屈的李大钊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下，率先启动的；
　　是思想深邃、性格倔强的陈独秀以自觉的行动，完成了从局部、个别迅速发展到全国乃至海外，形成各地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相约建党＂的生动局面。
　　由此，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使＂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并以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
　　历史反复证明，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去不掉，打不破，灭不了，是祖祖辈辈辈捍卫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陈独秀还是李大钊，在那个年代，他们都还只是年轻人，那种情怀和责任担当让我辈汗颜！
　　在那个救亡图存的年代，他们是信仰坚定的时代觉醒者！
　　正是因为有他们的相约建党，才有如今之民族复兴！
　　1933年4月，李大钊葬礼中有一副挽联，令人黯然泪下：
　　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后死；
　　北李如在，哪用我辈哭先生。
　　南陈北李，终成百年传奇!在《觉醒年代》的最后，
　　大钊先生面向爱国志士振臂高呼：
　　社会主义不会辜负中国！
　　一百年后，让我们再来验证！如今百年过去，天地巨变！山河披绵绣，人民得幸福。
　　这盛世，正如您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