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起源

　　国家的形成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生态和历史环境、人口压力、长途贸易、战争和军事组织、征服、团体之间的内部竞争、对私有财产和精英阶层特权的维护、对诸如兴修水利等公共工作整体管理等因素对国家的出现都起着重要作用。
　　有关国家形成的理论都将冲突和整合看作是主要的因素。由莫顿.弗里德（Morton Fried）提出的冲突理论认为，政府权力的集中化是对社会分层的一种反应。在弗里德看来，随着人口的增长，社会的不同集团开始竞争夺取稀有资源。最后，其中一个集团取得优势。接着，这个集团想保护自己的优势地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这个集团将政府机构集权化，尤其是将行使权力实现垄断的政府机构集权化。因此，弗里德认为，国家的首要功能是保护社会分层制度。
　　埃尔曼.塞维斯（Elman Service）强调国家的整合功能。他注重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整合形式的国家的正面益处。他认为，国家中所有的公民都把国家看作是合法的，甚至是善良的。在历史上有许多例子，在许多由帝王统治的国家中，那些帝王虽然霸道，甚至残暴，但是，却被该国的民众认为是值得尊敬和忠诚的。在塞维斯看来，国家的主要功能是保护公民的权利，提供和平解决争端的有效机制，增强了提高粮食产量的能力，因而，国家与其他任何形式的社会组织相比提供了更大程度的经济保障。塞维斯认为，社会分层是国家形成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导致集权化政府的条件伴随着统治分层而发展。
　　考古学家戈登.蔡尔德（V.Gorden Childe）提出一个跟冲突理论和整合理论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国家是随着农业的发明而自动发展起来的。当农作物种植使剩余粮食增加时，有些人可以从事全职的专业工作。这导致了更复杂的分工，这样，一种复杂的政治整合形式，即国家就发展出来了。对这种观点的批评认为，粮食生产的增加并不自动产生剩余，而粮食剩余是由社会机制（如集权化的政治机构的出现，或者现金经济的引入）引发的。
　　有一种理论强调大规模的兴修水利是导致国家发展的主要因素。这种理论试图证明，大规模的兴修水利对一个群体来说是一种具有明显先进性的经济模式。水利的兴建和维护需要更多的协调，需要更复杂的决策程序，因为参加水利工程的各个群体很容易由于利益而产生冲突。调节使用水资源的权利和管理人力的需要导致了政治权力的集中化，最终导致了国家的形成。对这种理论的批评认为，虽然大规模的兴修水利会产生某些政治集权化，但不一定会导致国家的形成。总体上说，集权化的政治权威似乎是一种对依赖于水利灌溉的经济的适应。
　　由罗伯特.卡内罗（Robert Carneiro）提出的另一种理论将国家的形成看成是在某些生态条件下战争导致的结果。在这些地区，由于人口的增长，耕地变得很有限。作为这种理论的一个例子，卡内罗描述了在前哥伦布时期的秘鲁，国家形成的过程。在秘鲁，独立的、分散的农业村庄被限制在以海洋、沙漠和高山为界的狭窄山谷中。当人口增长时，村庄就会分裂，人口分散，直到所有的耕地都用完为止。这时，更密植的耕种方法用于已经被耕种的土地，由于开梯田、修水利，原先没有被利用的土地也被用来耕种。当人口继续增长时，耕地的压力就更大，争夺耕地的战争就爆发了。由于环境的原因，在战争中失败的村庄没有地方可去。失败群体留在自己土地上的代价是接受在政治上的从属角色。当许多村庄遭受失败时，这些地区的政治组织就变得更复杂，并且发展成为酋邦。这时，战争的单元变得更大。当更广泛的地区被征服时，权威的集中化就会增强。最后，整个地区都在一个酋长的控制之下。下一步，较强大的酋邦去征服较弱小的山谷酋邦，直到形成一个强大的帝国。印加帝国就是这种国家形成过程的著名例子。
　　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组织，国家是人类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成就之一。哲学家和人类学家都对人类为何放弃自己的部分自由而受国家的控制很感兴趣。为了寻找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人类学家研究考察了许多古代和现代的国家，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理论。现在，人类学界普遍认为，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够足以解释国家起源的全部原因。最近对国家起源的探讨涉及在不同的环境下，各种不同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在不同的条件下，国家出现前的社会通过改变他们社会的某些内部结构，征服他们的竞争群体，获得对水资源的控制，或者在某个地区建立自己的优势等方式，对各种不同的选择压力作出反应。这种最初的改变启动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最终导致了国家的形成。国家的出现是对更集权化的协调，对人口的控制等不同问题的一种文化解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