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人类学的发展历程（4）1990年代以来的生态人类学

　　1990年代以来的生态人类学发展有两大趋势:反对极端的文化相对论和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失去自身的同一性(identity) 。 极端的文化相对论在倡导所有文化平等的同时,也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不可比性和不可 翻译性,即不同文化互为分离的实体。这就否定了文化间的交流、沟通和跨文化比较的可能性, 但这与当今全球范围内不同文化间存在频繁而广泛的交流与沟通的事实不符合,也与人类学家一直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跨文化比较法相矛盾。 甚至可以说, 由于人类学的学科宗旨在于理解文化, 极端的文化相对论否认某个社区或社会之外的人能理解该社区或社会的文化,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了人类学存在和发展的根基。因为极端的文化相对论有此缺陷, 以后就不断有一些人类学家对之提出质疑和异议, 从而推动了人类学的发展,并使倡导使用人类学知识服务社会的应用人类学获得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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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现代主义一直与人类学有不解之缘。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导致了波及法国人文 社科界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兴起,之后以解构主义为先锋,萌芽于法国的后现代主义迅速 在英美世界成星火燎原之势,并且至今影响力尚存。在此过程中, 人类学也对源于自身的后现 代主义作出种种回应。相继兴起了民族生态学、实验民族志、反思民族志及女性主义人类学等。 民族生态学一方面采用结构语言学研究方法,像后现代主义一样关注话语; 另一方面,受到后现代主义反对整个西方传统关于肉体与心灵、行动与思考、女人与男人、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的启发,提出＂环境是文化建构的产物＂的观点。这使得生态人类学能更深入地看待自然、文化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形成了多样性的理论观点,而丧失在其早期发展阶段所拥有的大量统一的概念和基本原理。
　　此外, 后现代主义主要是一种文本层面的话语,这使得生态人类学逐渐偏重文化研究: 从自然看/决定文化的视角(环境决定论)逐渐转变为从文化看/决定自然的视角(民族生态学) 。由于主流文化人类学(美国历史特殊论学派)一直坚持文化只能被文化所解释(The cultureisonly explainedby culture.) 的信条, 所以生态人类学视角的转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与美国主流人类学合流的标志。在以上两层意义上, 凯·米尔顿(Kay Milton)认为生态人类学失去了自身的同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