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泥为什么是红色的？

　　中国古代对朱砂的认知和应用较早，其化学成分为硫化汞，其色泽为朱红，很早就用作颜料使用。早在商代就有＂涂朱甲骨＂，把朱砂磨成红色粉末，涂嵌在甲骨文的刻痕中以示醒目。而以朱砂调制的印色用于钤印，在战国时代已经发明，但应用的范围比较局限。
　　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马歇尔·萨林斯提出：＂实际上，颜色就是符号。在世界各地的各种社会关系中，颜色无论是作为词汇，还是作为具体事物，都是一种标志：通过这种有意味的形式，个人和团体，物体和环境，有区别的融合在文化秩序中。＂其实红色在很多宗教中都被认为是神圣的。虽然在不同文化中，红色有不同的使用方式，但都具有一些特定的象征意义，比如象征血、太阳、火、灵魂或神灵出现等。弗雷泽在《金枝》中提到叙利亚人用红头发、红脸颊的人作为人牲祭祀太阳，他们选择牺牲的标准也是颜色。祭司身着红色圣服，举行仪式的庙宇也漆成红色，并装饰有各种红色流苏，因为红色象征天体。在古罗马时代，春天要用红毛小兽祭祀谷神奥西里斯，以使谷物丰产。这些都是一些原始崇拜，原始崇拜不仅是对具象的物的崇拜，也有对颜色、符号的崇拜。这种崇拜形式一直影响到十六世纪基督教的弥撒法典的制定，庇护五世（1566-1572）召开特伦托会议，确立弥撒礼法典规定红色象征殉道和永生。
　　古人普遍相信神力与颜色预兆有关，暗示着某种颜色的书写是神圣的。在稍后的传统中，尤其是方术所用护身符、符咒或占卜，常常用红色书写，就被认为更好、更有效力。皇帝诏书也常常用朱笔书写。相关的例子还有，山西出土的春秋晋国＂盟书＂，就是用红黑两种颜色书写的：盟誓性文字主要用红色书写，其他如占卜、诅咒之类的文字则用黑色书写。在原始宗教中我们可以看到，红色象征着天体或与天界通灵这一涵义具有一定的共性存在着，因此朱书是一种具有原始宗教神圣性的仪式，代表着一种＂天授神权＂的思想。陈梦家在其著述中提到：＂解放以后，在河南信阳，湖南长沙，湖北江陵，发掘了许多，楚国简册，侯马，沁阳出土晋国载书，和信阳，江陵出土，楚国遣册的时代相先后，都为我国毛笔书写提供了战国初期的资料，候马和沁阳载书分别为朱书，墨书以作载书，继承了殷代武丁至文丁甲骨上朱写墨写并行之制，据《左传·子产》＂请焚载书＂，则当时载书书于简札，出土实物是埋于牲坎的石片，石质与形状亦不一致，就其完整的形式来说，至少有三：一为无孔之璧，如侯马2号片，蛇纹岩质，二为圭形，如沁阳甲一，页岩质，三为简形，如沁阳甲二至甲六，蛇纹岩质，后者长度不明，宽约1.5，厚约0.2厘米，显然是仿诸竹简。＂而载书用圭或无孔壁形状的石片，和周礼大宗伯所述朝会时，王公伯执圭，子男执行璧相对照，可能圭璧有朝笏或手版的作用，是可以书写的。
　　古代中国对颜色具有相当多的礼制要求，尤其是史料中对夏商周三代颜色的崇拜皆有记载，《礼记·檀弓上》载：＂夏后氏尚黑，大事敛用昏，戎事乘骊，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敛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敛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骍。＂由此可知夏人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在礼制高度发达的周代，礼仪中的颜色逐步固定和程式化后，逐渐影响到审美感知上，因此在周代祭祀中，红色的地位越来越高，逐渐成为主要颜色，杂色的重要性则随之下降。颜色象征是周代宇宙观的一部分，并且融入到他们宗教活动的方方面面。颜色与方向对应关系在周代就已产生和存在了。在周代的祭祀系统中，颜色与天、地、四方的祭祀之间，存在某种象征性的联系。《逸周书·作雒》载：＂乃设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乃建大社于周中，其壝东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骊土，中央叠以黄土。＂渐渐地颜色和时间、方位、五行联系在一起，构成中国早期祭祀派生出的方术。周代金文和传世文献都显著表明，周代祭祀确乎更喜欢红色，他们的祭祀牲常常＂骍＂色，即橘黄色（暖色）。首先，在周代祭祀中，红色明显与天界或天界神灵，以及居住在天界的祖先神有关。而与周代祭祀相似，红色在商代祭祀中也可能具有吉祥的意义。某种程度上说，红色与白色一样，在商代祭祖礼中都被认为是具有神力、生命力或承诺的颜色。商代考古和甲骨刻辞都有使用红色颜料的证据。商代墓葬中经常出土朱砂，在很多墓穴中发现了红色颜料，着色甲骨也经常是红色。这些都表明，红色在商代宗教中占据主导地位。花东卜辞中也存在着不少刻辞涂朱（如花东卜辞149）的龟甲，有时可能是下部涂朱，上部涂黑，如花东卜辞237。武丁时期的一些大版龟甲上，同时填涂朱、墨两种颜色，并且常常是大字涂朱，小字涂墨。学者对它们的用途有几种解释：（1）装饰；（2）增加可见性；（3）使其神圣化。
　　尽管中国印泥选用朱砂作为主原料而呈现出朱红色的效果尽管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当时我们还是来看看中国传统印泥的主要原料吧：朱砂、艾绒（艾草经过处理后形成的长植物纤维，带有一定的韧度）、蓖麻油（可以是其他植物油，纯度需要较高），看看这些中国人擅长的套路，而用印将印色盖在绢帛上，则发生在汉代甚至更早的时候。1973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在屈延肩水金关遗址发现一件西汉晚期的红色织物，正面墨书篆字，张掖都尉棨信。1957年，长沙左家塘楚墓中出土的一叠丝织品。一件褐地矩纹锦的锦面，靠近边幅处盖有朱色印记，呈长方形，宽1.9厘米，残长约2.3-2.9厘米，残存的文字尚待考证。1982年，湖北江陵马山一号墓，出土的丝质衣服的边幅或靠近边幅处，也发现盖有朱色印记。另外在出土的玺印中，也发现有朱色的痕迹。如湖北江陵的西汉墓中，曾出土有张偃，张伯双面木印，发掘简报称，张偃印文中有朱红颜色残留。1983年，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的文帝行玺金印上，也发现有朱红印泥痕迹。
　　当纸的发明不期而遇时，印泥和纸的天作之合便开启了一段佳缘，在墨书之上钤盖上一方朱红色的印章是如此的和谐美妙。(作者： 邱云（文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