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中国突飞猛进的远洋航海技术是来自阿拉伯，还是本土技术？

　　质疑的声音
　　宋代的远洋航海技术到底是当时中东阿拉伯人的航海技术，还是中国人的航海技术？
　　在宋朝，中国的戎克船技术发展到历史高峰，技术有一个突然的大进步，可以说宋代中国航海技术称雄世界一点不为过（宋代航海技术的主要竞争对手是 环地中海地区的贸易系统，其中又分为印度-中东 和 欧洲 两个系统 ）。
　　然而，有可信的资料说明当时是阿拉伯人垄断中西方贸易，不论在印度沿海，东南亚，还是地中海东部乃至中国东南沿海，似乎当时来往于 中国和环地中海大区贸易链条（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东南亚-印度-中东-南欧-北非） 的商人基本上都是阿拉伯人， 印度和东南亚的回教的传播也是来自唐宋时期的阿拉伯商人 。唐宋元的贸易港口泉州和广州有十万以上级别的波斯和大食的穆斯林商人人口（泉州从唐朝开始就是唐宋元和色目人做生意的 第一大港 ），而鲜有中国旅行家或者商人到西方活动的记录，更没有大量唐宋商人移民地中海和中东地区的记录。
　　那么，可以相信 当时的远洋航海的主要实践者是阿拉伯人。 那么，宋朝的航海技术到底算是阿拉伯人的航海技术，还是中国人的航海技术？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宋代中国人在办公室里 研发了远洋航海的理论和技术 ，然后教会阿拉伯人去做具体的远洋贸易实践？就像现在的苹果和富士康的研发和实践的关系？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辩证的去看待技术层面的分析
　　中东色目人回教徒在航海方面历来是非常优秀的，影响了他们的近邻印度人和东南亚人的船只设计（古代印度和东南亚在航海贸易和殖民方面较弱），阿拉伯人的远洋帆船是三角帆船，中国是戎克船，但是这两者也有技术交融，因在唐宋时期，中国和中东的贸易和交流是非常频仍的！
　　元代色目人的三角帆船大致形态
　　中东地区是人类文明发源很早的地区，而且地缘结构导致这里是不同人类文明交融和冲突以及技术交流节点，当地长期以来有航海文化和技术实践的连续性积累，据古希腊作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中的一则记载。在公元前650年左右，埃及法老就雇佣腓尼基人（腓尼基人是本土在黎巴嫩的一个类似古希腊的擅长航海和殖民的民族，古典时期的海上马车夫，北非的迦太基就是腓尼基人殖民地）乘船出发探索非洲大陆，命令他们在回航的时候要通过赫拉克勒斯之柱再回到埃及。（赫拉克勒斯之柱即直布罗陀海峡），从技术层面上讲，学界普遍认为公元前7世纪的帆船环行非洲是可能的。如果他们始终沿海岸航行，那么基本不会碰上什么问题。历史学家还模拟了腓尼基人航行的各个步骤，包括几时能等来合适的风，可能的停靠地点。模拟结果表明，不仅几乎一路上季风和洋流十分友好，而且所用时间正好就是两年。
　　下图：风平浪静的地中海使古典时期最佳的航海实践场所，降低了早期人类薄弱技术进行航海实践的风险，风险小于收益，使得他们敢于去探索海洋深处。
　　然而，中国和中东的贸易交流到元末明初戛然而止！究其原因，一方面， 色目人和蒙古人是防务同盟，遭到明朝敌对，比如云南色目人和西北色目人，以及福建的色目人，他们大多支持北元或者当地蒙古人，加上以及应对倭寇和色目人等问题。 明朝的新的贸易政策使宋元时期繁荣的海上丝绸之路彻底衰落。
　　戎克船（中国帆船）
　　唐宋的农业中国缺乏航海技术研发的大环境
　　宋元中国受制于小农系统下的经济模式和政治哲学思维，农业劳动人民缺乏商业传统积累和贸易技术实践，所以宋朝航海技术的突进来于中东和近东印度。但是本土的技术特点也有融入。
　　基本上，唐宋元明清对于农民从事 商业做大或者海外拓殖移民 都是非常打压的，因为相当于农业人口资源的流失，农奴少了。小农社会的皇权专制大一统系统对工商业是打压的，士农工商的政治统治哲学 （中国古代士农工商，商人是最低的一级） ，打压汉人商业做大，让汉人农民安于本分从事农业，本分于小农生产纳税，便于管控， 但是却允许外来移民比如粟特，契丹，回纥，波斯，大食，沙陀等色目人移民在商业做大，造成色目人商业做大和垄断地位。 比如 后周世宗柴荣 年轻时，曾随商人颉跌氏在江陵贩茶，颉跌氏就是 河内郡的色目人大财主大商人（唐朝的安史之乱缘起就是包容博大的唐朝无门槛引入外族移民人口和文化，当时河北胡化严重，安史战争后河北胡化军阀继续供奉安禄山史思明牌位祠堂，唐朝政府给予压力无效）。
　　相反的，而封建社会分封制度的日本西欧工商业贸易的工商业发展和贸易内循环比农业国家中国印度要繁荣。比如 欧洲的威尼斯共和国，汉萨同盟等商业立国的市民政权。
　　中世纪的航海实践的主角是阿拉伯人
　　唐宋元，色目人曾经大量移民繁衍于东南沿海和西北地区，在广州泉州形成几十万人的移民社区，而同样的事情没有在中东发生，说明航海实践基本被色目人控制垄断。
　　泉州从唐宋开始就是中国劳动人民和色目人做生意的第一大港，被色目人叫做刺桐城，和埃及亚历山大港 古吉拉特苏丹国 卡利拉特 君士坦丁堡 广州 热那亚 威尼斯 合称 中世纪八大港， 很多色目人回教徒在泉州和广州定居繁衍，垄断了中国和非洲中东印度的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当时的泉州相当于今天广州和义乌的地位
　　元朝时期，摩洛哥的色目人大旅行家 伊本·白图泰 来到泉州，他虽然来自马格里布，但是他不是摩尔人，而是一个犹太教徒，它游玩元朝的泉州， 去了街坊 市场 码头港口 商业区 居民区乃至红灯区青楼，感概刺桐城的繁荣和人口密度。据他的记录， 在新航路开辟之前，掌握世界贸易的，是中东摩尔人和穆斯林商人。跨海来到泉州的蕃商也大多是穆斯林，他们来自阿拉伯、伊拉克、波斯、小亚细亚、中亚各地。在泉州，虽然也有基督教徒、犹太人和摩尼教徒聚居区，但和穆斯林相比规模要小得多。
　　可惜宋末的色目人蒲寿庚的叛乱，以及元末泉州波斯色目人移民的 亦思巴奚叛乱 （亦思巴奚是波斯语，港务头目的意思）。 对泉州 造成毁灭性破坏，广州则是被中国典型的古代流寇骚乱黄巢之乱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