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木丛中人常在章品镇与辛丰年

　　一
　　章品镇伯伯是我父亲辛丰年最好的朋友。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地下工作者章伯伯亲自把我父亲从日伪占据的南通城送进了解放区。父亲先从南通坐船到上海，去股票交易所把家里的股票卖了，分了一部分给另一位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朋友陈禀谦，接着去有名的茂昌眼镜店给自己配了一副1100度的近视眼镜，蔡司镜片。剩下的大部分钱，连同一份同家人告别的信，托表哥带回给在南通的奶奶。然后章伯伯联系了一艘沙船，一种不易搁浅的平地帆船，趁黑启航。当夜风雨交加，在吴淞口他们还遭遇了一艘巡逻艇，不过敌人并未上船检查。接近天明时他们在海门青龙港上岸，这个港口当时还不在我们手中，但伪军管得松，给钱即可通过。他们朝北步行几个小时后，进入了已是解放区的二甲镇。南通城里离二甲镇也就几十里路，但是封锁很严，从上海绕一个大弯子，去近在咫尺的梦想之地反而容易。
　　辛丰年与章品镇，中为章品镇，左为辛丰年的老战友季因
　　章伯伯把父亲交给一位负责文艺工作的姜科长，介绍说：他懂音乐。然后就与父亲分手，另有任务了。父亲进了文工团，过了几个月不知为何解散，又去找章伯伯，章伯伯把他介绍到如皋文协编一个刊物，但是那里也在准备撤退，章伯伯又把他介绍到为根据地培养各种干部人才的苏中公学做文艺教员。之后的几年中，两人都在苏中分区一带工作，分多聚少，但书信不断。上世纪90年代，我有一次去南京买吉他，顺道看望章伯伯，他给我一包保存了40多年的书信，是我父亲1945到1949年间写给他的，里面讲的都是随军的见闻。父亲行军每到一处，就找农民记录当地的民歌。信中还有记录的歌谱，说是向巴托克学习，民歌中有民族最深切的灵魂。结果我竟然把这包信遗落在火车上。后来在新民晚报连登了一个星期的寻物启示，毫无回音。当时如果有微博和网络，估计能找回来。我自知闯了大祸，好几年不敢告诉父亲（他还不知道有这包信的存在，章伯伯也没和他说）。后来，我终于有勇气向父亲坦白了。没想到他毫不在意，反而安慰我说：那些信也没有什么意思，丢了就丢了吧。
　　军人辛丰年
　　1949年，父亲随军南下，一路打到厦门，从此一直在福州军区工作。章伯伯去了南京，历任《苏南日报》副刊组组长，《苏南文艺》、《江苏文艺》、《雨花》主编，江苏省文联副秘书长，中国作协江苏分会秘书长，江苏人民出版社副总编等职。1957年，父亲去南京看望章伯伯，在他青云巷家里住了半个月。家北侧有家烧饼店，做扬式烧饼，香酥可口，是两人的最爱。他们每天早上清茶一壶，烧饼一篮，畅叙别后，快活无比。父亲走时还带了两篾篮烧饼。
　　黄桥烧饼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烧饼
　　文革中，两人都被打倒。章伯伯在常州金坛县劳动改造，父亲被遣送到老家南通一家砖瓦厂做砖头，断绝了与外界的往来，两人失联。到1970年左右，章伯伯的境况有所好转，恢复了部分工作，他即到处托人打听父亲的下落。林彪事件后，父亲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平反，恢复党籍，原地复员，还是在砖瓦厂工作。这次的平反后父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我去北京。我们在北京玩了5天，住在陈禀谦叔叔家。作为一个来自农村的小学生，这是我一生难忘的经历。然后我们去了南京，在章伯伯家住了6天。这6天中，父亲与章伯伯从早聊到晚，我们没有去任何地方玩。我还记得当时的困惑：北京那么好玩，为啥只玩了5天，南京哪儿都没去，为啥却呆了整整6天？
　　1976年夏天，我小学毕业，父亲让我一个人去章伯伯家过暑假，在那里住了两个多月。地址是青云巷23号，在鼓楼西北约1000米处，东接高云岭，南邻傅厚岗。这个地方有来历，很多深宅大院，明代是府军后卫部队驻扎地，民国时期住过孔祥熙、李宗仁、叶楚伧等大员。靠近湖南路十字路口西南角，路边围墙里有两座两层的小楼，其中一座在解放战争中是解放军二野派在南京收集情报的据点。而马路对面的围墙里即是国民党情报机构中统的最高指挥部。这样的情节，任何一部谍战片里也想象不出来吧。1949年后，这一带成为南京党政干部和文艺界人士的住宅区。章伯伯住的一座小楼的2楼，一上楼梯是一间小小的客厅兼厨房，左手是章伯伯沈阿姨的卧室兼书房，右手是很小一间卧室，大儿子章民住。还有一间卧室，小儿子、保姆、我三个人住。这样的空间，用今天的标准来看当然非常局促，但我那时因为一直在农村与父亲住一间茅草顶的屋子，来到这里如登天堂。其实按照章伯伯的级别，本可以享受更好的待遇，但他同父亲一样，都不是有意愿和能力去争的人，摊到什么就是什么，一住就是30年。楼下有个院子，章伯伯种了不少花草，每天浇水打理。他那时身体不好，又是拖着尾巴的走资派，处于半赋闲的状态，有很多时间与这些花木为伴。
　　青云巷是许多民国要员居住的地方
　　那次父亲让我给章伯伯带去一封信，章伯伯一看之下，哈哈大笑，把最后一段读给我听，其中最重要的是这样一句：＂毛毛别无他好，唯嗜馄饨。＂用今天的话来讲，这父亲是亲生的无疑了。于是章伯伯一有空就带我出去吃找各种馄饨。第一家是南京当时最有名的＂老广东＂馄饨，在中山路靠近新街口。店面不大，极度拥挤，每一个吃客背后都站着一个、甚至两个准备占位的人。馄饨两毛钱一碗，一碗十只，这在当时可谓天价，因为其他店的馄饨最多一毛一碗。汤是原汁鸡汤，馄饨皮色微黄，韧滑清香，肉馅中还有一只虾仁，那个味道真是永生难忘。90年代，老广东搬了地方，经营内容也改为以大菜为主，那个馄饨再也没有了。
　　旧的吃完了还去找新的，我们为馄饨跑遍了整个南京。有一天下午，章伯伯从单位回来，兴奋地对我说：夫子庙那里开了一家新的馄饨店，我们去吃！马上赶到那里，那个馄饨是红汤的，奇辣无比。最远的一次，我们坐公交车去南京长江大桥边上的一家馄饨店。为什么要跑那么远，现在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那种满世界找馄饨的快乐。
　　7月28日，唐山大震，全国各地都纷纷搭建防震棚。到了晚上，我们就去睡在沈阿姨任教的小学的防震棚内。那段时期，时常大雨滂沱，警报起伏，人心惶惶。一天下午大约一点多钟的时候，我和章立在家，章伯伯突然回来，满脸乌云，低沉地说了一声：毛主席死了。他一会儿又去单位，留下我和章立在那里目瞪口呆，大脑一片空白。这之后不久，我回到南通读中学。中学刚上几天，一位同学指着报纸上的一张照片说：这几个人是坏人。很快，消息传出来，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1976年，家家户户都搭建了各种各样的防震棚
　　二
　　文革结束后，章伯伯和父亲都得到彻底平反。章伯伯担任了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副总编，父亲则主动要求退休，他要把损失的读书时间夺回来。在整个80年代，父亲专程去南京看过章伯伯几次。我对此印象深刻，因为记忆中父亲主动去看望过的人，只有两位，一位是章伯伯，一位是贾植芳先生。父亲是个看上去极度内向的老宅男，几乎从不主动与人交往，退休后几乎从不出门，从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他有一种焦虑感，总觉得来不及了。来不及什么？来不及看书。他年轻时就被人视为书呆子，年老了就更加任性。家里来了客人，他就会很着急，因为会占用到他看书的时间。有时候聊了一会儿，他会拿起一本书自己看起来，有点像今天的年轻人在人群中拿起自己的手机。这种时候，如果我在场，就会替他与客人聊天。我很小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比父亲更懂人情世故。
　　但是，对于章伯伯，他是心之所至，说走就走。当时从南通到南京只有坐江汉轮船航班，要一天一夜，一般是买四等舱，有卧铺，可以睡一觉。有一次去看章伯伯，票卖完了，他又急着走，就买了一张二等票。那回父亲随身带了很多书，用一根扁担挑着上了船，他喜欢用扁担挑行李，大概也是长期劳动改造的作用吧。到了二等舱门口，父亲要进去，服务员一看他这身行头，把他往外面推，用手指着说：下面，下面！有一次父亲听说章伯伯生了病，也是急着要去南京。当时他自己身体也不好，我就劝他先缓一缓。父亲厉声斥我：章伯伯人都要死了，我还不该过去吗！吓得我一声不吭。还有一次他带我弟弟去看章伯伯。他们一起去看了一部当时热映的美国科幻片《未来世界》，也就是去年大火的美剧《西部世界》的前身，父亲和弟弟都觉得很有意思。回来的时候，他们的船同另一条船相撞进水，所有乘客都被转移到前来救护的船上。父亲回来后讲述当时的情景，说大家都很平静。不过，从此以后，他就不愿意坐船了。
　　章伯伯也来过南通几次，有一次就住在我解放路老家。他胃不好，我每天给他下面条。要下熟了捞出来用凉水冲，然后再用水和酱油重新煮，真是奇怪的习惯。他每次到我家都会带一些客人来，他住在我家的时候，更是有各路人马来看他，令父亲不胜其烦。有一次，我正在洗带鱼准备做饭，章伯伯带着一群人来了，我一看，其中有一个是范曾。我家同范曾还有点亲戚关系，他的哥哥叫范恒，是我的姑父，也是父亲和章伯伯早年一起参加抗日进步活动时的好友。父亲一直不喜欢范曾的做派，但章伯伯对范曾却十分爱才。那天我把刚洗过带鱼的手用水冲了一下，给范曾泡了茶，想来那茶中难免有带鱼的味道。
　　前几年，有一天晚上我梦见范曾画巨幅3D国画，栩栩如真，效果惊人。梦里我对章伯伯说：他画得比过去好多了。章伯伯说：当然，当然。那时候章伯伯已经不在了。
　　下面这件事就比较重要了。章伯伯一直非常欣赏父亲在音乐和文字上的造诣，80年代初，他见父亲皓首穷经，读而不作，觉得十分可惜。正好有一个出版社托他组稿，就建议他写一本音乐方面的普及读物。父亲写了，没想到却遭到出版社退稿，理由是既不够普及，又不够专业。章伯伯并不气馁，又推荐给三联书店，找到中央音乐学院的专家进行评审，获得好评，终于出版。这就是父亲的第一本音乐著作《乐迷闲话》。毫无疑问，如果不是章伯伯带他参加革命，父亲肯定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如果没有章伯伯的大力推动，就不会有《乐迷闲话》，不会有之后的《读书》＂门外乐谈＂专栏，也不会有辛丰年。
　　没有章品镇，就没有《乐迷闲话》，也没有一些中国当代著名的文学作品
　　不会有辛丰年，也可能不会有不少其他人。1981年，我参加高考，拿到江苏省南通市外语类考生总分第一（外语类数学分数供参考，不计入总分，我那年数学考了满分，如果算上去的话就是江苏省文科总分第一名），但是在体检的时候查出来转氨酶45，被取消录取资格，其实这个数值在今天算正常。1982年，我再度参加高考，这回改考文科，拿了全省总分第一，体检也合格，结果被人举报前一年曾经体检不合格，被要求重新验血，结果转氨酶又鬼使神差地偏高，大学又要泡汤。当此关头，章伯伯去找了江苏省高教厅厅长顾尔钥，其实也是父亲的老朋友，但父亲是从来不会去求人帮助的（章伯伯除外)。活动的结果，为我又组织了一次验血，这次合格了，我上了复旦。
　　去复旦的时候，章伯伯为我写了四封推荐信，分别给贾植芳、潘旭澜、陆士清、唐金海四位老师，让我给他们带去。我在社交方面也是继承了父亲的部分惰性，去复旦之后竟然没有去看这几位老师，当然也没有投递这些推荐信。反而是潘老师和唐老师后来从章伯伯那里听说后主动到宿舍来看我，现在回想起来十分汗颜。到了两年级下半学期，有一天晚上我和同学翟宝海贸然敲开了贾植芳先生家的门，临走的时候，我怯生生地拿出珍藏了两年的推荐信，贾先生一看之下，哈哈大笑：你早一点拿出来嘛。后来，我成为了贾先生的研究生，他讲起章伯伯，也是非常好评。贾先生也是个不喜欢官的人，但章伯伯是少有的例外。他有篇文章写到与章伯伯的交往。那是1978年，乍暖还寒，贾先生还戴着＂胡风分子＂的帽子，因为编辑一本现代文学集，去南京与出版社洽谈。先是编辑与他约定去看章伯伯，结果章伯伯抢先一步到旅馆来看他，说贾先生是他们请的客人，理应由他来看望。贾先生这样写他当时的感受：
　　光凭这番话，我就觉得这位穿中山装、头发花白、身材瘦长的长者（其实他比我年轻），并不像是一个出版官，而倒是一个很重情义的知识分子，或者说，是一个没沾上官场习气、没变质的知识分子，一位从事出版事业的知识分子，正像我在旧社会上海滩上相熟的那些私营出版社的老板朋友一样。我当时就认定了这位章总编是个应该交的、可以长交的朋友。这可以说是我这次南京之行的最大收获，是我在大难之后的又一份＂后福＂。
　　＂这位穿中山装、头发花白、身材瘦长的长者，并不像是一个出版官，而倒是一个很重情义的知识分子＂
　　我对章伯伯最深的印象，他是个好人，永远在帮助别人的好人。这也是所有我接触过的认识他的人共同的看法。父亲也是个好人，也帮过很多人，但帮的都是他身边的亲戚朋友。相比之下，章伯伯帮助的范围要大得多，意义也要深远得多。从1949年他担任江苏省主要文艺杂志和文艺工作的领导人开始，他把很多寂寂无名的人推上文坛，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了很多人。50年代主编《苏南日报》文艺副刊的时候，他发现了高晓声，非常欣赏高那种＂顺溜溜淌出来却又粘又糯，很有咬嚼＂的语言。这颗文学新星因为＂探索者＂事件而折翼，20年后归来，把《陈奂生上城》《李顺大造屋》交给章伯伯，章伯伯推荐给《人民文学》《雨花》《钟山》，高晓声立刻成为当时文坛最耀眼的明星之一。其他如陆文夫、方之、忆明珠等许多作家也都得到过他的推助。
　　80年代我在上海读书，常去南京玩，去了就住在章伯伯家里。有一天我在复旦教室里自修，一位同学来叫我回寝室，说是有人找我。同学特意强调是坐着出租车来的，那年头出租车可是个稀罕物。我回寝室一看，来人叫孙建军，原来是南通文工团的大提琴手，身材高大，一身艺术气息。他女友也一起来了，姿容妙曼，不可方物。我们简陋的学生宿舍仿佛被这一对璧人照亮。孙建军以前常来我家，后来他考上了南京艺术学院，父亲把他介绍给章伯伯，他在南京搞了不少文艺活动，章伯伯帮了他不少忙。孙建军说：这回他是出国留学，取道上海，章伯伯特意托他给我带个东西。我打开他郑重带来的包裹，原来是我上次住在章伯伯家时遗留下的一双袜子。
　　到了90年代，我还是常去南京，那时候章伯伯已经告别青云巷，搬到长江路新宅，楼下就是高晓声家。那个房子是非常宽敞了。有一次我去陈思和老师家帮他修电脑，陈老师接了一个电话，突然问我是否知道章品镇先生家的地址。我当时脱口而出：南京市长江路肚带营18号1单元301室。陈老师吃了一惊，说你记性真好。我当时没好意思说：这是我唯一记得的别人家的地址。
　　三
　　1987年，江苏省评选第一届江苏文学奖，获奖者有陆文夫、高晓声等人。他们也给章伯伯发了个奖：伯乐奖。这个奖他当然是当之无愧，但听上去就像是个安慰奖。但是事情并没有算完。在80年代，章伯伯写了一系列人物随笔：李俊民、范当世、吴天石、傅小石、顾民元、钱松喦、周瘦鹃、高晓声、陆文夫、汪昌煜......他与这些人交往非浅，加之文笔老到，文史精熟，写来活灵活现，如在眼前。比如他在《花木丛中人常在》一文中回忆50年代创办《雨花》时，向周瘦鹃请教。周很热心地联络了很多人，又谈封面和装帧，捧出一大叠《礼拜六》，其中一个封面是一幅漫画，画一个运动员踢出一只足球，球一半被踢到封面外面，读者看了就想知道球去哪儿了。他又抽出下一期，球已经踢到这期封面，把一个路过的老人撞了个手脚朝天。章伯伯的人物随笔大都收在《花木从中人常在》《书缘未了》两本小册子中，我经常向人推荐。那样的文笔，现在是没有了。
　　章伯伯早年就读无锡国专，校长唐文治先生，真正的国学大师，对他十分赏识。无锡国专出过一些非同小可的学生。陈尚君老师曾经讲过唐文治先生怎么教陈老师的老师朱东润先生读书。唐上课，带领所有同学读古文，从头读到尾，不作一句讲解。读到高兴时，会拍拍他喜欢学生的肩膀说：＂好啊，我们一起读！＂1937年，73岁且双目皆盲的唐先生，带无锡国专学生迁校广西，一路坚持上课。岁末在株洲，天雨泥滑，他于旷野中命学生坐下，朗诵《何草不黄》：＂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今天国学骗子太多，其实都是国学的高级黑。但国学的真精神是有的，那就是唐文治先生垂范的师道传承。章伯伯说，唐先生晚年目盲，授课全凭记忆，所引文一字不差。无锡国专是了不起的。
　　无锡国专与上海交大的创始人唐文治先生
　　章伯伯文章数量不多，但篇篇都是好文，笔力浑厚，文气精纯，令人想见当年无锡国专高材生的风采。这些文章在那时还是获得了不少粉丝。有一天我在家中，父亲有点生气地说：章伯伯现在也虚荣了。我问是怎么个虚荣，他说前不久与章伯伯通电话，不知怎的聊到某某现在出名了，章伯伯突然说：我现在也出名了。我听了暗自发笑。父亲是个对人和对己都非常严格的人，轻视一切浮名，以及对浮名的夸耀。这也是爱之深责之切吧。我达不到父亲的境界，无法完全摆脱对浮名的追求，但也多了一点对他人追求浮名的宽容与理解。现在想想，章伯伯那句话也许就是个幽默呢，甚至是自嘲呢？退一步说，他就是有那么点小小的虚荣又如何呢？当然，父亲对章伯伯的认真和苛求，也是珍稀的品格，值得尊重。
　　章伯伯写过很多他认识的人，但是唯独没有写过父亲。这是为什么？章伯伯的说法，是父亲不让他写。我能理解父亲不让章伯伯写他的原因：如果夸他，以他为人的一贯原则当然不能接受；如果是批评他，从心底里讲大概也是不能接受。所以，怎么都不能接受，干脆就不让写了。根据严晓星的说法，后来他终于说动了父亲，允许章伯伯写他了，但不久章伯伯就老病缠身，卧床不起，写不动了，终成永久的遗憾。
　　我现在还有一件非常后悔的一件事，就是没有在他们生前问清楚他们当初究竟是怎么认识的。现在可以确定那是在1943年，中国备受蹂躏，灾难深重的岁月。章伯伯和父亲都曾经讲到过那种家国沦丧的切肤之痛，正是这种忧患和对光明的向往让他们走到一起。他们都出身当地的豪门，章伯伯家是吕四的大地主，我爷爷曾任孙传芳手下的淞沪警备司令、上海警察厅长兼卫生局长。严晓星听章伯伯亲口讲过这样一件事：他家里兄弟姐妹多，他们起来上学，爸爸还没起，晚上忙功课，爸爸还在外面应酬，一年父亲和子女也见不到几次面。有次章伯伯在学校被表彰，颁奖的校董就是他爸爸。偏偏那天晚上爸爸回家早，遇到了章伯伯，大惊：＂你不是白天来领奖的那个孩子吗？来这干嘛？＂
　　章伯伯曾经和我谈起他年轻时到我南通老家来玩，衣服破了，我奶奶还亲手替他缝补。我当时听了就觉得很奇怪，家里那么有钱，为什么还要补衣服，为什么家里没有人为他补衣服？更奇怪的是：为什么我的奶奶，前上海最高军政官员的太太，会给一个青年学生补衣服？从前有钱人的事，有点让人搞不懂，光凭想象是不行的。
　　1941年，章伯伯担任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抗日协会会长，1942年筹备南通地区文代会性质的＂端午会＂，被日寇在家乡逮捕，后因尚非共产党员，加上家族势力的活动被释放。1943年5月，时任中共南通城区宣传工作负责人的曹从坡（曹也是我父亲的好友）来找章伯伯，要他代编一个我党控制的伪《江北日报》副刊，于是就有了《诗歌线》副刊。协助章伯伯编《诗歌线》的最重要的助手，就是我父亲。他们约定了办刊的底线：绝不发有利敌伪的稿件，内容上力求健康，艺术上绝不马虎。《诗歌线》一共办了四十多期，成为南通进步文学青年的重要阵地。这些作品，抒故国之思，写劳工之苦，发敌伪统治下青年内心的愤闷。在艺术上，意象朦胧，晦涩跳跃，这固然是为了逃避敌人的审查，也呈现出对现代主义诗风的追求，成为研究中国现代诗史的重要文献。
　　《诗歌线》是南通进步文学青年的重要阵地，也是研究中国现代诗史的重要文献
　　1980年，章伯伯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副总编任上，主持出版了《九叶集》，收录了40年代九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现代主义诗人的作品，＂九叶诗派＂因此得名，并加入了新时期初关于朦胧诗和现代派的大讨论。从《诗歌线》到《九叶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代诗歌在空间上的呼应与时间上的绵延，这也是一条不绝如缕的＂诗歌线＂。
　　抄两首章伯伯和父亲的发表在《诗歌线》上的小诗：
　　灯盏下
　　于轲（章品镇）
　　瓦片上沁出的一点火
　　嘶嘶地......
　　眼前，几十条
　　书上的路，
　　没入了
　　无边的夜气。
　　想是：
　　盖世英雄
　　秦叔宝，
　　身无分文
　　困在夜店中。
　　旧画
　　勾芒（辛丰年）
　　射破
　　公民课上的
　　空气冻，有
　　五月的鹰唳一声，
　　其余的都
　　散跌在
　　无人的大操场
　　无人的操场上
　　小同学去
　　识得一根
　　鹰的羽毛
　　章伯伯和父亲，一生信仰革命，追求光明，同时他们始终保持着对艺术的热爱，这使他们在坚定的信念之上，始终保持了柔软的心灵和人性的悲悯。他们都是鲁迅的信徒，都喜欢张宗子，都喜欢卞之琳。两人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张爱玲。作为老革命，鲁迅的信徒，竟然还终身酷爱张爱玲，这是比较罕见的。1980年章伯伯帮父亲借了张爱玲的《传奇》和《流言》，父亲把这两本书用手抄了一遍。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80年代初传入大陆。章伯伯搞来一本，借给我父亲。他俩对书中贬鲁的部分十分不满，又为褒张的部分而激动。
　　章伯伯写过一位他的老上级李俊民，曾任＂联抗＂部队副司令、苏中第九军分区副专员、江苏省文化局长。有一次李俊民请他吃饭，上来一大碗蟹子豆腐汤，豆腐以梭子蟹的卵磨成，汤里加上碧绿的蚕豆和雪里蕻咸菜，色香俱全。李俊民对章伯伯举筷相邀，说：＂没好吃的，吃点情调。＂那正是严酷战争的间歇，＂情调＂与环境有违和之感，却永远停留在章伯伯的记忆中。无独有偶，父亲有一次去见李俊民，远远听到他正与他人高谈阔论，有一句飘入父亲耳中：我是喜欢安德列夫的。安德列夫是鲁迅偏爱的俄国作家，其作品有个人主义和颓废色彩，当时在苏联已被列为反动作家了，李俊民却毫不忌讳这些，当然这位曾受过鲁迅褒扬的资深革命家后来也是命运多艰，吃尽了张春桥的苦头。李俊民的事情，章伯伯写过一篇《一位跋涉者在回顾》，很有传奇色彩。我想，在从前的革命队伍中，像李俊民、章伯伯、父亲这样始终保持浪漫情怀和五四气质的人是有的，他们都是革命者，也是文学青年，永远的文学青年！
　　四
　　我最后一次去见章伯伯，沈阿姨已经去世，他本人卧床不起，在家中由保姆照顾。那次他同我讲了两件之前从来没有说过的事情。一是战争时期他住在一个祠堂里，睡梦中感觉他母亲掀开了蚊帐，俯下头来注视着他。恍惚中他还撑起了身，看见她穿着双红绣鞋。这时有脚步声传来，他就惊醒了。过了不久，家里有信送来，他母亲去世了，正是他做梦的时间。还有一件就更离奇了，章伯伯告诉我说，沈阿姨从去世之日起，天天来看他，就坐在床边，同他说话。怎么个说话法呢？章伯伯说，沈阿姨其实不能说话，是通过把字写在他肚子上的方式同他交流。后来有一天，沈阿姨对他说，满了一百天了，她要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我听了默然不语。章伯伯此时已经相当虚弱了，但是神智看上去非常清醒。这是幻觉吗？我心里是这样想的，但我可以这样对一位病弱孤独、痛失爱妻的老人这么说吗？当然不能。同时，我也宁愿这不是幻觉。
　　相比之下，父亲是一位彻底的无神论者。有一次我问他：如果上帝本人出现在你面前，你也不相信吗？父亲说：那我一定会认为是自己的脑子出了毛病。有一段时期，我对宗教的作用十分感兴趣，觉得人无法单靠自己来克服人性的弱点，需要借助某种外在的超越性的力量。但是，一想到父亲，我又觉得这样的想法是不成立的，人类完全可以在不需要宗教的情况下达到道德的完善。
　　2005年，严晓星去南京看章伯伯。一见面他就郑重地说：＂近来身体衰退得厉害，估计没多久活了。我死了还是要回南通的，儿子已经替我买好了墓穴。不过我又有个新想法：还是年轻时交的朋友好，我很怀念和他们在一起的日子！已经去世的不管他，还在的，大多在南通，想让程灼如联络一下南通还在世的几位老友，严格、穆烜、邱丰……问他们愿不愿意将来葬到一起做邻居。他们你也差不多都认识，能不能请你帮我传个话，问问。当然，他们另有想法就算了……＂他接着又说：＂这事八成严格要反对，所以等其他人都联络完了，最后再和严格说，不愿意就不勉强。＂
　　晓星回来奉命转达，父亲说：＂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怎么还搞这个！＂事遂罢。
　　2013年3月26日，父亲去世,终年90岁。5月4日，章品镇伯伯去世，终年92岁。我现在想起他们的时候，脑子里会浮起赵传的一首歌，《你我的约定》：
　　那年你决定朝北而去
　　而我却必须往南而行
　　你渡过那条潺潺小河
　　而我却翻越这座高山
　　经过多少年一切都已无法找回
　　你我却都背负着各自的疲惫
　　是否该丢掉心中的累赘
　　擦干这些年来的眼泪
　　别忘了当年你我的约定
　　希望能总有一天再次相聚
　　共同分享彼此过去的经历
　　再从头展现当年的豪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