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会称为中国呢?
"中国"这一名称在历史上其实曾有过多种含义。如今"中国"一词既可以指历史与文化意义上的传统中国,也可以指现实层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具体的国家。古代历史上的"中国"也曾被用来指代中原地区,有时甚至还可能是被用来指代国都。1963年陕西宝鸡贾村的一个村民在自家后院里发现了一个被暴雨冲出来的青铜器。他当时打算把这玩意当废铜烂铁卖到废品收购店,好在一个明眼人赶忙联系博物馆的人来高价将其收走了。这就是如今收藏于中国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青铜器何尊。
这个青铜器上的铭文讲述的是周成王继承周武王遗志营建成周(今洛阳)的故事。铭文中出现了"宅兹中国"四个字。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出现"中国"一词的考古实物。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人们的地理知识远没我们今天这么丰富,所以古人会很自然地以自己所生活的地区作为世界的中心。在古希腊人绘制的世界地图上希腊就处于世界的中心。罗马帝国时期曾根据与罗马城的远近距离把高卢(如今的法国)分为远高卢、近高卢。这显然也体现了一种以罗马城为世界中心的世界观。
中国古人同样认为自己身处世界的中心,因此我们的祖先把自己生活的土地叫做"中国"。然而古代的"中国"一词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却并不完全一样。青铜器何尊上的铭文"宅兹中国"是建国都于国中的意思。夏、商、周三个早期王朝实际上还处于由原始的史前部族文明向较为成熟的国家形态过渡阶段:夏、商、周三代的王族率先建立了王城和一整套政治机构,然而当时其他一些氏族部落尚未过渡到这样的阶段。王族会在王城号令臣服于自己的四方部族。
相传大禹作为华夏部落联盟的最高首领曾召集万国会盟。这里所谓的"万国"其实指的就是成千上万个部落。作为向"万国"发号司令的王城都城在当时就被称为"中国"。到了西周初期的"中国"一词已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中国指的就是当时的京师,所代表的是政治中心的含义。广义的中国则是泛指当时的周王朝所统治的区域(尤其是黄河中下游区域)。《诗经·大雅·民劳》记载:"民也劳止,汔河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这里的"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指的就是国都王畿绥服四方的意思。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论语集解》中的"诸夏,中国也"。这里的"中国"一词不是单纯指代国都,而是泛指华夏诸侯列国。位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最初的诞生之地,也是"中国"一词最早所指代的地区。在这一地区的东部是浩瀚无垠的大海,西部是一望无际的荒漠和巍峨的青藏高原,北部与草原地带相接,南部是连绵起伏的群山。由此形成了一个相对极为封闭的地理空间,而周边东西南北的少数民族都极力往中原靠近,因此也更加坚定了中国古人把他们所生活的地域当成是世界中央的概念。
据《辞源》记载:"上古时代我国华夏族建国于黄河流域一带,以为居天下之中,故称中国,而把周围我国其他地区称为四方"。《诗经 小雅 六月序》称:"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当时华夏族多在黄河南北建都并不断扩大活动,故而称黄河中下游为"中国",也称为"中土"、"中华"、"中州"、"中夏"、"中原"等等。与此同时生活在中国周边的民族则根据所处的方位分别称之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有时也会出现诸如"北戎"之类的混用说法。
上古时代的华夏民族是以生活在黄河中下游的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为核心逐渐同化周边部族形成的。华夏民族相比周边其他民族较早掌握了定居农业生产、建造房屋、创造文字和计数方法等诸多文明技艺,于是相比其他民族而言华夏民族较早从原始社会开始向文明社会过渡。至少在周朝就已形成了一套家国天下的概念:这时的人称周天子统治的地盘为天下,所谓天下是囊括全世界的,是没有边际的,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受封的各路诸侯所统治的地盘称之为国,诸侯在自己国内分封的各级士大夫贵族的封地则称之为家。周王朝还确立了一种处理与地方诸侯国以及周边少数民族关系的五服制度。在我们今天"五服"这个词是用于表示辈分关系的,然而在《周礼》中"五服"这个词有四种含义。我们今天所说的"五服"只是这四种含义之一,而在另外三种含义中有一种是和周王朝与地方诸侯国以及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相关的。当时周王朝在王畿外围以五百里为一区划。
由近及远分为甸服、侯服、绥服(一曰宾服)、要服、荒服,所以合称五服。这里的"服"是服事天子之意。甸服地方的诸侯供给天子祭祀祖父、父亲的祭品;侯服地方的诸侯供给天子祭祀高、曾祖的祭品;宾服地方的诸侯供给天子祭祀远祖的祭品;要服地方的诸侯供给天子祭神的祭品;荒服地方的诸侯则要朝见天子。所以"中国"一词在周朝狭义上就是指京城,周边的甸服、侯服、宾服、要服、荒服等地都要服从京城的天子领导;广义上的"中国"则是指周天子统治下的所有诸侯的土地。
至于那些不服周王朝管束的莽荒之地则被称为四方蛮夷。这一时期广义上的中国向北延伸到了如今的辽宁喀左、朝阳一带,西面延伸到了渭河上游,东面延伸到了山东半岛,南面延伸到了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不过有时周天子册封的一些诸侯国也会因为一些原因被其他诸侯国排斥在"中国"体系之外。《史记》就曾记载:"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事实上当时中原诸侯在会盟时一般都不邀请秦、楚等国,只把秦、楚当成是西戎、南蛮对待。
毫无疑问昔日秦国、楚国的土地如今都是中国领土,昔日的秦文化、楚文化也已是华夏文明的一部分,然而当时其他诸侯国的确是把秦、楚当成蛮夷的。楚人是中华人文鼻祖黄帝之孙颛顼的后裔,秦人是辅佐大禹治水的伯益后裔。按说楚人、秦人都是根正苗红的华夏子孙,然而偏居一隅的秦、楚两国长期与西戎、南蛮部族杂居,所以不被当时的其他诸侯国接纳在"中国"体系之内。周朝的中国还是一个基于分封制的部族型国家,到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才将华夏大地缔造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
秦始皇还在这一基础之上南征百越、北伐匈奴。秦王朝全盛时期的疆域东起辽东、西抵高原、南据岭南、北达阴山,东北一直延伸到如今朝鲜半岛的清川江流域,往南一直延伸到如今的越南北部,面积达340万平方公里左右。秦王朝所统治的这片土地在当时都可以被称之为"中国"。司马迁在《史记》中称:"秦遂以其兵灭六国,并中国"。《史记 东越列传》云:"东瓯请举国徒中国"。这里的"中国"就是广义上的中国。三国时期曹魏、蜀汉、孙吴三国并立时曹魏自称中国,而其他两国均未这样说过自己。
诸葛亮就曾对孙权说过:"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这里的中国指的是位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狭义的中国),所以占据这一地区的曹魏就自称"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具体含义都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指王朝统治所达的区域,狭义就是指中原地区。秦汉以降直至隋唐中央王朝所管辖的区域是尽管不断变化的,但大体的趋势是不断外扩的。随着中原王朝的开疆拓土也就使"中国"这个概念在地理上的外延犹如摊大饼一样扩张着。
在秦始皇南征百越之前如今的岭南地区就不属于"中国"的范畴,然后从秦始皇南征之后起岭南就已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秦始皇构建的大一统帝国打破了周王朝基于血缘、功勋执行的分封制度,然而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的这种政治意识却被后世王朝继承了下来,只不过后世所谓的天子已不再是周天子。秦汉以后中原王朝效仿周朝的五服制度与周边小国形成了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宗藩朝贡体系。在这一体系下中国皇帝是受命于天而治理天下的天子,周边国家的君主只能称王而不能称皇称帝。
中原王朝的这种"中国本位意识"也对周边少数民族以及汉字文化圈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国产生了影响,所以历史上朝鲜、日本、越南等国以及中国历史上契丹人、女真人、党项人建立的政权有时也自称"中国"、"中华"。日本奈良时代在征讨东北方向的虾夷人时曾评价道:"中国有圣则后服,朝堂有变则先叛"。13世纪越南陈朝将领陈国峻在抗击蒙古入侵的檄文中写道:"汝等坐视主辱,曾不为忧;身尝国耻,曾不为愧。为中国之将,侍立夷酋,而无忿心!"
在漫长的古代历史岁月中"中国"一词尽管长期被用来指代中原王朝统治的疆域,然而"中国"一词在古代始终没被当成正式的国名使用。历代王朝尽管都承袭了"中国"的叫法,然而每次改朝换代都会重新确立国号。明朝时的中国人在与来华的利玛窦等传教士的交流中就从不自称中国人,而是自称为大明朝人。在此之前的历朝历代也都是用朝代名作为国名。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朝与沙俄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中清朝的首席代表索额图自称:"中国大圣皇帝钦差分界大臣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
这是国际条约上第一次出现"中国"的称号。然而直到近代的1907年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在入学时填写的国籍仍出现了清国、大清、中国、中华、华夏、中夏等多种称谓,还有25个中国留学生居然不知道该如何填写本国的国名。不知道怎么填写自己国家的国名这种事如果发生在我们今天是很荒唐可笑的,可这种事发生在当年其实并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的名字其实更多是别人用来称呼自己的。在古代中外交流相对较少时确实没规范统一国名称呼的必要。
古代的中国人在与早期来华的马可·波罗、利玛窦等外国人的交流有时用朝代名作为国名自称,有时则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中华、华夏、中夏、中原、中土等等。那时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名字称呼不同,那时外国人对中国的称呼也是各有各的:古希腊、古罗马称中国为赛里斯;中亚民族称中国为桃花石;古波斯人称中国为秦那斯坦;古印度人称中国为震旦;俄语、阿拉伯语中则称中国为契丹......这其中有一个称呼后来因为被日本侵略者滥用变成了具有侮辱性的称呼——支那。
"支那"一词最早以前和英文单词China一样是"秦那"的音译。"秦那"一词其实指的就是秦人的国家。这显然是受到中国历史上的秦朝影响而出现的词汇。"支那"一词从其诞生的最初来看并没歧视、侮辱、蔑视中国人的意思,反而是一个带有几分尊崇之意的词汇。"支那"这个词最早以前也不是日本人用来称呼中国的,而是印度、波斯等南亚、中亚、西亚国家对中国的称呼。明治维新以前很少有日本人用"支那"一词称呼中国,只有那些能熟读中国典籍的日本文化阶层才会使用这个称呼。
至于当时的普通日本人更多是用"汉土"、"唐土"、"大唐"、"中土"、"中国"或以相应朝代的名字称呼中国。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不愿再称呼我国为"居四夷之中"的中国,所以将长期以来对中国的称呼改为"支那"。在近代日本侵华的过程中"支那"这个称呼逐渐具有了轻蔑侮辱的意味。辛亥革命后汉、满、蒙、回、藏各族秉承"五族大同"、"五族共和"的思想创建中华民国,从此"中国"开始被正式作为国名使用。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然而"中国"名称的统一规范却是随着近代中外交流加深而实现的。
在近代以前"中国"这一名称尽管一直存在,但始终没能成为统一规范的正式国名。直到1907年还有中国留学生不知道如何填写本国的国名。这也让别有用心的日本侵略者趁机给我国起了一个侮辱性的称号。按说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时"中国"就已被作为正式国号使用,然而日本却在此时单方面给中国取了一个"支那共和国"的汉字国号。这里的"支那共和国"已不仅仅只是单纯的民间俗称了,而是日本官方单方面篡改了中国政府对外公布的正式规范国号。
"支那"一词对中国的侮辱性因此进一步增强。当时的中国政府和一些有识之士为了给国家正名多次与日本方面展开交涉。直到1930年10月日本外务省才把政府公文中的"支那共和国"改为"中华民国"。1949年古老的中国终于迎来了新生:在这一年诞生的新中国是中国土地上56个民族的人民共同组成的国家,是具有政治、文化、地域等丰富内容的正式的国家称谓,更是代表了具有5000年辉煌历史、数百万平方公里辽阔疆域、十多亿炎黄子孙的华夏民族统一的命运共同体。
"中国"一词最早指的是都城
如大禹时期,有"万国",也就是说,"中国"在那个时期是万国中的都城。在西周时期,"中国"指周王朝的宗周镐京和成周洛邑两座都城;故,"中国,京师也。"
"中国"这一词,最早出现在公元前11世纪的青铜器何尊铭文中,文中写道:
住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
古文献中最早出现"中国"一词是《上书.梓材》,文中道:
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
随着时间的发展,"中国"一词范围所指也在逐渐扩大,由都城扩张到了整个王畿地区,如巜诗经.民劳》记载:
民也劳止,汔河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到了春秋时期,"中国"已经是中原各分封国的共称了。《论语集解》说:
诸夏,中国也。
《史记》简记载战国初期:
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中国"一词原代称华夏之地,自秦始皇一统六国建立了大一统时代的国家后,中国又成了汉族居住之地
《史记.武帝本记》:"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
这里的中国,也就是汉地。在汉朝时期的云贵高原,珠江流域,闽江流域,都还不在汉地,所以"天下名山八,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五胡乱华",使"中国"一词范围再扩大
公元220年,汉朝寿终正寝,中国进入了魏晋南北朝时代,此时国家分裂,动荡不安,大量的游牧民族涌入中原,并建立了自己的王朝。
在过去,中国一词是指华夏或者汉族地区,中国人也就是华夏族和汉族,然而,游牧民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后,为了树立正统的旗号,因而宣称自己是中国,而魏晋时期大量汉族南迁,甚至偏暗于东南半壁,也为了正统,他们自称是"中国"。
这样一来,"中国"一词再次扩大,南北地区都是中国范围了。
公元589年,从北朝演绎而出的隋朝统一了南朝,中国再次得到了统一。随后,唐朝又继承了隋朝的大一统,并且开辟了更大的疆域。在隋朝时代,中国一词已经基本可以代指中央王朝了。正式升为国名
从隋唐时期"中国"成为中央王朝的代称后,中国一词的含义就一直稳定下来,历经宋丶元、明几个朝代。在宋朝时期,宋丶辽丶金都宣称自己是"中国"。
真正演化为国名是清朝。清朝入关后,极力弱化各民族之间的区别,反对华夷之辩。《清史实录》顺治对琉球的国书中就写道:
念尔流球自古以来世世臣事中国
1688年,康熙派遣索额图参加尼布楚谈判,索额图的全衔是:中国大圣皇帝钦差分界大臣议政大臣领侍卫大臣。在签订《尼布楚条约》时,清朝用的正式国名并非清朝,而是中国。这是国际条约中第一次将"中国"上升为国家的概念。正是由于这中民族大融合和天下一家心态,使得"中国"一词的范围从中原扩大为中央王朝,又继续上升为了袓国56个民族的共同国名。
中是中华民族的的一个信仰。
《说文解字》:"中,内也。从口丨,上下通也。"。种子生根发芽下上通于种子外壳以内是中字之范式。相对于种子外壳的种子内部是中间,相对于种子外壳的种子内核是中心。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是相对的。长短、高低、美丑、善恶、好坏都是相对的。这是世界观。
种子的中心内核是仁。即"中"导向仁。天地仁爱有了人;父母仁爱有了我;我与我的外在仁爱,我将拥有一个属于我的世界。我拥有什么样的仁爱,我的未来世界就将会是什么样的。我从仁爱中来,亦将追随仁爱而去。这是人生观。
有仁的种子是好种子,没有仁的种子是坏种子。世间万物会因为仁爱而升值,世间万物会因为没有仁爱而贬值。仁爱是好坏的参照。这是价值观。
这种三观不是说教。而是基于良知的认识。
仁爱之所在即神灵之所在。所以中国先民测定一处认为是天地仁爱的所在,以此为中心建国。
根据《周礼卷十》记载。:"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凡建邦国,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这是最早说明中国由来的记述。
中国宝鸡出土青铜器"何尊",这是公元前1111年周成王迁都时所铸造的。铭文上说。"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
实物见证"中国"距今已经三千多年。
古人通过土圭之法测得一处"合"、"交"、"会"、"和"之所在以为有"仁"适合居住谓之地中。在此建国谓之"中国"。"中"不是"中央"空洞的概念。"中"所指向的是种子的中心内核即"仁"之所在。《圣经.约翰一书》第4章第16节上说:"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仁"之所在有神灵庇佑。天安门最初叫"承天门"。寓意"承天启运、受命于天"之意。奉天承运有正统的意思。"中国"在过去只是正统王朝的象征。最初区域就是在中原一带。逐鹿中原就是为了争夺正统。"中国"这个词,在过去不只是区域,更象征权力。
现在的"中国"与过去的"中国"是不同的概念。现在的"中国"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及其疆域。过去的"中国"象征着"受命于天"权力,是宗祖国的符号,并不一定代表着一个国家。号称"中国"是为了宣示自己有着"受命于天"的权力。
《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古人认为凡事要秉承天命。天人合一。中之所指,即仁之所在。仁之所在亦即神灵所在。在古代中国一词的含义是仁之所在承天接地有神灵庇护具有正统权力的国家。
周王朝没落后,便以周王朝故地以为正统权力的象征所在。谁得中国,谁便是正统王权。自秦汉以后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皆自称为"中国"以为正统。南北朝时期,南朝自称为"中国",把北朝叫做"魏虏";北朝也自称为"中国",把南朝叫做"岛夷"。辽与北宋,金与南宋,彼此都自称"中国",都不承认对方为中国。到清代,处于清政府管辖下的全部领土,都以中国为它的代名称。直到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才专指国家的全部领土,不做他用。辛亥革命后,1912年成立民国,定名为中华,全称为"中华民国"简称"中国",这个称谓才正式成为其有近代国家概念的政治名词。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时,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成为"中国"。自此"中国"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中国现行的宪法,中华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相结合,追求世界大同。
"中"所导向的文化内核是"仁"。中国先民认为:"仁是生命的美好,义(担当)是生命的意义。"数千年在仁义的导引下,造就了中国人善良、勤劳、勇敢、不偏执。我们之所以喜欢"中"来命名我们的国家。更是因为"中"是我们潜意识里存在的信仰。三观同而世界同。随着信息沟通,人类三观趋同是一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