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是得到秦王的支持的，为何最后是五牛分尸的结局？

　　在中国历史上商鞅和秦孝公的君臣际遇可谓千百年难得一遇——为了共同的变法强秦的梦想他们相伴始终。正是商鞅变法使秦国由一个诸侯卑之的贫弱之国奇迹般实现了大国崛起，从而奠定了秦国日后一统天下的基础。商鞅变法所确立的郡县制度、中央集权成为了此后两千余年中国历史的主流。尽管中国历史上也和西方国家一样出现过分裂动荡的时期，但不能否认的是统一始终是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主流趋势。所谓万世皆行秦政治就是说秦奠定了此后两千余年中国历代王朝中央集权皇权专制政体。
　　这种政体在秦国的诞生正是肇始于商鞅变法。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推行变法。商鞅变法作为战国七雄中持续时间最长、程度最深彻的变法之所以能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秦孝公的支持。秦孝公为支持变法不惜与秦国的保守世家贵族为敌，甚至当自己的太子和兄长触犯新法时也能从秦国长远的根本利益出发断然处置。中国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变法改革大多因君王虎头蛇尾半心半意而中途夭折。能做到像秦孝公这样队变法始终不渝全力支持的君王在中国历史上可谓凤毛麟角。
　　正是秦孝公的鼎力支持为商鞅变法的彻底提供了政治上、时间上的保障。公元前350年秦孝公迁都咸阳并将这里作为日后秦国东出的基地。正是在这里秦孝公命商鞅进行第二次变法，从而使秦国的军力、生产力和政治凝聚力得到进一步增强。在经过商鞅两次变法之后秦国的实力日渐强大：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统一度量衡、建立县制等一系列变法措施使秦国打破了贵族与庶民之间的阶级壁垒，确立了按军功授爵的制度，中央集权得到强化，粮食产量也大为提升。
　　公元前352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大良造率兵长驱直入包围魏国并占领魏国旧都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秦孝公十一年（公元前351年）商鞅又率兵包围并占领了固阳。秦孝公二十一年（公元前341年）魏国在马陵之战遭受齐国重创：主将庞涓自杀、太子申被俘。同年秦国趁机联合齐、赵两国攻打魏国：九月秦孝公派商鞅进攻魏国的河东，魏国方面派公子卬迎战。商鞅设计俘虏了公子卬，迫使魏惠王割让河西部分土地。秦孝公二十四年（公元前338年）秦国再次攻魏。
　　这次秦军在岸门（今山西省河津市南）击败魏军。同年秦国又联合大荔戎包围了魏国的郃阳（今陕西省合阳县东南）。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在战国七雄中并非一个强国：战国初期魏、齐等东方列国相继通过变法增强了实力，相比之下地处西陲的秦国仍受到过时的旧制度束缚支配。那时秦国在与魏国的战争中被魏国名将吴起夺取了河西之地，从此秦国就被遏制封锁在陇西山区，也因此几乎断绝了与中原地区各诸侯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联系。
　　那时国力弱小、文化落后的秦国被中原列国视为野蛮的戎狄。秦孝公因此感叹：＂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商鞅变法昔日被东方列国鄙视的秦国逐渐成为令天下畏惧的虎狼之国。这样看来商鞅就是使秦国迈向强大的功臣，然而变法功臣商鞅最终却落得一个车裂的下场。所谓车裂就是把人的头和四肢分别绑在五匹马或五头牛身上将其撕裂成五块，所以车裂这种刑罚在民间俗称为五牛分尸或五马分尸。商鞅被杀之后他的家人也全部被株连处死。
　　《战国策》对商鞅之死记载道：＂商君归还，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商鞅变法的确增强了秦国的实力不假，可究竟是谁从商鞅变法中获得了好处呢？首先获得好处的是秦国嬴姓家族，他们作为这个国家的统治者自然会在秦国的强大中获得好处。可令他们获得好处的是商君之法，而并不是商鞅这个人。其实商鞅对秦惠文王个人而言恰恰是他必须除掉的敌人——试想秦国百姓只知有商君而不知有秦王，这对一名专制统治者而言意味着什么？
　　秦惠文王嬴驷还是太子的时候商鞅已在秦国大力推行变法。当商鞅作出迁都咸阳改行县制的决策时碰上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原来当时的咸阳并不是秦国君主直辖的土地，而是秦国世家大族的封地，而且这块封地的主人正是太子嬴驷的舅舅。可商鞅为了顺利贯彻自己的变法措施不仅毫不犹豫地收走了这块封地，顺便把这块封地方原主人（也就是太子嬴驷的舅舅）处死了。这下秦国的世家大族坐不住了——连太子的舅舅都敢杀，他们的封地乃至身家性命还能保得住？
　　老世族们开始联合起来唆使太子违犯商鞅颁布的新法。商鞅将此事如实告知秦孝公，孝公的答复是＂秦国可以没有太子，但寡人不可没有秦国＂。虽然有了孝公如此明确的答复，可商鞅也不敢贸然对太子施予刑罚，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割掉太子的老师公子虔的鼻子，又在太子另一个老师公孙贾的脸上刺字，以此表明自己铁腕护法绝不姑息养奸的决心。按说商鞅杀了太子的舅舅，又对太子的两个老师施予大刑，太子嬴驷对其恨之入骨也是正常之事。
　　然而嬴驷偏偏不是一个常人——他虽然杀了商鞅，却保留了商君之法，而且在位期间颇有作为：任用张仪行连横之策分化瓦解六国，率先完成秦国的称王之举。如此一位大有为之君如果说是为了报复一己私仇而下此杀手未免小看了他。那么秦惠文王之所以杀商鞅是否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呢？司马迁写《史记》时一般都会在每一章节的结尾以太史公曰进行总结，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司马迁对商鞅的总结是＂天资刻薄少恩＂。依司马迁的意思：商鞅死于性格。
　　司马迁意思是说商鞅为人刻薄少恩、不讲人情、没有朋友、没有人性，所以弄得天怒人怨，一生背负恶名，只有死路一条。这话一语中的，但失之片面——商鞅之死的确和他本人的性格有相当大程度上的关联，但商鞅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命运实际上已经与时代、社会、国家和各方利益相连，性格有时候只是造成他结局的一个因素，甚至不是主要因素。商鞅之死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改革变法触动了秦国宗室贵族集团的利益。这点其实司马迁自己也提到过：＂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族多怨望者＂。
　　变法之前旧贵族的爵位和俸禄是世袭的——世世代代享有政治和经济特权。但商鞅奖励军功的新法规定：凡是没建立军功的旧贵族都要从宗室贵族的簿籍上除名，相反有军功的平民也可以按军功封爵受赏。过去贵族在自己的封地上是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商鞅将贵族封地改设为由国君统一领导的郡、县。商鞅这些举措大大削弱了宗室贵族的权力，从而使秦国君主的权力得到了极大的强化。这种集权符合了秦王的利益，所以才得到秦孝公的全力支持，但却得罪了秦国宗室贵族集团。
　　随着改革变法的不断深入已使商鞅与宗室贵族集团成为一对非常尖锐的矛盾。只是这个矛盾在秦孝公健在时还不至于不可调和。在秦孝公的斡旋下矛盾的双方还暂时表现为势均力敌，然而秦孝公死后这个矛盾就必然发展转化为不可调和。由于新君秦惠文王的加入使力量在瞬间发生了倾斜。商鞅曾经不看当年太子而今国君的面对太子师傅用刑。这也许并不是导致商鞅之死的最主要原因，但这个潜在原因的确加重了秦惠文王除掉商鞅的决心。
　　自古以来功高震主都是人臣大忌。尤其是新君继位之初和先君时代的辅政大臣之间几乎必然会产生矛盾：秦惠文王和商鞅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唯一的例子，日后的秦始皇和吕不韦、唐高宗和长孙无忌、万历帝和张居正、康熙帝和鳌拜等等都在反复不断重演着类似的故事。如果我们站在秦惠文王的立场上考虑：满朝文武只知有商君，而不知道自己这个一国之君的威严，那么秦惠文王还能容得下商鞅吗？此时的商鞅实际上已成为君权与贵族利益冲突的焦点。
　　在商鞅的改革中王权得到加强、贵族遭到削弱。贵族们不敢对君权发出不满，但要把这种不满发泄在始作俑者商鞅身上。商鞅成为贵族的众矢之的，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所以新国君秦惠文王刚刚即位之时公子虔等人就诬告商鞅谋反。是杀死商鞅？还是继续得罪宗室贵族集团？这是一个单项必选题。杀死商鞅对新国君秦惠文王来说远比得罪贵族集团更为明智。商鞅对新秦君而言已没太大的价值：变法已全面实施，改革已走上正轨，效果也十分明显。
　　况且商鞅是先君任用的老臣，新王杀他没有感情障碍，也不会有什么内疚感，而宗室贵族集团既势力强大又还有充分的利用价值。杀死商鞅、解决君权与宗室贵族集团间的利益冲突对此时的秦惠文王来说是最好的选择。秦国的宗室贵族早就对商鞅恨之入骨，而身为新君的惠文王嬴驷也打算牺牲商鞅，至于秦国的平民百姓也不见得对商鞅有多少好感可言。
　　秦国的平民百姓商鞅变法的驱策者——这场变法对他们而言有得有失，不过得与失不是他们自己能选择的，商鞅也从没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考虑过。法家思想的本质不在于解放人民，而在于维护君主独裁——法家信徒只对君主一人负责。商鞅变法之前的秦国百姓被贵族老爷们骑在头上，即使立下军功也难有晋升渠道；军功爵制度说白了就是变贵族等级制为君主独裁制——从此以后这个国家不再有贵族和百姓之分，所有人都是君主的奴才。
　　君权可以让人生，也可以让人死，可以把混迹街头的韦小宝变成帝国重臣，也可以让今天的重臣世家灰飞烟灭。所谓国家和百姓是无关的——＂君即国，国即君，朕即天下，天下即朕＂正是商鞅变法之后两千余年中国专制皇权时代的真实写照。连坐制、告密制一时之间风行秦国。商鞅所要的效果也正是如此——百姓不必思考自己和家人的命运是什么，只需按朝廷规划的耕战制度去旅行职责即可。在这样的情况下秦国百姓实际上早已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
　　商鞅算不上是秦国百姓的恩人，也算不上是秦国百姓的仇人，而是一个他们不能违抗的人，所以当商鞅逃难之际没任何人敢收留他，因为这是商君之法所禁止的。这时商鞅所面临的形势是：君主希望借他的人头立威；贵族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百姓倒是并不见得真有多恨他，而是百姓早已习惯了不过问朝廷政事的传统。事实上绝大多数秦国人倒并不见得有多恨商鞅，但他们也不会有多怜悯商鞅。因为他们觉得此事和自己并无干系，所以他们淡然处之、安之若素。
　　当然秦惠文王嬴驷并不是昏君：他知道只有商鞅变法才能振兴秦国，达到富国强军目的！他杀商鞅完全是因为政治因素！事实上秦惠文王之所以杀商鞅也含有推行新法的意图：商鞅变法触动了秦国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本就已犯众怒，几乎完全是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进行的。秦孝公死后新君地位尚不稳固之时在变法中利益受损的既得利益者们全都看到这是扳倒新法、恢复旧制的大好时机，于是秦惠文王用商鞅的命来暂时安抚既得利益集团当时的愤恨之心，从而得以暂时减轻新法执行的阻力。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秦惠文王赢驷即位，以公子虔为首的旧贵族诬告商鞅谋反，秦惠王遂下令逮捕商鞅，商鞅仓皇出逃想回魏国，但魏国拒绝他入境，后逃回封邑商地，无奈举兵叛乱，最终兵败身亡，后尸身处以车裂示众。商鞅虽死，然其法犹存。商鞅变法推动了秦国社会的进步，壮大了秦国国力，实现了富国强兵，为什么这样一个有功之臣会得到如此悲惨的下场呢？下面我便为大家讲讲这其中的缘故！
　　变法侵犯了当时贵族的利益
　　商鞅变法一直是遭到当时秦旧贵族反对的，只是因为有秦孝公的全力支持下才得以实施。为什么当时的贵族会如此反对呢？这就得从变法的内容来说了。
　　在政治方面，商鞅变法加强了中央集权，毫无疑问，这就消弱了贵族的政治权利。
　　在经济方面，变法废除了当时的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这让贵族在经济上损失巨大。
　　在军事方面，建立了奖励军功制度，普通百姓可以通过军功和努力生产获得爵位，而贵族的爵位不再世袭，若不能立功，只能失去爵位，失去特权。这对贵族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法律上，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打击了当时贵族坚持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刑罚理念。
　　所以商鞅变法，使其与当时的贵族成为了仇敌，在孝公死后，新君刚上位，贵族便乘势将商鞅置之死地，为了稳定局面，秦惠王不得不杀商鞅，也只有杀了商鞅平息众怒，才能让新法继续实施。
　　其使自古实行变法的大有人在，也没有几次变法是不侵犯一些上层贵族利益的，更何况变法利于人民，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像之前的李悝变法，管仲改革都没有如此之结局，为什么商鞅却下场如此悲惨呢？史书对商鞅之死有四个冷血的字记载——＂秦人不怜＂。其根本原因还是出在商鞅自身性格上。 商鞅刻薄寡恩，极端功利的性格
　　在我看来，商鞅之所以惨死，究其根本在于其自身的性格，下面我举几个事例，大家一看便知。
　　据史记记载，在变法初期，对新法提意见的人很多，商鞅于是杀鸡儆猴，借太子触犯法律，将太子傅和太子师分别施以刖刑和黥刑，至此，再也没有敢批评新法之人。
　　为求功利，背信弃义。商鞅在攻打魏国时，因曾与魏国主帅公子卬有交情，便约公子卬和谈，公子卬未有提防，过去和谈，竟被商鞅扣下成了俘虏，乘机发兵攻打魏军，以此手段赢得战争的胜利。
　　他的刻薄寡恩也体现在了新法上，使用严刑酷法来约束民众，鼓吹轻罪重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广大人民所受的剥削与压迫。据史料记载，商鞅曾在渭河边一日处决囚犯七百人，河水因此变红，号哭之声惊天动地。这也是为什么＂秦人不怜＂的原因所在。
　　我行我素，不听良言。商鞅的好友赵良曾多次劝诫商鞅，不能太过霸道，不要积蓄多方怨恨你，但商鞅非但不听反而变本加厉，以致人心尽失。
　　司马迁曾对商鞅评价道：＂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贾谊也曾说到：＂商君违礼法，弃伦理。＂所以商鞅其实是死于自己之手。
　　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变革，它实现了富国强兵，推动了社会进步和历史的发展，这一点是值得后世肯定的，但商鞅的为人处世并得不到后世的赞同，在非常时期行非常之事无可厚非，但凡事都有个度，一旦太过了，也难免以悲惨收场！大家怎么看呢？
　　商鞅的悲剧，实际上是历史的必然。
　　究其根本原因，得到秦国君主支持的是商鞅确立的法度，至于商鞅本人，秦国的君主并不怎么待见，甚至可以说，秦国的国君对商鞅这个人压根没有感情。商鞅早年经历
　　商鞅这个人是卫国国君的后人，属于没落的贵族。早年，商鞅曾在魏国国相公叔痤处担任中庶子，当公叔痤病重时曾向魏惠王力荐商鞅，说商鞅有才华，将来必定是国家栋梁之才。
　　魏惠王听了公叔痤的话不以为然，根本不认可商鞅的能力。
　　看到国君如此态度，公叔痤又给魏惠王说了一句话；若不用，请杀之，避免其将来为祸魏国。
　　魏惠王看了看公叔痤，心想公叔痤是不是病糊涂了，一个不起眼的人物，说的跟有多大神通似的。因此，魏惠王压根就没有把公叔痤的话听进去。
　　魏惠王走后，公叔痤叫来了商鞅，并对商鞅说:＂于公，我应该向魏国尽忠，因此我建议魏惠王重用你，但魏惠王没有采纳，所以我便请求魏惠王杀掉你，避免你将来危害魏国。但于私，你曾服侍我，因此我告诉你缘由，希望你能保住性命，你赶紧跑吧。＂
　　商鞅听了公叔痤的话心想；魏惠王认为我是个平庸的人，又怎么会认为我有能力危害魏国呢？
　　想到这儿，商鞅压根就没离开魏国，反而又在魏国待了一年多的时间，看看会不会有人看中自己，自己是愿意在魏国找一个工作的。
　　不过，事与愿违，尽管商鞅在魏国逗留了一年的时间，但压根没有人理会他。
　　这段时间对于商鞅而言，其实是非常痛苦的，虽然性命无忧，但也从侧面证明没有人看好商鞅这个人，所有人都认为商鞅是庸才。也正是这个原因，商鞅在魏国郁郁不得志。
　　在魏国晃悠了一年也没有找到工作，生活都成问题的时候，商鞅听说了秦国正在招贤纳士。于是，本着树挪死、人挪活的精神，商鞅跑到了秦国。
　　这一次，商鞅既走向了成功，但也注定了他的悲剧。商鞅的悲剧
　　当时，秦孝公为了招贤纳士，简直达到了如饥似渴的地步，这种强烈的情感甚至超过了三顾茅庐的刘备。为了招贤纳士，秦孝公当时发了一个通告；
　　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彊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史记》
　　凡是能够帮助秦国变得强大的人，要多大的官，寡人都给，要多好的地，寡人都舍得分出去。
　　看看，已经到了裂土分封的地步，这几乎可以看做是秦帝国最后的呐喊了。而究其原因，当时的秦国确实是一副烂牌，要啥啥没有，干啥啥不行，地处偏僻，国力弱小，魏国都已经打到家门口了，而且诸侯们开国际会议都不带秦国玩。
　　面对求贤若渴的秦孝公，郁郁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商鞅来了。
　　刚开始，商鞅其实并没有打算向秦孝公推荐法家的制度，而是说了一堆仁政、德政的建议。
　　但秦国面临的危局一天天加深，秦孝公需要的是立竿见影的东西！
　　于是，迫切需要证明自己实力的商鞅拿出了法家制度。总结起来就是搞改革，大破大立、利出一孔的那种，建立绝对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然后让整个秦帝国走向军国主义。
　　秦孝公一听，这个好，这个能够让秦国立刻改头换面，富国强兵。
　　但是，改革这种事的本质上就是进行利益重新分配，那些原有制度中的受益者会同意吗？
　　显然，他们不会同意，而且搞不好还会发生激烈的反抗，到时候说不定还会推翻改革者。
　　因此，在秦孝公的算盘中，他必须要将商鞅推向台前，让商鞅去充当自己的代理人，或者说是打手，去和那些既得利益者拼命，承受枪林弹雨。这样一来，如果商鞅输了，自己可以迅速处决商鞅，向既得利益集团表示停止变法，以此稳固自己的地位。
　　反之，如果商鞅赢了，那皆大欢喜，秦孝公再坐享改革红利。
　　不过，商鞅原本是在魏国的一个落魄知识分子，在秦国没有任何权力，他又如何能与秦国的旧贵族掰手腕呢？
　　这就要说到秦孝公对商鞅的态度了。
　　为了变法，秦孝公必然要扶持商鞅，而扶持商鞅就意味着必须要将自己手中的权力分一部分给他，让商鞅有足够的能力去和旧贵族拼命。
　　另外，在改革之中，商鞅可是冲在最前面的那个人。为了改革，商鞅必然会树立自己的威信，而且在扳倒旧贵族时，原本旧贵族的权力必然会有一部分落入商鞅的手中，长此以往，商鞅是否会变成权臣，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因此，秦孝公既要用商鞅，也要时时刻刻的防着商鞅。让商鞅有一定的力量去和旧贵族争斗，但还要防着商鞅势力做大，反噬自己。另外，在商鞅和旧贵族的斗争胜利之后，秦孝公还必须要取得变法之后的红利。
　　这也就是说，商鞅在秦孝公的眼里本质上是一个工具人，当改革完成，所有的红利进入国君手中时，商鞅也就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
　　既然说商鞅了，简单说一下他的变法；
　　商鞅改革的主要内容有；土地改革、民俗改革、政治改革和军事改革。
　　土改首先是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承认土地私有，且可以买卖。但作为朝廷和百姓的交还条件，所有拥有土地的百姓必须要想朝廷纳税、服兵役。
　　另外废井田、开阡陌，把耕地设置成大小均等面积，然后在这些土地周围建立道路网。如此一来，朝廷官员便可以相对容易的统计清楚全国有多少土地，一来可以方便征税，二来可以统计耕地人口，做好战前资源统计。
　　民俗改革；规定父子、兄弟禁止同室居住，且两个儿子以上的家庭，儿子成年后必须要单独分户。其次确立户籍制度，将全国所有人口登记造册。如此一来，整个社会被打成散沙状态，无法凝聚起来面对强势的朝廷，形成国强而民弱的状态。而人口登记造册也可以方便收税。
　　政治改革；废封建、立郡县。在封建制度中，国君小弟的小弟不是他的小弟，但废封建立郡县之后，整个国家不存在世袭罔替的领主，取而代之的是所有的朝廷官员都必须效忠朝廷。如此，朝廷便掌握了整个国家的经济来源。
　　军事改革；废除世卿世禄制，确立二十级军功制，只有上战场砍人头才能获得爵位的晋升，然后以爵位换取朝廷手中控制的经济来源。
　　以此达到利出一孔。
　　商鞅的改革让中国结束了封建社会，步入了中央集权时代，而他的改革也影响了后世两千多年。
　　一套制度下来，商鞅成功的得罪了所有的既得利益者，在与既得利益者的争斗中，商鞅也不负秦孝公之望，获得可前所未有的成功，尤其是在太子嬴驷（秦惠文王）触犯新的法令时，商鞅获得秦孝公的支持，虽然没有处罚嬴驷，但却割掉了嬴驷师父的鼻子。
　　此后，新法得以贯彻执行。
　　但改革成功了，秦孝公的第二个担忧便出现了，那就是如何从商鞅手中的取回变法的红利。
　　换句话说，在变法过程中，商鞅积累了相当的威望，而且为了政策的贯彻执行，一部分人事权是在商鞅的手中，这些人是支持商鞅的。
　　另外，新法虽然严苛，将老百姓牢牢的定在了农业劳作上，但说句实话，这些人本身流动性就不大，因此新法对于底层百姓的限制基本上等同于没有。相反，由于旧贵族被击溃，建立了军功制，广大的底层百姓有了上升的通道，因此底层百姓成了新法的受益人，而通过军功获得上升的底层百姓自然会对商鞅心存感激。
　　如此，秦国一度只知有商鞅，而不知有秦孝公嬴渠梁，商鞅在秦国的威望正在与日俱增。
　　在秦孝公病重时，秦孝公曾对商鞅说将国君之位传给他，但商鞅推辞不受。
　　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战国策》
　　以此可见，经过变法，商鞅在秦国的威望和权力已经威胁到了国君，秦孝公担心的第二种情况已经发生。
　　面对这种情况，到了秦惠文王继位的时候，为了确立自己的威望，必须除掉商鞅。以此取得变法的红利，从而彻底完成秦孝公的布局。
　　而为了除掉商鞅，秦惠文王便联合了被商鞅打击的旧贵族。而这一次，秦惠文王利用旧贵族与商鞅拼个你死我活，最终掌握了秦国所有权力。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其后，太子嬴驷继位为君。此时，名义上旧贵族反扑，但实际上是嬴驷为了获取变法红利，彻底掌握权力。此时，商鞅的死已经成为了必然的情况，当商鞅潜逃回封地后，准备做最后的反抗，但却不敌嬴驷派来的大军，最终战败而死，而他的尸身也被带回了咸阳车裂。
　　最后说一下，很多人说商鞅悲惨的结局是他的性格决定的，因为他刻薄寡恩。就连太史公司马迁也评论；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但实际上，这是商鞅所处的位置决定的，他本质上就是秦孝公的一杆枪，干的就是刻薄寡恩活儿，如果广施恩慧，那秦孝公怎么想？
　　或许那个时候秦孝公连想都不想，会直接处决他，结局更惨。
　　所以说，商鞅的性格压根就不是他悲惨结局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他所处的位置，当他决定为秦孝公进行大破大立的改革时，他的命运已经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