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村长的处事之道

　　一个老村长的处事之道
　　孙青松
　　我的外祖父叫张洪升。从宣统二年开始在村里担任里正，民国时期任里长、保长，一直到建国初期任农会主任，先后当了四十多年的村官。农村人俗称村长，乡亲们喊他老村长。
　　姥爷已经离开我们52年了，至今，年且90的母亲每每回忆起自己的父亲来，仍深怀敬意。关于他曲折的人生经历，母亲讲起来如数家珍，我自小听过很多关于他的故事，因此他老人家也便成为我孩童时代最崇拜的偶像。
　　在我的印象中，姥爷中等偏上的个子，高鼻梁，眉毛下闪着一双明亮的细眼睛。上身穿一件马褂，右肩上永远搭一杆长长的旱烟袋，烟荷包上绣一个白色荷花，即便有了火柴后，他仍用古老的火镰、火绒取火吸烟。他表情严肃，不苟言笑，走路说话都有板有眼，家人和村里人见到他都很拘谨。他恪守孔孟之道，尊老爱幼，善于助人，一辈子挂在口头上的话就是为人处事要＂理正＂。
　　那是1968年一个太阳落山的下午，放学后，我在供销社门市部买了一盒代乳粉，步行六里路去后张村看望正在病危中的姥爷。此时，奄奄一息的姥爷躺在西屋的土炕上，母亲守在他身边，低声抽泣着说：＂爹，外甥来看你了，你睁睁眼吧！＂望着病危中的姥爷，我也＂呜呜＂地哭了起来。姥爷慢慢睁开眼睛，看着我，脸上突然显出了一丝笑容。我上前抓住他的手，冰凉冰凉的，如同握了一个冰块儿。他微微张开嘴，问我：＂你现在念得啥国文书呀？＂我告诉他：＂刚学了篇《西安事变》。＂他笑了，说，＂好啊，自那俩兄弟又走到一起了，合力打鬼子。＂
　　这时我忽然想起几年前的一个冬天，我住姥姥家时，姥爷和村里几个老头在墙根下嗮太阳，一个老头问姥爷：＂老村长，你见多识广，这孙中山和毛主席是啥关系呀？＂姥爷说：＂孙先生有两个学生，一个是蒋公，一个是毛公，当初他俩都跟着孙先生反对满清。满清倒了，因为两人治国方法不一样，就打起来了，一直打到日本鬼子侵略中国，他俩又联起手来一块儿打小日本。等到赶走了日本人，两人又打了起来。最终还是毛公赢了，国号才由中华民国改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那老头又问：＂老蒋那么多军队，咋就败到小台湾去了呢？＂姥爷说：＂老蒋的军队再多，也多不过穷苦老百姓啊。共产党是替穷人打天下的，老蒋却偏向财主，全国的穷人都和共产党一条心，国民党能不败？＂又有个老头问道：＂那孙中山又是代表谁呢？＂姥爷想了想说：＂孙先生是国父，推翻满清时全国的富人和穷人都拥护他，当然全代表了。可惜他死得太早了。＂
　　我还想和他说在另外一篇课文中，毛主席痛斥蒋介石不抗日，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战胜利了，他又从峨眉山上下来摘桃子的事，姥爷就闭上了眼睛，再也不吭声了。第二天，姥爷去世了。
　　宣统二年（1910），不满20岁的姥爷在村里当了里正。但是，刚上任就遇上与邻村因为排水发生群殴事件。后张与前张两村东西相邻，中间隔着后张村的一个小水湾。平时湾水不多，后张人就在裸露的滩地种上些高粱、蓖麻之类的作物。平常年份雨水小，前张村里的积水顺着小沟排到后张村的湾里。但碰到大雨年景，雨水漫出沟沿，就会淹了湾里的作物。前张村东高西低，后张人不让前张人排水，在湾岸上筑起了水坝。这样后张村里就积满了大水，连走路也困难了。为这，几十年来，两村人时常打群架。姥爷当里正那年夏季，老天连续下了几场大雨，后张人手持铁锨棍棒守着水坝不让过水，前张人就一齐出动扛着铁镐扒水坝。眼看又是一场械斗，突然姥爷出现在现场。他情真意切地对乡亲们说：＂本村老少爷们，前张后张都姓张，一个祖宗一个姓，手掌手背都是一个祖宗的肉。三百年前兄弟俩从山西洪洞县老槐树下逃荒来到这里，从此才有了前后张。人要行善积德，将心比心，咱们能看着自己的族人被雨水淹了村子吗？那样做老祖宗在地下也不安，外村人更会看笑话的。＂他宣布，水湾里每户损失的庄稼都由我来赔偿，现在咱就扒了水坝，让前张老少把村里的积水排出去。说完抡起铁镐朝水坝上刨起来。
　　一席知心话，一场透地雨。本村人经他这一说，也觉得是正理，况且他还当众承诺赔偿，于是就一起动手掘开了水坝，前张村很快排除险情。当时前张人就在旁边，都被这位年轻人的深情厚谊感动了，回去后纷纷集资，第二天前张里正提着点心来到姥爷家里，千言万语表示感谢，并亲自把赔偿钱交给姥爷。姥爷又和他商量，在湾滩上开一条大沟，这样每逢大雨水就顺着滩沟流到深湾去了。从此两村和好，亲如一家。姥爷因解决纠纷得当，还受到德县衙门表彰。
　　姥爷家在村里算得上是个殷实小康户，家里人口不多，拥有40亩好地和两处房产。这不仅因为他勤劳、精明和能干，主要是从他这辈开始都是独生子。前辈人分家时所得地亩房产一直单传下去。而那些代代子孙满堂的近支后辈们，由于几次分家最后都成了穷户。他上过几年私塾，能看书写字，并且会双手打算盘，还是个自学的憋木匠。母亲说姥爷年轻时县府雇他算地亩，他眼睛看着账本，两手贴在算盘上，算盘珠啪啦啪啦的响声像下冰雹。旁边的人还没抽完一袋烟，一个大账本的数就拨拉完了，并且分毫不差。他还爱看书，会讲很多故事，尤其是猜谜语，能难倒邻村的秀才。他的精明还表现在种地上，家里的40亩地分散在几个地方，白土地里种棉花、花生、地瓜，黑土地里种谷子、玉米、小麦，洼地里种高粱，沟沿上撒上萝卜和蓖麻种子，房前屋后都栽上柳、杨、槐树，院子里的鸡舍常年养着十几只母鸡，供上一家人吃鸡蛋。姥爷平时很节俭，但家里总存上一囤陈粮，以防遇到灾荒年景不挨饿。
　　姥爷一辈子娶过三房媳妇。头房生了两个孩子都夭折，不久也病死了。二房有三个闺女一个儿子，但三十出头就病逝了。第三房就是我姥姥，那时我舅舅才八岁，后来又生下我母亲和小姨妈。我上小学时，姥姥还是先我姥爷而去了。村里人说姥爷方女人，但姥爷为人善良，尤其对家里女人，虽然要求很严，但都特别疼爱。姥姥患病几年躺在炕上不能动，他亲手洗衣做饭伺候。他疼爱孩子，但坚信＂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礼教，平时女孩子只能在家织布纺线，连赶集都不允许。土改时政府提倡男女平等，小姨妈上了学，门门功课数第一，但只念了三年姥爷就硬逼着她下学了。老师找上门来，说你这小丫头聪明过人，不上学可惜了。姥爷说：＂俺的孩子没有笨的，可闺女家书读多了心就野了。＂所以，母亲姊妹四个三个不识字，只有我小姨妈能看书读报。但是，姥爷却让舅舅上了六年学堂，在村里成了文化人，人民公社成立后当上村里第一任生产大队长。
　　姥爷为人善良，处事讲究理正，胸襟开阔，处理每件事都看的长远，常常以德报怨，不计前嫌。这为他几十年来在村里树立了崇高的威信，连四村八乡的人都对他特别尊重，甚至别村碰到难办的事找到他，他总能化解矛盾，劝人和好。
　　舅舅15岁那年的一个深夜，姥爷到外地办事去了，家里忽然闯进几个肩背长枪的土匪，把舅舅五花大绑后，两只眼上还贴上了黑膏药。当时大姨妈听到喊声跑出来叫人，土匪朝她打了几枪，子弹插肩而过，胆大的大姨妈竟然奔着土匪追去，可舅舅还是被绑票了。第二天，姥爷收到土匪的通票，要800大洋，三天后交钱赎人，否则撕票。为了营救独子，姥爷忍痛卖掉10亩好地，叫人把脸上还贴着膏药的舅舅赎了回来。
　　几年后，县大队抓住了鬼子炮楼上的一个伪军小队长，这人曾当过土匪，他交代了那次绑架舅舅时是本村一个外号＂光腚穷＂的人当的眼线，还赏了他两块大洋。县大队告诉了姥爷，并准备以通敌罪处置他。＂光腚穷＂在村里游手好闲，家里本来有几亩好地，可他怕苦怕累，地里的草长得比苗还高。平时爱喝酒打牌，没钱了就卖地，地卖完了就卖房子，最后竟然把自己住的两间土屋里的檩条子也抽下来卖了，夜里睡觉望着天。舅舅听说后，拿起铡刀就要找＂光腚穷＂算账去。姥爷拦住了他，说，＂人一生都会犯错。他一个光棍为了两块大洋当眼线也不值得，只要他从此改邪归正，咱就饶恕他。＂＂光腚穷＂听说后吓得屁滚尿流，跑到姥爷家院子里跪在地上磕头求饶，鼻子一把泪一把的哭，姥爷故意不理他。从下午一直跪到傍黑，姥爷走出来扶起他，说，＂看你活成个啥样子了，三十多了还打光棍儿，村里人都把你当狗屎。可话说回来，狗屎用好了也能肥地。我给你约法三章，如果做到了，俺亲自去和县大队首长求情不处置你了。你能做到吗？＂他连连磕头，一口一个大叔叫着，说，＂只要饶了俺这条命，俺就是吃狗屎也愿意。＂说着，随手捡起地上一只老母鸡刚拉的鸡粪就往嘴里塞。看到他这熊样子，从不言笑的姥爷也乐了。告诫他：一要戒酒戒赌，二要种好好劳动，三要守规守法。后来＂光腚穷＂真改掉了坏习气，重新做人了。土改中姥爷当了农会主任，第一个给他分了土地和房子，还为他介绍了一个带孩子的寡妇成了家。从此，他家两代人对姥爷感恩戴德。
　　旧社会我国乡村政权职能几乎为零，县衙下面每个村庄只有一个无俸禄的里正或叫里长、保长（老百姓俗称村长）负责上传下达官府旨意，但社会却能长期处于基本稳定的和谐状态。村长多是由当地有名望的乡绅或族长担任。他们信仰孔孟之道，凭借自身的声望、威信和传统道德理念，怜贫恤老，救济鳏寡孤独，是大户人家的还能助教兴学，舍钱救灾，修桥补路，并且能调解纠纷，化解社会矛盾，充当了政权义务执法人，形成了乡间最有威望的一个阶层。这些人特别注重自己的人格与形象，自律意识特别强，所以能够长期保障自己的权威和社会地位。自新政权建立后，这些人消失了，乡村普遍建立起维护新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权力机构。
　　姥爷从清末到土改，当了40多年＂老村长＂，正是属于这一阶层的人。
　　抗战开始，这些人具有很强的爱国意识，但为了村民的利益，又被迫变成了＂两面村长＂。对各种队伍明里都欢迎接待，甚至对日伪苛捐杂税和摊牌也尽力应酬，但暗地里却为抗日队伍积极出力。那时鲁北一带形势复杂，中央军、八路军、伪军、杂牌军、日军经常到村里收粮，特别是碰到日伪军和杂牌军队，各村村长都要领着村民打着标语旗子去村口迎接，否则村里就会遭殃。一天，邻村几个村长正在姥爷家里议事，忽然有人来报，说从县城方向来了一支队伍，但不知是什么军。外村几个村长急忙回去做迎接准备了，本村一些老者也慌了手脚，问姥爷标语咋个写法。姥爷不慌不忙的说：＂集合村里人，标语写‘欢迎’。＂这次来的是日伪军，别村标语有的写＂欢迎中央军，＂有的写＂欢迎八路军＂，结果两个村都被烧了房子，还有个村长被鬼子用刺刀挑死了。后张村却平安无事。过了几天又有队伍进村，姥爷照例标语写俩字：＂欢迎！＂，王、李两村错误接受教训，标语都写了＂欢迎皇军＂，可来的却是中央军，可怜两个村长都被当成汉奸抓起来了。
　　姥爷以不变应万变，两次救了全村人，在村民眼里成了神算子，威信更高了，在村里说句话掉在地上能砸个坑。
　　那时县大队和国民政府的游击纵队经常在姥爷家开会，有时碰到一块儿，一家在南屋，一家在北屋，姥爷站在院门前放哨，两家谁也不敢争斗。姥爷说：＂你们要打要闹等到赶跑鬼子以后再说，在我这里就是一家人。＂后来邻村有个汉奸向鬼子告发姥爷私通抗日军队，姥爷被抓到杨集炮楼，日伪军把他吊在树上毒打，还往嘴里灌辣椒水，并要把他押送到德县日军宪兵队去，与被俘的抗日志士一同游街示众后枪毙。姥爷让本村一个在炮楼里做饭的人给家中捎信，又卖了10亩地，贿赂了炮楼上的日军翻译官，才被放出来。姥爷怕鬼子反悔，和家人见面后，连夜逃到德州城里躲了起来。第二年县大队端了鬼子炮楼，姥爷才回到家中。
　　抗战胜利后，国共谈判，和平在望。当时舅舅年龄小，姥爷的几个叔伯侄子从小没了父亲，都是姥爷帮着种地抚养长大成人。先是八路军来征兵，他对大侄子说：＂去吧，好好干。＂后是中央军征兵，他对二侄子说：＂你也去吧，好好干。＂人们不解，老村长怎么把两个侄子送到两支队伍去？解放后，大侄子去了台湾，二侄子当上解放军上校。三年饥荒中，各村都饿死了人，姥爷去东北找到二侄子，叫他帮忙用当地的棉土布换回两车皮干萝卜丝，使全村人渡过了饥荒。改革开放后，二侄子作为台商回到家乡投资捐款，这离姥爷去世已经十几年了。
　　听表哥说，姥爷去世前的那天夜里，曾叫他给二侄子写封信，让二侄子劝劝蒋公放弃台湾回老家来，统用现在这个国号。毛公心胸宽大，会不计前嫌安顿好蒋公的。他还说：＂一个国家两个国号，就如同一家人两个姓氏一样，不成体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