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的没落（与刘擎先生对话）

　　2021年2月，王晓宇老师对参与2月27日＂物演通论读书会＂的朋友提出了奇怪的准备工作：看一遍《跨过鸭绿江》。我看了两集以后就明白其深意了：任何事情，具备了对整体格局的理解才算有了战略的高度。战略的胜利才是真正的胜利。人体的健康问题如此，军事问题如此，人类的求存问题如此，任何问题皆如此。所以，如果想健康，只关注具体的器官是不行的，必须关注身体整体的平衡情况。如果想做一个军事家，只关注军事是不够的，必须了解政治，明白国家领导人的战略目标，就如同一个合格的打工人要不断晋升，就必须理解公司的愿景，即公司的战略目标，任何战术的完善只有服务于战略才是 从根本上有效的。陆游说＂功夫在诗外＂也是此意，再华丽的辞藻掩盖不了内容的空洞，思境宏大才能立意高远，这也是《道德经》、《南华经》能在思想上、文学上相互成就的地方。
　　同样，人类想理解自身，知道自己是什么、从哪儿来、到哪里去，只关注自身是不行的。人类的对自身的理解和求存必须建立在一个最大的宇宙观、世界观图景上才能实现。王东岳老师在无用空间，无论讲＂存在论的意义＂还是＂宇宙观的意义＂归根到底都是在讲《物演通论》的意义，因为《物演通论》缔造了能统一自然、精神、社会的新的存在论模型，也就是新的宇宙观、世界观以及由此导出的价值观，它的正确性（即自洽、他洽、续洽）决定了它必然成为未来人类新文明、新文化的奠基。文化的功能就是维护文化载体求存的，人类的文化变迁就是随着生存结构的变化而自然达成的，所以，匹配于当下生存结构的《物演通论》之思想是缔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必不可少的文化基础，是维护人类整体求存的文化基石。
　　换句话说，人类的用智方式必须在一个终极画面上，即人必须在整体的世界观图景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因为人不能点状的与世界发生反应，必须基于对世界的整体理解而求存，才能保证求存行为的正确性。否则，战术性的成功缔造的可能是战略上的失败。中国最早的哲人老子尚且知道要说清人之道，需先考察天之道，因为人类也是自然的产物。（但今天的学界反而不再遵循或放弃了这种越来越费力的做法，径自就山论山，就水论水，全不管最底层统一二者的大陆架。事实上，只有理清了二者的关联关系，包括二者的统一性，才能更把具体的山、水说的更清楚。这就是最通俗的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但境界已然不同的比喻说法。）老子的天之道即宇宙观模型。人类文明化的标志就是以是否建立了宇宙观模型为标志的。人类最早的宇宙观模型在东方就是道家、佛学等，在西方就是神学、哲学等，都是基于当时的信息量建立的。信息量越小，逻辑模型越粗陋；信息量越大，逻辑模型越精致。但信息量越大，耦合这些信息量，建立一个自洽的宇宙观模型就越难。尤其在科学不断细分的分析方法缔造了信息量的爆炸以后，西方哲学界在哲学自身的分化中已迷失了自己，放弃了探究终极问题，放弃了完整的宏大叙事，甚至视之为不可能的事。西方哲学从本体论、认识论转向语言论，也是从追究终极、追究逻辑转向追究语言，素不知语言和逻辑都被更深层的自然存在性规定着，不追究存在性（即所有存在的所以然；类似古希腊的本体，但内涵上已差异巨大），就无法在本质上理解万事万物，包括人类社会。
　　人类文明化的进程就是分工分科越来越精细化的进程，从前神学、神学、哲学到科学一路分化。当下的我们处于文明分化越来越严重的后期，每个人掌握的专业知识只是人类知识总量的沧海一粟，丧失了整体视角、整体认知的专业视角也越来越偏狭，并被这种偏狭遮蔽而不自知。在日益琐碎的专业分科和日益细化的社会大分工下，西方的知识分子已放弃追本溯源、追求终极，自然也无力澄清＂知＂是什么、决定万物所以然的自然律是什么，所以西方的主流认知大多持有不可知论和本质上的不确定性观点。中国学界主流追随西方，自然也一样。但这种认知暴露的就是学术界多年来仍然停滞在休谟阶段的无能，和在日益复杂化的现象面前毫无办法、毫无建树的无知、无力、无奈本身。所以，西方文化已经没落了，其标志就是在飞速变化的时代越来越无力甚至也不打算建构新的宇宙观模型，美国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表也不可避免会没落，因为在其文化遮蔽下，很难实现自我突破。届时，中国学界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而《物演通论》正是中国可输出的新文化的先声以及缔造新文化系列的基础。
　　须知，任何浅层的具体问题引发的思考，如果丧失了整体的认知背景都很难直达本质。正因为西方哲学完全没落，才凸显出科学的重要性。可无论科学技术怎么高速发展，都无法解决越来越复杂的后衍的人类社会的诸多问题，因为这些问题都只有在终极的尺度和整体的背景下，才可能得到解答，如我（或人类，或人类社会）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也正是因为丧失了对整体认知的追求，西方对于社会科学具体问题的探究都流于肤浅。一如对深海潜流一无所知的人以为大海上的浪花就是大海的模样。
　　这种感觉在阅读完刘擎教授的《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以后愈发强烈。马东在这本书的后面谈自己阅读后的感受是＂掩卷未必豁然，于我却尽是拼图的乐趣＂，准确道出了书中学者、包括作者自己也未必豁然的浅层探究之乐。但如果刘擎教授和马东先生能潜心真正下功夫读懂《物演通论》，相信收获的必然是有人竟然完成了人类知识的拼图游戏后的震撼和豁然。遗憾的是，中国的学者，在哲学认知层面宁肯停滞在古老的柏拉图时代，或稍后的休谟、黑格尔，乃至失系统的零碎的称不上哲学的现代哲学上，也不肯抬眼认真了解一下王东岳先生艰苦卓越的努力成果。如万维钢老师把数学当做宇宙的本质其实还停留通过＂形式因＂追究世界本原的毕达哥拉斯的哲学认知阶段。事实上，在递弱代偿的分化律下，数学本身也在随着人类社会的分化而分化。而且，数学知识和其他所有知识一样也只是人类社会的感应属性代偿之＂知＂，而任何知识都是人类主观的逻辑模型，并非真理，只在特定阶段拥有正确（即代偿之＂实＂）。这也是王东岳先生反复强调＂递弱代偿原理＂不是真理的缘故。万维钢老师之所以会犯这样的错误，是因为数理逻辑表达了我们先验的逻辑形式，却不知这个逻辑形式是由主体的存在度决定的。几何所表达的广延属性是仅次于存在属性的最基础的属性，故证伪难度比其他知识高的多。波普尔的科学证伪说基于科学证伪速度快到显化可认知时被波普尔发现，实际上通过《物演通论》卷二对感性、知性、理性的整体的最彻底的反思，我们可以明白，一切知识都不是真知，一切知识（包括非科学知识）都可以证伪，只不过证伪的难度不同罢了：越前衍的越基础的知识证伪难度越高，越后衍的越精密的逻辑模型最容易破溃。
　　在阅读刘擎教授《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的过程中，同时令我感到遗憾的还有：西方社会学孜孜以求的许多问题，在王东岳先生《物演通论》卷三的社会哲学卷里已然给出了深刻的多的本质性的答案；书中被刘擎视为伟大的思想在《物演通论》的本质阐释下我只觉得肤浅和落后。但这就是西方的主流认知，也是刘擎先生和学界很多人的主要认知。所以，王东岳先生对西方现代哲学或各种现代思潮评价极低是极公允的，丧失了哲学终极画面或整体视角下的社会学就更不用说了。其实，未来人类文化的发展，包括各个行业基础理论的革新都离不开《物演通论》奠定的基础理论。看不见或看不懂《物演通论》，不是王东岳先生的遗憾，而是当代所有人的遗憾。
　　纵观《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中探讨的所有问题都是浅层的具体问题，这本身也反应了当代学者的思境浅薄。从古今之变开始，就只关注于现代性的古今之变。实际上，科学主导的现代化只是人类文明史中最末段最短暂的一段，脱离了文明史乃至自然史，只探究这一段，就只能是对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最表层问题的肤浅探讨。
　　而书中肤浅的答案，在137亿年的大尺度认知或终极图景下完全是另一番更本质的解读（我尽量一一澄清，与前文有重复的地方会略过；而读者最好读过《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这样就更清楚我对应澄清的原来的问题是什么）：
　　（一）现代性的本质是智质分化进入了科技主导的加速阶段。
　　任何一段人类的文明都从属于人类的整个文明史，而人类的文明史从属于生物史，生物史从属于自然史，这是一个不间断的整体的自然的流程。书中＂古今之变的本质是自然变得不自然＂的结论只是有限领域下不理解本质自然律的表象认知。实际上，人类社会作为自然存在的最后衍部分，是自然的结构存在从基本粒子结构、原子结构、分子结构、细胞结构一步步分化耦合或递弱代偿出有机体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最复杂的结构存在。所以，人类社会和世间万物一样遵循同样的递弱代偿自然律。没有任何存在是不属于自然、超脱于自然的。只不过，在人类文明阶段以前，自然的分化或者说生物社会的进化以体质性状的分化耦合方式进行，如从单细胞生物到多细胞生物，从简单生物到复杂生物，就是通过体质结构的复杂化和与之同步的社会结构的复杂化趋向来应对依存达成的艰难化趋向。人类社会也是从动物社会中增长出来的，文明阶段以前的原始氏族社会和动物亲缘社会并无差别；文明阶段以后，人类社会凭着智质性状的分化耦合（表现为分科、落实为分工）高速变构，以应对越来越艰危化的生存形势。尤其是科学时代，科学的分化加速，让人类几百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震撼于科技的力量，也在主流上认可了进步论的科学发展观。殊不知，这种科技进步缔造的战术上的胜利在整体上达成了人类整体战略上的失败：几百年来，人类社会的生存气数就快被耗尽了，自然生态被全面破坏，水源、土壤和空气被全面污染，核武器、生化武器、人工智能武器不断升级，当下新冠病毒的爆发只是人类系统危机中的点状爆发而已，人类正面临着必须通过文化变革才可能略微缓解的系统危机。这种战术上的成功、战略上的失败导源于我们在认知上已经放弃了追究终极、放弃了整体视角、放弃了耦合人类知识的宏大叙事、放弃了拼就人类整体知识图景。好在王东岳先生横空出世，一本《物演通论》彻底说清万物，包括人类社会的来龙去脉，奠定了对人类整体的终极关怀。在人类即将面临的有史以来最大的系统危机面前，它的价值超越其他任何学术成果。
　　总之，人类的意志不过是自然意志的人格化表达，我们今天看似＂不自然＂的生活方式（即科技化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递弱代偿自然律在人类文明这个阶段的表达。具体而言，就是自然分化在人类社会的文明阶段具体彰显为智质分化，在科学时代彰显为加速阶段。
　　补充一句，这种加速意味着人类对失存临界点的逼近，其深层原因源于代偿的表层有效性和终极无效性。所以，科技进步的程度是人类生存气数的指标。人类追求科技进步是种内竞争环境下的必然，要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必须在文化上统一思想，消解种内竞争，这是人类目前最需要调动最高智慧去完成的事。
　　（二）＂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或＂实然＂与＂应然＂，或＂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完全是因为我们把同为一体的社会存在和自然存在完全割裂，二者不仅并不矛盾，而且完全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
　　实际上，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本身就是自然发展进程的后衍部分，即完全属于自然发展进程。我们的人文社会文化也只是自然理科文化的一个分支，要弄清楚＂人类社会应该怎么做＂等诸如此类的所谓＂应然＂问题，必须通过科学提供的信息量来说明人类社会本身是怎样一种存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等＂实然＂问题。换句话说，＂应然＂问题的解决建立在＂实然＂问题的基础上，价值观是由宇宙观和世界观自然导出的。所以＂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是一体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是一体的。＂由心生律＂（其中 ＂心＂是认知，是宇宙观、世界观，＂律＂是道德和法律之类的价值取向，即＂由实然而应然＂）才是根本，＂以律制心＂（即直接以某种＂应然＂要求服从或践行）会让人觉得不知其所以然的被强制的不自由。
　　须知，自然科学与社会学的对立全源自于社会学把自身隔离在自然科学之外。《物演通论》三十一章更是明确指出＂凡是割裂形态的存在，都是观念形态的存在，而且是疏浅的观念存在。譬如物质实存与精神虚存的对立、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妄争、自然学科与人文学科的隔离、以及诸如Ｔ·Ｈ·赫胥黎所谓的‘自然过程’与‘园艺过程’的分野等等。甚至应该说，就连割裂形态的疏浅的观念存在本身，都是观念载体的代偿性存在方式或代偿性存在阶段而已＂。
　　当然，如孔德和斯宾塞那样把自然科学粗暴的直接嫁接到社会学之上，只会犯＂达尔文社会主义＂的错误，毕竟达尔文的理论只是生物领域内的探讨，视界的局限导致他把一些根本问题看错了。达尔文认为自然选择和变异都是随机的，其实这只是小尺度下的感知结果。小尺度看问题总是不存在规律的。而大尺度上看，整个宇宙包括生物的演化就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而且，＂适者生存＂的提法也有一定的问题。严格的说，＂适者生存＂的＂适＂应该是前衍存在对后衍存在的派生，而不是通俗意义上的适应环境。若论对环境的适应，单细胞生物比人类强多了，在抗热、抗寒、抗干旱、抗酸碱、抗缺氧、抗辐射和抗毒物等一系列抵抗恶劣环境的能力方面，都登上了生物界的＂冠军＂宝座。而且，无论自然环境还是社会环境，本身都是广义上的自然存在，只不过自然环境是更前衍的存在，社会环境是更后衍的存在，且后衍存在正是以前衍存在为条件才得以层层派生出来，即一旦前衍存在派生出后衍存在，后衍存在和前衍存在就共同构成新的、继续派生更后衍存在的条件。如海洋是派生出生命的条件，孕育了最初的生命，而一旦最初的生命出现，就与海洋一起成为了派生出更复杂生命的条件，依次便展开为从单细胞生物、多细胞生物到人类乃至人类社会的整个进化过程。人类的文明史也是如此，人类社会一旦通过智质分化发明出某种产品，这种产品就从最初的奢侈品慢慢变成必需品，成为构成社会的一部分以及演化出更复杂社会的条件。如采猎文明过渡到农业文明就是农业从作为采猎的补充到完全替代采猎，并成为后续人类社会最基础的需要；工业时代一旦发明了电力、火车、互联网等，就从当时的奢侈品慢慢成为了人类生存的必需产品，并层层派生出更复杂的需要，如互联网继续派生出移动互联网乃至区块链，飞机继续派生出火箭、卫星等。总之，我们＂适应＂的所谓环境，就是我们的纵向衍存条件和横向依存条件，成为我们自身得以存在的决定要素。换成通俗的说法，就是没有天就没有地，没有地就没有人，没有最初的人类，就没有一代代不断升级的人类社会。或者说，没有太阳就没有地球，没有地球上层层衍存形成的生态环境，就没有最后的人；没有人类智质的分化（即不断的分工和分科），就没有愈发复杂的社会。这都是逐层适应或逐层衍存的结果。把一切归为偶然和复杂本身就是认知肤浅、无力追本溯源、无力认清本质的结果。也正是基于对本质的错误理解，达尔文遗留了一些根本问题没解决，如为什么越后衍的物种灭绝的越快。
　　总之，真正让社会学和自然学统一必须弄清社会的发生学原理，必须在最大的尺度上、最完整的宇宙观世界观图景上弄懂自然意志（即自然律），才能建构正确的基础理论，顺应自然意志，更好的辅助人类求存。
　　（三）现代的铁笼本身就是现代社会结构的表达
　　人类社会的文明化进程既是智质分化（即分科）的进程，也是智质落实为人造物的智质性状（即以人造物为类体质辅助求存）不断分化的进程。采猎文明阶段的人类享自然之天成，直接达成与自然的依存（或耦合）。文明化以后，人类存在度越来越低，离自然越来越远，丧失了与自然直接依存（或耦合）的可能，只能不断升级人造物，通过重塑自身、重塑自然来间接实现与自然的对接（即实现与自然的依存关系或耦合关系）。但手段的升级导致的是离目标更远，虽然这是分化律下的必然，但是否能意识到这一点（即代偿度和存在度是一回事，科技增长和存在程度衰落是一回事）对人类的文化本身有重大影响，正如一个人追逐自己的影子，如果意识不到影子和自己的一体的，就永远不会停下来。
　　正如正确的健康理念才能维护人的健康，正确的文化才能的最大程度保证人类可以寿终正寝，而不是暴病而亡。
　　总之，人的所谓＂异化＂，其本质表达的是随着人造物的升级或分化、随着人造物越来越成为整个人类社会的非生理肱股，＂人＂仿佛越来越不重要。这本身就是智质分化或文明化阶段社会分化的必然结果，也是该阶段社会结构的直接呈现。人类越来越依赖这些非生理肱股构成的社会结构而存在，本身就是自身存在度越来越低的表达。
　　（四）＂终极关怀＂不仅仅是对个人意义的关注，更是对人类整体存亡的关怀。
　　每个人都是社会人，都无法脱离社会而存在，一方面通过专业选择、职业选择实现自身的在社会结构中的依存定位，以此实现个人的求存，一方面各自成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共同构成整个人类社会。换句话说，个体和整体是不可分的，整体塑造了个体，个体也构成了整体。所以，人类社会整体的发展靠的是所有个体对人类文化、政治、经济的继承和发展，而个体的认知状态、生存方式等也完全被自己所处的时代所决定。个体的生存方式决定了个人的意义追寻，包括对自由的追寻。也就是说，我们普遍追求自由只是时代的产物而已，而时代作为文明的一个阶段也和文明一样，不过是自然的产物而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人的意志就是自然意志的人格化表达＂。
　　关于＂意义＂，《物演通论》的序言说的最深刻：哲学的唯一意义就在于使你知道什么叫作＂无意义＂，或者甚至可能比这还糟也未可知。（须知一切＂意义＂说到底都是为了达成＂无意义的存在＂。即＂存在＂本身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反倒是由于＂难以存在＂才生出了种种＂求存的意义＂，如此而已，或如此而不能已。）
　　换句话说，任何表层的意义在深层表达的都是＂求存＂而已。人类中个体追求的意义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各自在社会结构中的依存定位不同。如果以个体类比社会：歌唱家的意义是歌唱，代表喉咙；人类的科学家的意义是构建正确的逻辑模型，代表头脑……在社会中实现自我求存的方式就是自我的价值和意义。但对人类整体而言，个体求存的行为汇合而成人类整体的求存行为，如社会化的分工最终需要耦合成一体的供需系统以实现整体的社会结构。但个体行为耦合成的所有结果未必都有利于人类整体求存，如种内竞争中拥有更高科技力量的人往往能碾压科技水平低的人群，由此引发的科技竞赛导致了科技的突飞猛进，快速消耗着人类的生存气数（《物演通论》的证明结果就是科技代偿程度的指标就是人类失存程度的指标）。这标志着科学本身、竞争文化本身都开始戕害文化载体，已经不适合当下的生存结构，必然被新的文化替代。社会个体的求存依赖于社会整体的求存，当人类整体不存在时，讨论个体求存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人类终极的意义是维护人类整体的求存，对这个问题的指导和关注，才是真正的终极关怀。它只能依托于新的宇宙观、世界观、价值观，依托于新的有利于人类整体的文化，依托于个体对这些文化潜移默化的理解和本能的践行。只有在人类整体得以存续的基础上，才有个体意义的生发。但也唯有个体意志汇流成社会意志，个人认知汇流成社会文化，才能实现对人类整体求存的维护。所以，个体和整体终不可分，二者相辅相成，任何绝对的或孤立的个人主义和集团主义都不成立，亦不可取。须知，个人主义（即自由主义）或集体主义（包括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能作为某一群人的文化或意识形态成立，本身就是一种共识。个人对集体主义的选择本身也是一种自由，这是一种甘愿为特定整体利益（这个整体可以是家、可以是国、可以是天下）牺牲个体利益的自由。但这种牺牲基于自我选择是自由，基于强制就是道德或意识形态的绑架。当然，个人的绝对自由更不存在，你身处的时代大背景、家庭小环境，包括具体的学校环境、社会经历都在塑造你，只是大多数人不自知罢了，更难以超脱时代的局限思考问题。
　　顺便说一下信仰。所谓信仰就是对某种逻辑模型信以为真。如我们对我们看到、听到的一切信以为真，但实际上我们的感性所得是有规定性的，如我们人类只对400～700毫微米之间的光波可感，且会扭曲的把连续的光波武断分割成不同的颜色。人类的理性认知是在感性认知的基础上建立的，加上理性自身的规定性的扭曲，理性的逻辑模型自然离本真更远，所以，大科学家和哲学家都知道任何理论都是主观的逻辑模型，并非真理。如王东岳先生反复强调他的理论也不是真理，只是当下自洽、他洽、续洽的正确，是人类当下的代偿之＂知＂，这在哲学上叫做＂自觉不认真＂（即自觉的对自己的理性成果不信以为真）。佛陀虽然把世界当做幻象，但把自己的理论当做实相，把自己感觉当做实证，这在哲学上叫＂自觉认真＂ （即自觉的对自己的理性或知性信以为真）。而一般没有哲学基础的人对自己感知到的一切（无论感性认知、知性认知还是理性认知）都信以为真，这在哲学上叫＂不自觉认真＂。三者的区别一望而知，你的信仰在认知的哪一层也很容易判断了。
　　（五）尼采、弗洛伊德、萨特的点状成就
　　尼采思想中可以概括出三大命题：人生虚无，理论虚假，生命强健。但如果连生命本身是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都未说清，生命的强健不过似是而非的空中楼阁。也许说清为何＂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更能揭示人生为什么想虚无也虚无不成这样更根本的问题。利之所求，无非求存。求存越难，越计较于利益。再清高的人，哪怕自己不怕饿死，也会为了避免家人饿死而一时屈服于现实。
　　休谟说不可知，但何以有＂知＂；进一步再看，既然理论虚假即所有＂知识＂非真，但为什么人类还是要源源不断的缔造新知呢？事实已如前述，＂知识＂非真，但有判断其＂正确＂与否的标准，＂正确＂知识符合逻辑三洽，能通过理性达成共识，成为人类求存的有效代偿，虽然其代偿效力必然随着衍存层级递降——这是代偿终极无效的另一个话题，即代偿本身就意味着存在度的降低；存在度递弱才是本质。所以，人类的文明进程就是一个以穷尽其知来穷尽其存的过程。
　　《物演通论》在卷一中就指出（卷二有详细的证明）：弗洛伊德对人性中之＂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区分，以及荣格向＂意识层＂以下发掘＂无意识＂的支配性基础，就是在最富有自为色彩的精神现象中追溯和分析其自在性本原的一种尝试。
　　它的意思是说：人性作为物性的继承和发展，在深层上具有前衍物性的自在本性，在浅层上具有后衍物性的自为属性，这就是弗洛伊德区分＂本我＂、＂自我＂和＂超我＂以及荣格挖掘＂意识层＂以下的＂无意识＂的正确性、合理性之所在。弗洛伊德划分的＂本我＂、＂自我＂和＂超我＂的依次发展其实就是人性的分化进程：＂本我＂是先天本能欲望下的＂我＂，蕴含所有最基础的生理需求，处于＂我＂的无意识状态；＂自我＂是后天本能欲望下的＂我＂，蕴含特定文化环境塑形下的＂我＂的一系列本能要求，处于＂我＂的潜意识状态；＂超我＂是后天理性主宰下的有强烈自我意志或远大理想的＂我＂的不断进取的状态，是显意识状态下的不同价值倾向或意志倾向下的＂我＂。而荣格把精神分为＂意识＂和＂无意识＂，更侧重意识层面，弗洛伊德则更侧重意志层面，但二者根本上是一致的，都是想表达精神的分化进程。我们需要理解的是：精神的分化进程是和物演的分化进程是同步、同一的连续进程，任何概念的切割和划分都是武断，但这种武断也是为了确定概念的边界，以通过不同概念帮助我们认识整个分化进程，只不过在更大的整体视野下反思这些概念的本质，概念的边界就可以被打破、被消弭。
　　所以，尼采的哲学观点是精神哲学的意志论中对意志的强调，弗洛伊德探讨的是精神哲学中对意识的说明。而意志和意识也是同源同构不可分割的一体，在《物演通论》卷二中通过澄清精神的发生学原理，对二者做了更细致、更完整的说明。
　　至于萨特的认知，也流于在完全迷失了哲学方向以后的肤浅，以个体的＂我＂为中心，却完全不清楚＂我＂的由来。他描述了自由，却并不懂自由的发生学原理。所以，其＂存在先于本质＂、＂世界从本质上是我的世界＂都是以个体为主体的偏狭认知，全然不明白个体作为社会成员之一乃至作为万物之一的客体属性，也全然和真正的世界无太大关系。须知，人类只是宇宙间一粒尘埃，作为＂我＂的个体乃至整个人类消失了，世界依旧存在。所以，世界是万物所有的世界，而不是＂我的世界＂。虽然《物演通论》中递弱代偿的存在论因为形而上学的禁闭无法突破仍然属于人类的视角，但它自觉的把人类还原为客体，把人类视为万物之一，从而能追究那个最广阔的蕴含了万物的也被万物所有的世界。总之，整个存在主义都因为丧失了对＂人＂作为万物之一的最基本追问，使得其一切认知对普通人而言貌似深刻，对真正的哲学家而言则过于浅薄。
　　正如前述，个体的一切是被时代大背景塑就的，个人的一切自由都局限于其下。个人的本质或意志不过是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结构下的必要构成而已。包括个体追求自由以及其本身越来越自由也是因为人类社会结构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需要个体的自主选择才能实现。采猎文明、农业文明下的社会结构相对简单，社会分工相对固化，也就没有特别的自由诉求。
　　总之，因为现代哲学本身已经流于肤浅，期间的哲学家只关注切近的社会问题或个人问题，以致于不可能有所建树。若以树的形成来比喻人类文明，则是一个从树种破土成树苗到最后长成参天大树的过程，而现代哲学只关注最新的枝芽，而不追究树干乃至树根了，其认知的浮浅也由此注定。
　　（六）二十世纪的灾难是人类社会科技水平越来越高而内部竞争不能消解下的必然，其中希特勒及其支持者对犹太人的屠杀只是其反犹情绪配合其不符合自然意志的理想违背了更普遍的人性罢了。
　　二十世纪的灾难一点都不难理解，只要人类社会内部还存在竞争，竞争的手段（即科技力量）在不断升级，那人类就注定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危机和灾难。尤其在文明化的外衣下，竞争好象越来越温和，实质却越来越暴烈。哪怕没有战争，通过金融等各种手段实施的利益争夺丝毫也不逊色于战争，甚至于更残酷。古代最多杀光、抢光，而现代金融战争可以让一个国家悄无声息就破产了，所有人沦为资本的奴隶，也可以让个人负债瞬间就达到一辈子打工也还不完的程度。
　　另外，理性和感性并不矛盾，从它们一脉相承的衍存关系上来看，理性和感性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有代偿位相和代偿效力的区别，即理性
　　显现为对感性的压抑性继承，且因为在特定的情景（即生存结构）中，越切近的代偿显得越重要，所以，理性仿佛比感性更重要，但从代偿功能的角度看，理性不过是更坚定的感性罢了。
　　生存结构的变化下，道德的内涵也在变，旧道德可以颠覆，在位者自然可以自以为是的重新确定新道德。希特勒及其支持者屠杀犹太人有着丰富而复杂的原因，但归根到底必然合乎他们的价值判断标准，才会去实施。但任何正确的价值观或道德观都是由新的宇宙观、世界观导出的。正确的新的宇宙观、世界观的缺失，是人类迷茫到价值观越来越多元而无从判断的根本原因。既然军人杀人是正当的维护国家利益，当屠杀犹太人被视为维护国家利益时，自然很少人觉得不对。而实际上，在日益全球化的情况下，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都不可取，王尔德更是直接指出＂爱国主义是一种邪恶的美德＂。因为，＂国家＂历来是人类抱团攫利的最高组织形式，也是人类之自私、贪婪、残暴和愚蠢等劣根性的最高表现形式，或者换一个更概括的说法，是截至目前的一切晚级社会之病害和文明人间之罪戾的温床与载体。（见《人类的没落》）
　　王东岳先生在福州无用空间曾经通过＂理想与祸殃＂的演讲系统阐述了人类理性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关系，说明自老子、孔子、商鞅、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降，人类的社会建构就已经呈现出理性设计在先的征兆。理想的＂落虚＂或＂落实＂，无关乎＂决定论＂是否成立，只关乎设计者的思想意志是否与自然意志趋同。而且，曾经趋同或匹配的理想随着生存结构的发展变化而变得不匹配了，也需要不断调整、更新。如孔孟之道、神学宗教，在特定的历史阶段都匹配与当时的时代而发挥过其维护社会求存的效应，但世易时移，站在后衍的新的社会回看，孔孟之道就成了千年集权的捍卫者，神学宗教就成了黑暗中世纪的缔造者并引发了无数教权罪恶。但文化都具有自我遮蔽效应，自我革命何其难哉！
　　另外，不符合自然意志的理性设计尤其是细节设计（战略设计本应给战术留出灵活的空间）一旦被实施就是灾难，如卢梭的＂普遍意志＂与＂必要制裁＂，引出雅各宾党和罗伯斯庇尔的断头台恐怖；尼采的＂权力意志＂与＂超人说＂，引出希特勒的癫狂；马列的＂无产阶级专政＂论，引出斯大林暴政；更恶劣的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有关共产主义社会的细节讨论，引出柬埔寨共产党之波尔布特的种族自残血泪史。反倒是未经设计的自发运动颇为良性，如英国的＂光荣革命＂。
　　无法实施的＂理性落虚＂或＂理想无效＂的有：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十六世纪托马斯. 莫尔的 《乌托邦》（航海家的奇乡异国）、十九世纪的圣西门、傅里叶、欧文。圣西门最终破产自杀未遂；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新和谐公社＂溃散。
　　＂理想落实＂的有：十七至十八世纪，洛克的人民主权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论、穆勒的代议制论、卢梭的天赋人权论、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论等等，在欧美得以落实。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考茨基的社会民主主义，在北欧各国得以落实。
　　显而易见，当下全球化的生存结构（即全球化的自然意志）与美国自由资本主义的理想已经不再匹配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更代表未来。关键是理想的实施必须遵循文化先行的原则，以文化交流融合达成共识为前提，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进行，而不能强行为之。正如老子所言＂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即必须以无为而无不为的徐缓渐进的方式自然达成。时机成熟，水到渠成；条件不足而强行为之，必然导致灾难。秉持最自然的徐缓渐进方式谨慎发展，而不是追求发展，就是人类由文化改变可能实现的自我拯救的限度。
　　所以，王东岳老师在《人类的没落与自我拯救的限度》一文中，谈到有关＂自我拯救的原则＂，只写纲略，不论实操，就是为了避免恩格斯的误导，因为人类的智力至多只能预判未来的趋势，却无法预见未来的细节。 再者，王东岳老师之所以将该文重点放在＂自我拯救的限度＂上，就是为了强调文明进程的自发性与无可选择性。也所以，该文所谈绝非＂美好理想＂之类，而是对必然趋势的判断并划出与之相应的逻辑路标，仅此而已。鉴于历史的教训以及文明的败劣，任何善意的初衷都可能被有意无意的曲解。王东岳老师更是特别强调：倘若改革的举措是以＂牺牲个人自由＂和＂泯灭人性天良＂为代价，则我宁可面对毁灭。
　　（七）关于＂历史决定论＂、＂不可知论＂和＂决定论＂
　　既往乃至当下学界想通过历史来说明历史的发展规律，就如同鱼儿想通过鱼儿的历史了解鱼儿，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这种狭隘思境的指导下，人类社会里显现出的所有问题就不足为奇了，甚至在这种狭隘思境下反思出的任何结论，无论多么肤浅幼稚也不足为奇，反对＂历史决定论＂因此显得那么自然，甚至是狭隘思境下的必然。
　　孔德和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试图把人类的社会存在纳入整个自然存在，这是极具格局的想法，但囿于当时的信息量以及本身并没有实现对自然律的终极追求，孔德和斯宾塞的努力只导出了局限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据此实践产生的问题反而让后人否定了人类社会隶属于自然的正确思路。但这不是人类社会源于动物社会、动物社会源于自然衍存的认知有问题，而是孔德和斯宾塞没有真正实现对自然律的终极追求。这在前文中已有具体说明，此处不再重复。
　　人类文明史也是整个自然史的一部分，那么，反对历史决定论的人是不是也该反对自然决定论呢？如果自然决定论不成立，那些探索自然律的知识分子在做什么呢？科学探索的也是自然律，只不过专业分化下研究对象更局限，所以揭示的只是局部规律，而对局部规律的理解很有可能与对整体自然律的理解相悖，所以，哲学的存在才意义更大，需要去揭示整个自然律。也只有在总的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正确理解和修正局部的自然规律。也就是说，人类的历史作为自然史的一部分，遵循自然的底层逻辑，所以，要理清决定人类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就必须以最大的137亿年的时空尺度通过揭示整体的自然律才能达成。现代乃至当下学界放弃了从这个思境上探讨问题，就只能维持反对历史决定论的成见，延续老旧的不可知论，。
　　不可知论不成立。因为它成立的前提是＂知＂应该与客观世界相符。但《物演通论》卷二通过对包括感性、知性、理性在内的整个广义逻辑做了最深彻的反思，说明了任何科学和非科学的＂知＂都是基于感知规定性下的非逻辑武断，都不可能与客观世界相符。人类求＂知＂，求的并不是＂真知＂，而是用于代偿以实现求存的求实之知或求存之知。这种求实之知或求存之知要成其为＂知＂，也有它必须达到＂正确＂的标准，即逻辑三洽：自洽、他洽与续洽。虽然，所有的＂正确＂都会随着自然衍存的步伐、随着信息量的增加而不再正确，但曾经＂正确＂的知识都实现了曾经的求存价值和意义。
　　关于决定论，王东岳先生自己在《物演通论》后的附录《哲学史与<物演通论>述略》中已做了特别说明，完整摘录下来以飨读者（重点加粗的地方由我标注）：
　　经常听到一种批评的声音，说我的哲学是＂决定论＂的，对此我并不否认。我所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1）、我的递弱分化代偿学说最有效地揭示了＂自由质态＂和＂偶然存态＂得以发生的原因（参阅《物演通论》第十七章、第五十章至第五十二章、第九十一章、第一百一十六章和第一百一十七章等），也就是说，我能够精确地阐明＂非决定论＂的幻觉得以形成的渊源和基础。再说，用＂非决定论＂的观点看待一切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决定论＂，即无非是把一切现象都＂决定＂在表浅而混乱的偶发层面上而已。
　　（2）、我的＂决定论＂是一种自然态，它非但不排斥任何＂自由意志＂和＂偶然事态＂，反而一再强调它们正是不可抗拒的自发趋势。因此，我的哲学并不为人们预设任何潜含着某种社会价值观的人生意义或目标，甚至也并不给人们提供任何暗藏着某种现实操作性的指导意见或忠告（参阅《物演通论》第五十七章、第一百八十章等）。这一点，恐怕是那些所谓的＂非决定论者＂也未必能够做得到的吧。
　　人们对＂决定论＂的反感，受累于它对＂人文发展取向＂多次历史性的误判和误导，这一点可以理解。然而，某种确定的自然态势或自发事态并不会由于你的反感而消除。如果我的学说冷峻地揭示了＂人类文明的自然运行机制与自发潜行危机＂，则无论人情的好恶或人性的倾向如何偏执，大家最好还是重新审视一下我们现行的文明素质和生存方式，检讨一下可能变通的微薄机会和狭小余地。我所担心的，倒是当你还在情绪化地争辩＂决定论＂或＂非决定论＂孰优孰劣之时，你和你的同类们的命运却早已被某种＂偶然因素的总和＂或＂概率事件的集合＂决定了。
　　（八）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扩展到最大的时空尺度就是自然演化的衍存序列或物演进程本身；理性也是＂自发秩序＂的产物，并通过＂人为秩序＂来落实＂自然秩序＂。
　　正如前述，人类文明进程是自然进程的一部分，人类的社会秩序自然也遵循自然秩序，也就是比哈耶克局部的＂自发秩序＂更本质的整体的＂自发秩序＂（具体内涵即递弱代偿）。也正因为人类社会秩序是被＂自发秩序＂决定的，所以递弱代偿的理论才在纵向时间的表达上呈现为决定论。但在空间的横向耦合上，尤其在人类社会结构的达成上，又离不开个体的自主能动性，所以与个体自由完全不矛盾。这其实已经消解了哈耶克把自发秩序和人为设计对立起来的矛盾。
　　而且，理性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人类需要处理的信息量越来越多，而理性本身的利弊就来源于它是否正确的、完整的处理好了当下的信息量。对正确理论的认可就不算自负，对错误理论的坚持才算自负。所以，问题的关键是正确的、完整的处理信息，而不是自负与否。哪怕你已经＂自觉不认真＂，还是需要正确的、完整的处理信息，也就是不放弃哲学追求终极的任务，虽然这越来越难。
　　同时，具备反思的能力，也是理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与理性并不矛盾，毕竟，反思运用的工具仍然是理性。但真正彻底的反思不仅要反思理性，还有反思感性、知性，即对人类的整个感知做去全面的反思。迄今为止，彻底而全面的反思仅见于《物演通论》卷二精神哲学卷。所以，也只有《物演通论》真正说清楚了理性逻辑的定律、质态、向度、函量和归宿。
　　现代学界总是喜欢从解决具体问题出发，以致于只能从一种表浅的答案换成另一种表浅的答案，即从一个具体视角换成另一个具体视角。事实上，从解决终极问题出发，从整体视角去把握，才能直达具体问题的本质。
　　哈耶克关于＂自发秩序＂的三个举例：乡间小路、语言和法律，说明的其实是自然演化包括社会演化的连续性，而且，任何人为的设计都不可能改变这种连续性，甚至任何人为设计本身都是这种连续性中的一部分，只不过设计如果符合自然演化规律，则具有战略指导作用，且会在条件慢慢具备以后自然达成。如果不符合自然演化规律，必然失败，也没有指导作用。比如语言的生命力乃至一切存在真正的生命力都来自于横向简约原理下的代偿力量与纵向连续性的衍生关系下的必然，即自然律下的必然。所以，生命力归根到底就是纵向递弱分化、横向高效耦合的代偿力量。
　　表面上看，有机体如此复杂、精致、高效，但实际上单细胞才是最高效的，单细胞的细胞膜既是 ＂信息感应膜＂，又是＂营养渗透膜＂，同步完成信息、能量、物质交换，全能而高效，一个细胞就实现了生命需要的全部功能。而有机体是层层代偿的产物，后衍结构都以前衍结构为基础，期间演化的连续性决定了最后一步在当时遵循代偿的简约原理，所以从横向来看是当时的效率最高（即横向代偿的耦合实现）的结构呈现。但纵向来看，从单细胞到分化（即进化）出有机体，一定是效率逐步降低（即纵向存在度递弱的分化达成）的过程，且结果一定是结构越来越复杂，包括感知结构也越来越复杂，即最后为了实现依存的感知环节越来越多。理性以致于更后衍的自我意识和反思能力都是感知结构复杂化的产物。
　　王东岳老师上大课的时候特别举了咽喉交叉的例子来说明这种连续性和结果的代偿效率递降：从口腔到食道的食管和从鼻腔到气道的气管，在咽喉处形成一个很麻烦的交叉，即在咽喉这儿长出一个结构叫会厌。当你从口腔把食物吞咽到食道的时候，会厌软骨必须遮蔽住气管，防止你把食物吞咽到气管里去。这个结构极其脆弱的，随着年龄的增长，第九对颅神经舌咽神经功能退化，这个会厌经常不灵敏，会导致你一不小心就可能把食物吞咽到气管里。这种事情一旦发生就可能导致生命危险，如陈独秀晚年就是这样呛死的。
　　为什么会有这个咽喉交叉？因为当年的鱼从腔肠动物进化过来的，最初只有一条管道，就是从鱼嘴到肛门这一个长腔，它的呼吸是在腮进行的。可是到两栖动物和陆生生物，它的鳃已经不能呼吸空气，肺逐步下沉到胸腔，于是气管和食管必须交叉，给我们带来动不动被呛死的危险。这是因为进化的连续性造成的。
　　乡间小路、语言和法律其实也是遵循这样一个递弱代偿的连续进程：1、老子说＂大道甚夷，而人好径＂，这个＂径＂就是在没有路的地方踩出的乡间小路，就是捷径。古代法律粗疏，禁止的行为不如今天考虑的那么细，所以有人敢为了抄近道随意踩踏。任何事有人敢带头才有人敢跟随，于是抄近道的人越来越多，便成了＂路＂。这种行为若没有被禁止，这种＂路＂就会越来越多，而且必然以已经形成的＂路＂为基础不断辐射或扩张，形成网络。这与城市化的建设一样，哪怕推倒重建，哪怕移山填海，也要以原有的格局为基础。任何一块处女地是最好实施整体规划的。越发达的城市越难重新规划。美国作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能超越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因为他没有历史的各种包袱，可以在一片处女地上最纯净的实施资产阶级思想，最好的落实了洛克、孟德斯鸠、穆勒、卢梭、亚当斯密等一批资产阶级代言人的理想。
　　2、语言的发展从横向上看是没有规律的，是约定俗成没有逻辑的，这其实是语言纵向只能连续进化，并在横向上遵循简约原理的结果。从纵向上看，口语不断更新，以致于今天的老人未必能听懂年轻人风靡的网络用语；除口语以外的其他语言，更是随着人类的智质分化而不断丰富。如今，各专业都有属于自己特有的概念甚至符号表达，以致于跨专业阅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学术交流更不是人人都能参与的。但任何专业的语言发展都是连续的，如《物演通论》作为哲学书，必须尽量延用既往哲学的基本概念以保证哲学这个学科的连续性，虽然在全新的逻辑模型下，这些哲学概念的内涵必然发生变化。这也是哲学专业的有些人读不懂《物演通论》的原因，因为他们习惯用既有哲学概念的内涵去套《物演通论》中同样的概念，殊不知，概念作为逻辑模型的基石，其内涵是由逻辑模型决定的。所以，旧知妨碍了新知的接纳，这就是所知障或思维遮蔽。
　　学界不懂《物演通论》的原因还有：学界哲学专业的人跟随西方，把哲学分化以后的对语言的追究乃至一些更琐碎的追究当做哲学，以致于看到真正追究终极的《物演通论》竟不觉得是哲学了，因为这和他见惯的当下的所谓哲学不一样。归根到底，他们不理解哲学是什么，他们不知道哲学和科学是一体的，科学为哲学提供信息量，哲学整合这些信息量。所以，最早的哲学家都是科学家，而现在的哲学家都是文科出身。如台湾的傅佩荣教授也是学贯古今中西，但就是因为缺乏自然科学知识不可能在哲学上有真正的建树，只能是一个传播人类既有知识的学者，而不能象王东岳老师这样为人类的知识领域开疆拓土，甚至重塑宇宙观、世界观、价值观。
　　总之，语言有其发生发展的自然规律，但这种规律的落实都是通过一代代人类的思想家、科学家不断为人类知识开疆拓土来落实的。
　　3、人类最早的法律都相对简单，如＂郑人铸刑书＂指郑国宰相子产第一次以在青铜器上铸造铭文的方式建立文字法，该青铜器虽然已经失传，但刻在青铜器上的法律条文必然是很有限的。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刻在石柱上，共3500行、282条，更完善和丰富，但和今天日益分化的法律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现代法律越来越分化，以致于法律专业的人还需要再细分学习，只能侧重掌握其中特定范围的法律。普通人更是只能学一些最基本的法律知识的皮毛。而且法律的细分和增加都是根据现有社会的新需要，建立在既往法律的基础上人为进行的。
　　真正的道德是用来律己的，道德用来要求别人就是道德绑架。真正的道德由心生律，本身并不觉得有道德的约束，次等的道德才是以律制心，以遵纪守法为标准。等到越来越要求他人，就只能＂攘臂而扔之＂了。事实上，道、德、仁、义、礼、法的依次发生，表达的正是人类文明进程下的人性败劣化进程，法律也必然越来越繁琐。当然，人性本身无所谓善恶，人性的变化归根到底是因为个体乃至社会整体存在度越来越低、求存越来越艰难的缘故。
　　总之，无论乡间小路、语言和法律说明的＂自发秩序＂都和＂人为秩序＂不矛盾，而且这种＂自发秩序＂的落实通常已经离不开＂人为秩序＂的设计。当然，＂人为秩序＂必须符合＂自发秩序＂才能落实且效果良好；包括对效果的判断，也需要终极的背景和尺度。这就要求人类社会必须立足于战略高度做整体规划，但不能规划战术，越具体的战术规划越容易导致机械化的错误。人类社会既往所犯的错误，通常还是战略高度不够，如二战中的德国以及每个国家都是站在竞争的格局，站在各自的文化认知和利益关系上来决策的。既然国家之间可以达成国家联盟，为什么所有国家不能达成人类命运共同体？！
　　须知，社会结构最终是由所有人的意识、意志和所有人造物共同构成，人造物的分化连续性源于智质的分化连续性。其实，智质、智质性状（即人造物辅助求存的方式）、社会结构是一体的，其分化程度共同由人类社会的存在度决定。而人类社会的存在度和社会成员个体的存在度也是一体的。
　　在纵向的社会分化进程中，貌似自由的每个人的可选项都被他当下的具体情景所限制（包括时代大背景和具体小环境），情景本身就是广义的自然本身和社会本身。所以，＂人为秩序＂与＂自发秩序＂是预定和谐的，其内涵与＂人的意志是自然意志的人格化表达＂是一致的。
　　（九）价值一元论和多元论的矛盾消解。
　　首先，价值一元论是指在宇宙观模型下自然导出的价值观，而不是只认可一种价值判断。宇宙观模型的建构必须满足自洽、他洽、续洽，越是分化、后衍的文明阶段越难以建构。当下人类的价值观如此多元以致于无法达成任何统一，就是因为人类已经丧失了最接近上帝视角的整体视角，没有了宇宙观、世界观。而这，是人类整体求存的基础。
　　文化是特定人群在特定生存结构下谋生行为的反应。在文明初期，各个地方自然环境的差异决定了各自文化的差异。而文化的发展是连续的，哪怕中国在亡国的压力下全面抛弃传统文化向西方学习，在家庭观念、国家观念、生活习惯等各个方面仍然不自觉的延续着传统文化，如特有的孝文化、集体主义、尊重权威等。同时，文化具有遮蔽性，虽然交流可以一定程度的打破其遮蔽，但除非有强烈改变的自觉，这种改变都是缓慢的。这就决定了在自然分化律下，虽然各地文化发展的总趋势是一致的（都是从农业文明到商业文明），但具体呈现样态注定是多元的。多元的文化、多元的价值观、多元的意识形态，落实到全球化自由学习的个人身上愈发多元。也就是说，加上全球化分科分工的认知差异、个人对世界理解上的层级差异，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化、多元化越来越大，以致于三观一致都成了一种难得的标准。
　　但表层文化上、价值取向上越多元越分化，越需要在底层的宇宙观、世界观、价值观上达成一致，既智质分化的同时更需要完成整体认知的耦合。这二者并不矛盾。任何基础教育都首先要完成基础宇宙观、世界观、价值观的输出，这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条件，也是每个人当下看待世界的应有方式。至于个人基于兴趣对职业的选择、对人生意义的选择、生活习惯的选择、对传统文化中精华部分的沿袭等等，与宇宙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底层统一完全不矛盾，甚至是相互补充的。如学历史的，在《物演通论》的底层逻辑下会重整各种表象事件，塑造全新的历史观；而精通《物演通论》的人要理解某个国家的历史，也需要了解这个国家经历的一系列具体的历史事件。
　　总之，文化浅层的多元性、价值浅层的多元化与文化底层（即宇宙观、世界观以及由此导出的基础的价值观）的统一性、基础价值取向的统一性并不矛盾，甚至互为补充。这才是一个和谐世界应有的状态，就好比在一个大家庭中，基础的三观基本一致，重大决策都能达成统一，但每个人在具体的生活中却各有所好，互不干涉。
　　换句话说，整体和部分并不对立。正是不同的部分构成了整体，也是整体决定了所有组分内在的统一。如追求自由、平等、正义正是自然演化到特定社会阶段的产物，是个体和整体求存的必要条件。柏林的＂多元价值的不可公度性＂问题根本不重要。这就好比一个人，同时是女儿、母亲、妻子、朋友、公司职员，难倒＂身份的不可公度性＂会妨碍她同时拥有这些身份吗？！也就是说，价值观取决于人类社会的特定阶段的特定情景需要，也必然要与该情景缔造的人性需求相一致。如在分化律下个体对自由的需求肯定是越来越强烈的，以致于成为人性的基本需求。这时候，个体自由意志汇流成的社会意志才是社会共同的价值取向。当然，精英和庸众的比例决定了大多数人的选择不一定正确，但通过精英创造出的文化最后能被庸众接受成为主流文化，精英本就是引领者。而且，基于人类共通的理性，新思想、新文化可以通过教育发挥作用，同时，当下的生存形势也决定了必然的文化选择 。
　　（十）伯林＂消极自由＂（即不要任何被强制的感觉）和＂积极自由＂（即主动要什么）完全是浅层的对立划分，深层上完全统一。
　　如果一个人的价值方向是一以贯之的（价值认同不断颠倒变化的认知错乱的情况此处不讨论），那么这个人的价值选择就是统一的，只不过其＂消极自由＂的表达更宽泛，是战略性的方向选择，＂积极自由＂的表达更具体，是战术性的具体选择，更容易出错。如＂爱＂与＂被爱＂，＂爱＂是主动的自主的追求别人，＂被爱＂是被别人一厢情愿的对我好。哪怕爱听起来很美好，一旦不是我自主要的，都会变得不美好。所以，以＂爱＂之名的任何强迫都可以拒绝。这里＂消极自由＂下的拒绝被爱和＂积极自由＂下的追求爱，一点儿都不矛盾。只不过，你自主的爱也有可能是一厢情愿，也有可能会犯错。所以，对＂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划分完全无助于说清自由的内涵。澄清＂自由＂的内涵，必须了解＂自由＂的发生学原理。
　　那么，什么是自由呢？
　　（以下内容直接摘自我对《物演通论》一百六十八章＂自由＂专题的注释文本，所以是《物演通论》下＂自由＂内涵的表达。虽涉及一些专业术语，但多读两遍并不难懂）
　　根据《物演通论》＂自由＂专章的论述，自由是失位性衍存者的特定依存质态。
　　在物演进程中，随着存在度的递弱，万物代偿出的属性越来越丰化，表现在能动属性上就是随着存在者依赖条件量过度膨胀以及与迎合所需条件的机遇呈反比减缩，能动性必须越来越强大。这个能动性的扩张过程就是自由的拓展进程。
　　前生命物质的被动运动如光子的波动或分子的布朗运动等，是其自存条件比较简单亦即存在度较高的表征之一；而生命物质的主动运动，即所谓的＂能动性＂，是其自存条件比较复杂以及存在度趋于低下的表征之一。由此可知，万物的能动性直接表达着万物的自由度和存在度，二者成反比。只不过对前衍非生命能动状态的表达我们一般用＂自在＂，对后衍生命能动状态才用＂自为＂和＂自由＂乃至＂自我＂。所以，通俗的说，自由就是失位性衍存者在依存条件越来越繁复、依存形势越来越艰难的情况下，不再被动的遭遇条件而是凭借自身的能动性主动寻找依存物以便更好实现依存的生存状态。这里的＂失位性衍存者＂就特指后衍的生命存在或生物存在。而＂失位性衍存者＂的＂特定依存质态＂就是其主体主动寻觅依存条件的定位依存状态：因为单细胞生物存在度高、自由度低，所以初级生物社会呈现为离散型的无结构的隐形社会状态；多细胞生物存在度降低、自由度提高，所以中级生物社会呈现为亲缘构合结构下的潜在社会状态；晚级生物尤其人类的存在度最低、自由度最高，所以晚级人类社会呈现为密合型强结构的显化社会状态。在这个能动性扩展的过程中，＂自由＂从生物性自由自发过渡为社会性自由，如人类文明阶段所追求的＂自由＂都是社会性自由，因为生物性自由是先天由基因决定的，后天的社会性自由是由社会的分工分科程度即智质分化程度决定的。换言之，＂生物性自由＂指体质性自由或初、中级社会覆盖下，自然孕育的物性自由；＂社会性自由＂指智质性自由，即在高度结构化的人类晚级社会中，智质代偿接续体质代偿，智质性状的分化耦合依赖于人的精神自由或自由意志去实现，即社会大分工依赖于个人在社会结构中定位依存的自由，是为＂社会性自由＂。
　　社会性自由使人类的活动半径和智质广延范围越来越大，以致于人类登上月球以后还希望能在火星上居住，以致于人类认知中距离以光年计、时间以亿年计。这是生物从简单到复杂的机体内社会化（即有机体或生物本身）与生物社会的机体外社会化（即生物社会）的巨大差别，虽然二者在自然进程中是同步的，互为表里，但代偿的层级不同。机体社会化是把原始海洋的大天地浓缩到生物机体的小舞台上，以＂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的意境表达着自然演化的历程，如我们体液中的含盐量至今仍然是原始海洋的含盐量，如完整的＂成人化过程＂恰好是整个宇宙演化进程的微缩重演（参考恩斯特·海克尔（E·H于1866年提出的＂生物的个体发育是系统发生的简短而迅速的重演＂）；但更高层级的机体外生物社会的社会化把生物机体的小舞台又拓展到广阔宇宙的大天地中去了。虽然因为代偿层级不同，二者在具体表现上有着具体的差异，但最底层递弱代偿的演化机制是一致的，所以，在本质上体外社会化是体内社会化的阶段性重演，体外社会化的一切代偿表现都是体内社会化的延续和升级，如生物性自由升级为社会性自由，如单细胞生物的＂自主代谢＂型依存机制（区别于植物被动的光合作用）是后续一切生物乃至生物社会自由度拓展的基础和先声。
　　这表明，＂自由化＂趋势就是自然递弱代偿演运进程的自然分化趋势，就是生物乃至生物社会衍存的自然规定。
　　所以，虽然自由通常指生命的自为运动和意志上自主抉择，但其发生学源头却是前生命的物质运动，之后发展为原始单细胞生物的动趋行为、低等多细胞生物的趋性反应、脊索动物的反射行为、乃至较高等动物的感官发育（感性阶段）、本能（知性阶段）以及动机行为（自主意识的萌芽）等等。自主意识的发生使得生物主体的感应方式中的＂应＂从＂应向＂、＂意向＂发展到＂志向＂，成为我们人类特有的自由意志，即＂自由＂从＂生物自发能动性＂朝着＂精神自主能动性＂发展；这个过程在后天学习层面彰显为惯化学习（学会对反复发生的无关刺激不予反应以节约机体能量）→印随学习（记忆能力渐增并对日后行为产生指导作用）→联系学习（被若干相互关联的刺激诱发形成预备反应程序）→试错学习（通过行为效果的体验反复调整自身行为方式）→洞察学习（依据既往经验达成处理当前陌生事态的能力和方法）→推理思维（借助概念和一般原则来应付愈益复杂的具体境遇和问题），至此，＂理性＂崭露出头角（它标志着＂智能＂从实物对象的束缚中摆脱出来而进入逻辑变塑的异想天开之境界），＂自由＂跃然于天道（它标志着＂体能＂从遗传性状的束缚中摆脱出来而进入工具变塑的人机联构之境界）。
　　故，自由化趋势就是生物个体和生物社会的发展趋势：个体方面，从体质性自由发展到社会性自由，包括人的有机体本身，也是细胞社会化的结果（但有机体是形而下的硬结构，生物社会是由生物生存性状耦合而成的形而上的软结构，其＂软＂主要指非固化、易变塑的形态）；社会方面，人类的社会结构或政治制度直接表达为以自由、民主为＂世界普遍史＂的方向。由此可知，自由，是人性乃至社会性最深层的自然凝结。正如《人类的没落》中所说的：智慧乃＂感＂，意志乃＂应＂，自由就是＂感应＂的实现形态。＂感应属性增益＂则＂自由动量扩张＂，＂生存效价递弱＂则＂自由意志递强＂，无论从哪个角度审视，＂自由＂都是沉淀在人性乃至动物天性中的基层禀赋，且永远升华不止。换言之，自由度的代偿性增高是一种必然，其意义在于更充分地调动人性深层潜涵的全部属性与能力，借以维系递弱化之存续。因此越原始、越稳定的社会，压抑性越强，越进化、越失稳的社会，自由度越高。
　　这就说明了为什么生物自由会在社会结构中得到发扬，这与机械论中局部自由度与整体结构度成反比不同。
　　也就是说，生物个体的自由或能动性是个体残化程度的表达，越自由表明越残化，而社会结构是对生物个体残化的代偿，故二者成正比：生物个体自由度越高，社会结构度越高。所以无结构的原始初级社会匹配单细胞生物动趋式的低自由度，弱结构的中级社会匹配多细胞生物的中度体智自由，强结构的晚级人类社会匹配人类最高代偿度的精神自由和类体质运动自由。生物社会作为更高层级的代偿必然囊括生物个体为一体，使得生物性自由和社会性自由也成为一体。另外，生物体智自由和生物社会结构也成为一体，即社会结构的分化耦合正是通过生物个体的分化耦合来实现的，二者归根到底是一回事。所以，人类晚级社会的智质代偿把对人的依附转化为对人造物或财产的依附，呈现为＂自由化、宽松化以及外显的柔和化＂的良性假象；但类体质（即人造物）分化的前提是智质分化，智质分化通过类体质（即人造物）分化主导社会结构呈现为实质上的＂密构化、脆弱化以及含蓄的暴烈化＂，这才是对人类整体及个体实质性的伤害。但二者归根到底属一回事，因为＂密构化、脆弱化以及含蓄的暴烈化＂的社会实体结构，正是通过个体精神感觉上的＂自由化、宽松化以及外显柔和化＂的方式实现的，且非此不能实现。所以，所谓个人的自由意识，以及社会意志，归根到底都是自然意志的表达，向着自然衍存的既定方向演进。也就是说，我们拥有的越来越多是自由都是社会分科分工日益繁化后横向定位依存需要的自由；而在纵向上，我们对于我们能拥有什么样的自由其实是无可选择的。每个横向纵向交织的瞬间汇合成我们的一生。所以，这一生，每个当下，我们有横向上可以做主的部分，也有纵向上我们无能为力的部分。而整个人类社会也在对自由的追逐中完成了社会的代偿升级乃至自然的分化发展。
　　斐多菲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首诗正表达了生物社会代偿升级的过程或自由化的代偿顺序：原始单细胞生物的生命能动性极低，但相对于无机物已经万分难得和可贵了（即生命可贵），和后衍的生物及生物社会相比是最圆满的存在，缔造的是存在度最高的同质结构的初级社会；性分裂下多细胞生物，通过性耦合（即爱情）缔造低结构的亲缘性中级生物社会，故爱情价高，因为无爱情则无繁衍无社会的延续；智质分化作为最高的代偿形式，以最高的能动性自由实现了高度结构化的晚级人类社会，无自由则无人类文明社会，故为了自由，生命和爱情皆可抛。所以，自从人进化出自我意识以来，对自由的要求越来越高，其自由意志越来越强烈，这正是人类个体在繁化的社会整体结构中定位依存越来越难的横向依存需要，这是自由的根本意义。
　　（十一）马尔库塞道说的＂不自由＂道出了社会对个体的决定作用，但要突破资本主义的困境，必须有新文化的引领。
　　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社会智质性状分化耦合的产物，随着智质性状的极致分化，粗疏的阶级（资产阶级和个人阶级）也被消解为更多层级，社会环境引导着人群的价值倾向、意志倾向、消费倾向等。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异化（即人造物反过来驭使人的辛苦劳作）也是社会分化的产物。马克思说，劳动是人的本质特征，这其实是有问题的，＂劳动创造了人＂、＂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而且是劳动的产物＂是已经被证明错误的拉马克＂获得性遗传学说＂的翻版。因为生物后天获得的性状并不改变基因序列，如运动员练出了最发达的肌肉不可能通过基因遗传给孩子，数学家的后天认知也不可能通过基因遗传给孩子，孩子要想实现和父辈一样的成就，也需要进行后天的训练和学习。劳动之所以成为人的第一需要，是因为每个人作为社会人需要通过劳动在社会上实现自我的依存定位，也就是实现自我价值。它具体落实在你从事的职业或社会活动上。但同时，智质性状分化耦合导出的资本主义商品社会逐步把一切都转化成了商品，包括人的体力和智力。于是，有些个体为生活所迫，以自己不喜欢的方式从事着自己不喜欢的职业，这就是对人的＂异化＂。 马尔库塞因此把资本主义社会视为＂单向度＂的社会，把生活在这种体制中的人，视为丧失了真正自由的＂单面人＂，都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日益复杂、整体和个体求存日益艰难的现象层面的表达。
　　因为文化的遮蔽效应，资本主义要实现自我革命是很难的。在必然的全球化趋势下，文化融合导出的全球性新文化才是引领未来的逻辑路标。《物演通论》正是这种新文化的基础理论奠基，其全新的宇宙观、世界观、价值观才能消解当下人类认知状态下的普遍茫然。
　　（十二）囿于思境的局限，罗尔斯、诺齐克、德沃金等西方对＂平等＂的讨论都是现象层面的浮浅讨论，甚至太过于具体，远未在本质上理解社会作为结构存在的必然不平等和一切平等的表象。
　　罗尔斯是自由主义中的左派。他追求的平等是分配上的平等，至少也要对底层人民糟糕的生存处境有所改善。这种提法是资本主义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导致社会越来越不稳定的情况下的必然。否则，贫富分化到一定程度，社会结构就该崩溃了，这就好比占体重1—2%的中枢神经器官虽然享有不公平的20%左右的血循环供氧量，但如果超过这个比例太多，身体结构失去特定的平衡，也会崩溃的。资本主义早期，是创造财富的阶段，贫富分化不严重，到资本主义中后期，资本家用资本创造财富的速度比出卖体力、智力的都高得多，贫富分化必然加剧，社会动荡也必然加剧。由此，才会引出＂平等＂的社会需求，亦即＂社会平等＂。
　　罗尔斯提出在＂无知之幕＂后面以＂原初位置＂签订社会契约。所谓＂原初位置＂就是一个人作为生物人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除了性别差异，人在体质上几乎是相同的，也就是说，虽然每个人的基因各不相同，但先天体质性状的整体差异是不大的。不象蜜蜂，天然的生理结构就决定了各自是做工蜂、雄蜂还是蜂王（蚂蚁也一样），无需自由去抉择，也不会感到不平等、不公平。但每个人都不是纯粹的＂生物人＂，甚至从出生开始就是社会人，由社会背景和家庭背景乃至求学等个人经历共同塑就。显而易见，每个人家庭环境的不同，就决定了成长环境的差异。所以，平等，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一个战乱国家、贫困家庭的孩子怎么可能和一个强国、富裕家庭的孩子平等，就算同一个国家法律上每个人的社会权利平等，但家庭环境的差异造就的能拥有的社会资源的差异永远存在。
　　诺齐克是自由主义的右派。他提出＂最小国家理论＂， 指出无需关注社会分配，只保障人最基本的权利即可，也就是倡导绝对的自由。这其实就是在鼓励竞争，最后的结果就是整个社会的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现阶段，一人财富可抵六国年财政收入，据联合国下属的一个研究机构调查统计，500首富抵4亿穷人的财富总量；2%的人拥有世界50%的财富；另有50%的人仅拥有世界1%的财富。这种状况只会继续加剧，并通过＂全球化＂进程而在国与国之间蔓延。它必将导致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愈发动荡。所以，诺齐克的理念无助于解决任何社会问题，反而会火上浇油。
　　德沃金认为要平等的尊重和关怀每个人，给予每个人平等的待遇，但不能选择的处境造成的需求，和个人自愿选择的偏好造成的需求，不能混为一谈。社会应该满足于前者，而不管后者。但对不能选择的处境造成的需求和个人自愿选择的偏好造成的需求其实并不好分，如一个人爱读书成了近视眼，爱读书是个人的自愿选择，近视眼是不能选择的处境。再说，一个人生存的必需品都是处境造成的需求，国家应该保底每个人的基础需求吗？有钱的国家可以实行高福利，能做到；没有钱的国家呢？福利导致国家负担加重越来越无法负担呢？在法律上规定社会权利人人平等是容易的，但在资本主义的资本逻辑下，每个人占有社会资源的差距肯定是越来越大的。所以，德沃金的理念并不解决根本问题。
　　真正理解＂平等＂和真正理解＂自由＂一样，需要终极背景下的大思境。（注：以下内容基本上是我对《物演通论》第一百六十九章＂平等＂专题的注释内容，是《物演通论》对＂平等＂的解读，虽然难免专业术语，但多读两遍应该能懂）
　　《物演通论》第一百六十九章＂平等＂专题给＂平等＂下的定义是＂平等乃‘反社会倾向’的典型表达，它所显现的不外是体质性状相对同质态对智质性状绝对异质化的深刻抵制和因势复苏＂。这里的＂体质性状＂指生物生理性状外化在生物体质层面上的求存能力与行为禀赋。它是生物中级社会的物质分化基础，只能通过基因突变的积累和物种变异的演动，来实现生物社会形态的缓慢变构，由此注定了该型社会的较低结构度与较高稳定度。这里的＂智质性状＂指生物生理性状外化在生物智质层面上的求存能力与行为禀赋。它是生物晚级社会的物质分化基础，其外化性状表现就是将生物智能发挥并物化为工具体系（含语言、文字、货币等符号系统），由于一切工具实质上就是体质性状的延伸，因此亦可称其为＂类体质性状＂。智质性状的变构分化速度显然与体质性状不可同日而语，它就体现为人类的思想变化或逻辑变革，由此注定了晚级社会的极高结构度与极低稳定度。
　　《物演通论》论述原始社会的无组织状态时指出：生命在其问世之初，从＂骨子＂里就带有一种深刻的反社会倾向，这一倾向先是通过同质化的生物性状构成来消解生物社会构成的结构内涵，从而使巨大的社会实存在其最初诞生的时候几乎找不到自身的踪影。而后，随着生命的性状分化将其潜在的残弱素性展现开来，反映出代偿功能的社会结构才逐渐显形，虽然如此，那种生命中深在的反社会倾向仍然被遗传下来，转换了各种方式继续顽强地表达着自己──实际上，所谓＂反社会倾向＂所表达的，乃是自然物演进程为了阻滞自身存在度的流失所采取的种种保守措施之一。
　　进一步具体来说，反社会倾向在各个演化层级上的表达为：1、在亚结构的原始单细胞初级社会，表达为单细胞个体的无差异和社会结构的同质化，这是生物社会最平等的阶段，因为其平等在体质上和社会关系上都充分表达，是谓＂生物平等＂。2、在低结构的生物中级社会，为了消解体外社会结构化的致弱，同物种的社会成员之间只有性分裂导致的两性差异，也就是说，主流的体质分化主导的社会分化到了两性分化就无以继续，只能以物种变异的方式延续生物进化，即只能徐缓渐进的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生物到高级生物；但也有如膜翅目这样体质分化程度相对较高的例外，但毕竟是少数的非主流，只能成为没有前途的侧枝盲端。这就是体质分化中反社会化倾向的表达。3、在高结构的人类晚级社会，智质分化接续体质分化，但人类的文化中，一方面主流文化是建构文化，一方面反社会倾向的解构文化始终存在，如西方的犬儒主义、东方印度的佛教、中国的道家如老庄、杨朱和列子等。当然，因为结构化是社会递弱发展的必然，故解构都是无效的，且在解构之后的下一次建构中，社会的结构化会更加致密。
　　＂反社会倾向＂和＂社会化倾向＂一如基因的遗传和变异、文化的保守与创新，都是求存的天然素质。＂反社会倾向＂一如基因的遗传、文化的保守，是其维护主体原有存在度的素质；＂社会化倾向＂一如基因的变异、文化的创新，是其无法维护主体原有存在度的不得已的代偿。故，智质代偿是中级社会体质代偿无法继续维系的产物，而任何分化行为（即基因的变异、文化的创新及＂社会化倾向＂）的目的都是试图维系分化前的衍存状态本身而不可得的一个结果，换句话说，一切代偿举措都不过是为了回溯高存在度的原状而不可得的一场徒劳。既然无论如何都无法维系住原状，那＂反社会倾向＂的努力同样是一场徒劳，而且，因为一切后衍存在都以前衍存在为基础，所以当我们追求所谓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