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沫与余永泽的原型张中行（三）

　　杨沫与余永泽的原型张中行（三）
　　——摘编于《文史春秋》2008年第2期
　　不久，张中行又恢复了对杨沫炽热的爱。其实，他还真对杨沫有感情，毕竟她年轻有活力、长得模样周正，又有文化，他农村出身的妻子自然相形见绌。至于不想要孩子，其中有他自己不同的观念和想法，有他难言的苦衷。
　　杨沫虽然埋怨他，却还是深深地爱着他，就原谅了他。从此，即1932年下半年，两人在沙滩的小公寓里开始同居。
　　杨沫给张中行做饭、洗衣、缝缝补补，过着失学失业、半饥半饱的生活。但是，受过文化教育的杨沫并不甘心做一个全职太太整天窝在家里。
　　据张中行在他的《流年碎影》一书中回忆说：杨沫＂读了不少新文学作品，并想写作。又为了表示心清志大，把有世俗气的学名‘成业’扔掉，先改为‘君茉’，嫌有脂粉气，又改为‘君默’，以期宁静而致远。＂
　　那个时候，张中行还只是求学的一介书生，杨沫又没有工作，这个小家庭得完全仰仗张中行一个人的生活费来勉强度日。因此，他们的日子清苦得很。
　　一天上午，白杨来看杨沫。小夫妻俩的屋子里特别寒冷，窗台上的水杯里都结了冰碴。已经是10点多了，却还没有生火取暖。屋里没装烟筒，仅有的一个做饭用的小煤球炉还是一副奄奄一息的样子。人在屋里不敢脱衣服，还冻得哆哆嗦嗦。
　　白杨一脸惊诧和同情地问：＂这样冷，你们怎么能住？＂
　　杨沫说：＂每天上午10来点钟生火做饭，到下午吃完晚饭灭火，烧了七八个钟头，屋里挺暖和的。晚上进了被窝，有厚被子，再怎么冷也不怕。＂
　　白杨还发现饭柜里除了一点咸菜外，什么吃的也没有。又问：＂你吃些什么菜呢？＂
　　杨沫说：＂每天有肉有菜。＂
　　白杨说：＂大姐，你别开玩笑了。＂
　　杨沫说：＂每天买一毛钱的猪肉，再加上半棵白菜，这不是有肉有菜了吗？＂
　　杨沫的生活如此清贫，着实令白杨大吃了一惊。好在她随后知道姐姐的精神生活还是很丰富充实的，这才稍稍放下些心来。
　　张中行一肚子学问，精通古书，他隔三差五地给杨沫写诗词，让杨沫感受到了一种高雅的情趣，这样多少弥补了房子寒冷和吃不上肉的缺憾。
　　譬如，有这么一首张中行写给杨沫的诗：＂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闺阁，杨花飘荡落南家。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秋去春还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窝里。＂
　　含蓄地抒发了他对杨沫的一片痴情。在这段时间内，这种爱让童年不幸的杨沫感到了莫大的满足与愉快。
　　杨沫与张中行日复一日过着琐碎平淡的北京小市民的普通生活。直到1933年的除夕夜，她的人生忽然间有了一个大的转折。
　　1933年春节前夕，张中行一人回到香河与父母团圆去了，留下杨沫一人在京。除夕这天，白杨邀请杨沫去她那儿欢聚。
　　杨沫来到白杨在宣武门的住处后，见到了一批进步青年，如后来的新四军文艺干部许晴，《解放军文艺》总编辑、老共产党员宋之的，云南省文联主席、党组书记陆万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主任、老党员邸力等等。
　　正是这次偶然的见面，改变了杨沫的一生。这些人大都是左联领导的共产党外围组织之一苞莉苞剧社的成员。
　　他们聚在一起，关心国家大事，对现实不满。畅谈当前民族的危机，救国救民的道路，当局的反动腐败，共产党的主张等等，而不是谈论什么吃喝玩乐、男欢女爱、穿着打扮、文物古籍和赚钱发财之类。
　　他们在一宿的玩乐与闲聊中，有说有笑，手舞足蹈，喜怒哀乐尽情表现，充满着青春的朝气。
　　杨沫置身其中，大受感染，耳目一新。她觉得他们与张中行完全不同，自己与他们更能谈得来。
　　闲谈中，有人给杨沫推荐了几本进步书籍。聚会后的第二天，陆万美还给杨沫送去了一本《怎样研究马克思主义》。
　　与这些进步青年一接触，杨沫就被他们迷住了。他们个个都那么有思想、有理想，忧国忧民，不畏强权，不怕坐牢，好像有一股清新的风向她迎面吹来。
　　而回到家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自己的家是那么阴暗冰冷。张中行整天埋头钻研于线装书堆中，两耳不闻天下事。
　　＂九·一八＂事变后爱国知识分子普遍感到国家危亡在即，但是，张中行却无动于衷，依然仅专注于自己的学问，对时局安危漠不关心，称得上一个十足的书虫。
　　杨沫就有所不同了，她在家里贪婪地读着那些进步书籍，对共产党、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等有了最初的感性认识。
　　也正是她找不到工作、穷苦寂寞和渴望革命的现状，使她极其容易地接受了这些革命道理。
　　更何况，在那些新朋友的介绍下，她还陆续阅读了高尔基的《母亲》、法捷耶夫的《毁灭》和绥拉菲莫维支的《铁流》。
　　她后来说：＂这几本书对我影响最大并促使我走上了革命道路。＂
　　接受了新思想、新朋友熏陶的杨沫感觉与张中行的差异越来越大。他是个学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重研究轻实践，重东方轻西方。
　　他崇拜胡适，喜欢研究具体的问题，而不喜欢谈主义。杨沫接触了马列主义新学说后，觉得很时新和现代，特别好奇和神往。而张中行却看不惯，认为是西方来的，背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他对国民党不满，但对共产党也敬而远之，总是醉心于中国古文古籍的研究，反对杨沫参加过多的社会活动。他只想杨沫本分老实地做一个纯粹的贤妻良母。
　　他虽也是个青年，却少激情，安于现状，循规蹈矩，一门心思读书与过小日子。
　　然而，杨沫却是那种不甘平庸、渴望动荡、渴望干出一番事业的女性。她有激情，爱幻想，看了革命的书就想参加革命，正如童年看了武侠小说就想当侠客一样。